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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卡明斯基是一位证件伪造者，可他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造假证者”。“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阿道夫·卡明斯基利用其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14000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卡明斯基每救一次人，都是在触犯法律，在“法定时效”面前，哪怕他曾拯救上万个人的性命，也会为可能被送进监狱这一后果而提心吊胆。
因此，阿道夫·卡明斯基将这个秘密保守了30余载，直至其78岁时，秘密才被公开。阿道夫·卡明斯基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口述给女儿萨拉·卡明斯基，并由后者整理、集结成《隐身大师》这本书。
《隐身大师》一经出版，即受到了高度评价。《世界报》称：“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点亮了抵抗运动最炽烈的光芒。”《图书馆杂志》表示：“作者用迷人的语言描绘了一名出色的证件伪造者的秘密生活。”同时，本书还成为法国《ELLE》杂志读者选书，并入选《华尔街日报》十大非虚构好书。由《纽约时报》改编的纪录片也夺得了当年艾美奖。
近日，《隐身大师》中文版终于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阿道夫·卡明斯基如今已94岁高龄，早年间艰苦的地下工作已经恍若隔世.而这段传奇经历所传递的积极的引导力量，依旧在人们的心中熠熠生辉。
“二战”时期拯救了14000多名犹太人
阿道夫·卡明斯基，1 925年10月1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是俄裔，全家人在30年代搬到法国定居。阿道夫只有小学学历，由于家庭贫困，他14岁就去染洗店做学徒，并在那里爱上了染色化学。15岁时，母亲被杀害，阿道夫全身心投入到化学中去，这是他排解悲伤的唯一方式。每天他都有一堆问题问老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更是热衷于做化学实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墨水脱色。
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讲述说，父亲伪造证件纯粹是无心之举，因为阿道夫家人是犹太人，所以遭到追捕，被带往德兰西集中营，多亏有阿根延证件，他们才得以离开集中营。但是逃离了集中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安全了，因为他们的证件上还盖着“犹太人”的章。
为了让家人安全，萨拉·卡明斯基说：“我祖父决定弄到假证件，我父亲一直被教导要做守法公民，从没想过办假证件这回事。但为了家人，我父亲去见了一个来自抵抗军的人，那时文件是硬皮的、手写的信息，上面还要填写职业，他让人家把他的职业写上‘染匠’，突然那个抵抗军的人问他‘你是染匠，那你知道怎么去掉墨迹吗？’父亲说当然知道。那个人就告诉我父亲，抵抗军正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去除一种‘不可磨灭’的墨迹，即‘威迪文’蓝墨水。”
阿道夫·卡明斯基给出的建议是用乳酸，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对方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雇佣了阿道夫，萨拉说：“实际上我父亲自己都不知道，他当时发明了如今在每个学生笔盒里都能找到的所谓的‘涂改液’。”
阿道夫·卡明斯基虽然是实验室里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很快就成为“技术主力”，他安置印刷机，开始修照片，做橡胶印章，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还用一个自行车车轮和其他材料造出离心分离机。
从此，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還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阿道夫·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为这份“事业”奋斗着。有一次他们接到一项紧急任务，需要他们在三天之内，为300个孩子赶制900多个证件。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时间紧迫—“我每睡一小时，就有30人丧命。”为此，他几乎不眠不休，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甚至累得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最终，阿道夫·卡明斯基在“二战”时期拯救了14000多名犹太人，使众多犹太家庭免于承受那段历史时期的残酷黑暗。
做假证无偿服务，金钱和感情都牺牲很多
在“二战”结束以后，阿道夫·卡明斯基“造假证”的事业还在继续，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以色列还未建国时，父亲曾伪造文件帮助集中营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伪造文件：他还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伪造文件。他的“服务区域”还有拉丁美洲、欧洲等。“越战期间，我父亲甚至为美国逃兵伪造文件，因为他们不想对越南人使用暴力。1968年‘五月风暴’时，父亲看到了游行，但他根本没时间理会，因为他要为15个国家服务。”直到1971年，阿道夫·卡明斯基才结束了制作假证的生涯。
萨拉表示，父亲从17岁起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也是这40多年来他赝造文件的根源：“为此，他付出了很多代价，首先是经济上的牺牲。他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造假，一生都穷困不堪。”
除了经济上的牺牲，还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阿道夫无法带着秘密与妻子一起生活，无法向家人解释每晚自己在忙些什么。萨拉说为了写这本书，她曾去询问同父异母的姐姐，问她是如何看待父亲的，“姐姐说父亲总是告诉他们周日会带他们去散步，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地等他，但他几乎从来不出现，父亲说会给他们打电话，但他没有。后来他不回家了，再也不出现了，他们想也许父亲已经死了，我的哥哥姐姐以为他们被父亲抛弃，成了孤儿。
萨拉说，小时候自己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个普通平凡的摄影师，总是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从没透露过他过去的事”。
萨拉回忆说，高中一次考试，她考得非常差，发挥失常，不想让父母知道，就尝试着伪造父母的签名，结果被母亲发现了，母亲生气地大声斥责她，父亲下班后，萨拉提心吊胆地等着再被父亲痛斥一顿。“没想到，他看着我开始大笑，笑得停不下来，手里还拿着我的作业，”萨拉说，“他说：‘萨拉，你还不够努力，没发现你签得太小了吗？你该伪造一个更像的。”’ 还有一次，萨拉在整理他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时，看到了一封感谢信，那封信对父亲在1945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哇，我父亲居然是特I？像007那样的吗？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不过他没回答。”
后来，萨拉知道父亲参加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仍是小女孩的她，还以为父亲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起枪的样子”。
萨拉做了母亲后，觉得是时候把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了，她说：“父亲已不再年轻，即将迎来他78岁生日，而我24岁，刚有了儿子阿莱克，所有这一切触动了我，我意识到，父亲不会长生不老，阿莱克会有机会了解他的外公吗？我突然非常害怕，害怕父亲离开，把他的秘密带走。”
在阿莱克咿呀学语时，一天，萨拉问父亲，自己能否给他写本书，阿道夫答应了，在保持沉默了30多年后，阿道夫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女儿。阿道夫·卡明斯基之所以缄默30余载，与他当年的身份、处境不无关系，毕竟他是一位证件伪造者。萨拉说：“他为了这份‘事业’甘冒坐牢的风险，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这也是父亲直到那么多年后才同意公开自己秘密的原因。”
打开录音机，父亲会紧张
经过两年的调查，在采访了20多人之后，萨拉终于可以倾听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亲自讲述故事了：“采访这个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我要挖掘寓意，解读他的沉默，察觉他波澜不惊的叙述里所暗含的情绪，传递出那些他没有明说的事情，找出我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系列奇闻逸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偶尔，我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选择：他作为证件伪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政治的热情，他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的费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充满正义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萨拉与父亲阿道夫约定每周二和周四下午见面，萨拉提醒父亲需要回答她的每个问题，哪怕为此唤醒一些痛苦的记忆，父亲同意了。但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一场灾难，萨拉说她带了一个录音机，“一打开，父親的声音突然变了，犹豫、迟疑，有时几乎听不清，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或者用简单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来回答，以至于到了最后，我没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
第二次见面时，萨拉决定不开录音机，结果奇迹般地，父亲打开了话匣子，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录音机这个看似平凡无奇，丝毫没有攻击性的小物件，却在不经意间暗示父亲这是一场警方审讯。放弃录音机后，我买来几个上学时用的本子，在一整年的采访时间里，都用它来写聊天记录，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我们的关系也从父女变成了知心密友。”
阿道夫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他给女儿讲述说，一次他坐在巴黎的地铁里，皮包里装着空白的身份证件和工具，当警察进行检查并询问他包里装着什么时，他能做的就是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尽量保持镇静：“一些三明治，你想要一个吗？”幸运的是，这位警察没有进一步检查。
阿道夫说：“我不能接受一些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优越，认为其他人是低劣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与他们的肤色、民族和宗教信仰无关。我很幸运帮助过很多人，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很难想象自己能生存下去。”
在了解父亲的故事前，萨拉眼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帮助那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年轻人恢复正常生活，给他们找工作，教他们摄影。而在为父亲写书的过程中，萨拉说父亲不只是父亲，也是让她尊重的密友：“我小时候，朋友们的爸爸都会给他们讲格林童话，我父亲却给我讲低调的英雄，他们怀有坚定理想，创造出奇迹，那些英雄不需要军队，也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们，除了少数有信仰和勇气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哄我睡觉时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我问他牺牲了这么多，是否后悔过，他说不，他说他无法对非正义行为视而不见，他曾受过迫害，但他仍然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不需要赝造者，他现在仍如此期望。”
因此，阿道夫·卡明斯基将这个秘密保守了30余载，直至其78岁时，秘密才被公开。阿道夫·卡明斯基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口述给女儿萨拉·卡明斯基，并由后者整理、集结成《隐身大师》这本书。
《隐身大师》一经出版，即受到了高度评价。《世界报》称：“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点亮了抵抗运动最炽烈的光芒。”《图书馆杂志》表示：“作者用迷人的语言描绘了一名出色的证件伪造者的秘密生活。”同时，本书还成为法国《ELLE》杂志读者选书，并入选《华尔街日报》十大非虚构好书。由《纽约时报》改编的纪录片也夺得了当年艾美奖。
近日，《隐身大师》中文版终于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阿道夫·卡明斯基如今已94岁高龄，早年间艰苦的地下工作已经恍若隔世.而这段传奇经历所传递的积极的引导力量，依旧在人们的心中熠熠生辉。
“二战”时期拯救了14000多名犹太人
阿道夫·卡明斯基，1 925年10月1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是俄裔，全家人在30年代搬到法国定居。阿道夫只有小学学历，由于家庭贫困，他14岁就去染洗店做学徒，并在那里爱上了染色化学。15岁时，母亲被杀害，阿道夫全身心投入到化学中去，这是他排解悲伤的唯一方式。每天他都有一堆问题问老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更是热衷于做化学实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墨水脱色。
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讲述说，父亲伪造证件纯粹是无心之举，因为阿道夫家人是犹太人，所以遭到追捕，被带往德兰西集中营，多亏有阿根延证件，他们才得以离开集中营。但是逃离了集中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安全了，因为他们的证件上还盖着“犹太人”的章。
为了让家人安全，萨拉·卡明斯基说：“我祖父决定弄到假证件，我父亲一直被教导要做守法公民，从没想过办假证件这回事。但为了家人，我父亲去见了一个来自抵抗军的人，那时文件是硬皮的、手写的信息，上面还要填写职业，他让人家把他的职业写上‘染匠’，突然那个抵抗军的人问他‘你是染匠，那你知道怎么去掉墨迹吗？’父亲说当然知道。那个人就告诉我父亲，抵抗军正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去除一种‘不可磨灭’的墨迹，即‘威迪文’蓝墨水。”
阿道夫·卡明斯基给出的建议是用乳酸，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对方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雇佣了阿道夫，萨拉说：“实际上我父亲自己都不知道，他当时发明了如今在每个学生笔盒里都能找到的所谓的‘涂改液’。”
阿道夫·卡明斯基虽然是实验室里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很快就成为“技术主力”，他安置印刷机，开始修照片，做橡胶印章，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还用一个自行车车轮和其他材料造出离心分离机。
从此，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還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阿道夫·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为这份“事业”奋斗着。有一次他们接到一项紧急任务，需要他们在三天之内，为300个孩子赶制900多个证件。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时间紧迫—“我每睡一小时，就有30人丧命。”为此，他几乎不眠不休，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甚至累得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最终，阿道夫·卡明斯基在“二战”时期拯救了14000多名犹太人，使众多犹太家庭免于承受那段历史时期的残酷黑暗。
做假证无偿服务，金钱和感情都牺牲很多
在“二战”结束以后，阿道夫·卡明斯基“造假证”的事业还在继续，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以色列还未建国时，父亲曾伪造文件帮助集中营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伪造文件：他还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伪造文件。他的“服务区域”还有拉丁美洲、欧洲等。“越战期间，我父亲甚至为美国逃兵伪造文件，因为他们不想对越南人使用暴力。1968年‘五月风暴’时，父亲看到了游行，但他根本没时间理会，因为他要为15个国家服务。”直到1971年，阿道夫·卡明斯基才结束了制作假证的生涯。
萨拉表示，父亲从17岁起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也是这40多年来他赝造文件的根源：“为此，他付出了很多代价，首先是经济上的牺牲。他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造假，一生都穷困不堪。”
除了经济上的牺牲，还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阿道夫无法带着秘密与妻子一起生活，无法向家人解释每晚自己在忙些什么。萨拉说为了写这本书，她曾去询问同父异母的姐姐，问她是如何看待父亲的，“姐姐说父亲总是告诉他们周日会带他们去散步，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地等他，但他几乎从来不出现，父亲说会给他们打电话，但他没有。后来他不回家了，再也不出现了，他们想也许父亲已经死了，我的哥哥姐姐以为他们被父亲抛弃，成了孤儿。
萨拉说，小时候自己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个普通平凡的摄影师，总是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从没透露过他过去的事”。
萨拉回忆说，高中一次考试，她考得非常差，发挥失常，不想让父母知道，就尝试着伪造父母的签名，结果被母亲发现了，母亲生气地大声斥责她，父亲下班后，萨拉提心吊胆地等着再被父亲痛斥一顿。“没想到，他看着我开始大笑，笑得停不下来，手里还拿着我的作业，”萨拉说，“他说：‘萨拉，你还不够努力，没发现你签得太小了吗？你该伪造一个更像的。”’ 还有一次，萨拉在整理他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时，看到了一封感谢信，那封信对父亲在1945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哇，我父亲居然是特I？像007那样的吗？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不过他没回答。”
后来，萨拉知道父亲参加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仍是小女孩的她，还以为父亲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起枪的样子”。
萨拉做了母亲后，觉得是时候把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了，她说：“父亲已不再年轻，即将迎来他78岁生日，而我24岁，刚有了儿子阿莱克，所有这一切触动了我，我意识到，父亲不会长生不老，阿莱克会有机会了解他的外公吗？我突然非常害怕，害怕父亲离开，把他的秘密带走。”
在阿莱克咿呀学语时，一天，萨拉问父亲，自己能否给他写本书，阿道夫答应了，在保持沉默了30多年后，阿道夫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女儿。阿道夫·卡明斯基之所以缄默30余载，与他当年的身份、处境不无关系，毕竟他是一位证件伪造者。萨拉说：“他为了这份‘事业’甘冒坐牢的风险，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这也是父亲直到那么多年后才同意公开自己秘密的原因。”
打开录音机，父亲会紧张
经过两年的调查，在采访了20多人之后，萨拉终于可以倾听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亲自讲述故事了：“采访这个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我要挖掘寓意，解读他的沉默，察觉他波澜不惊的叙述里所暗含的情绪，传递出那些他没有明说的事情，找出我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系列奇闻逸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偶尔，我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选择：他作为证件伪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政治的热情，他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的费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充满正义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萨拉与父亲阿道夫约定每周二和周四下午见面，萨拉提醒父亲需要回答她的每个问题，哪怕为此唤醒一些痛苦的记忆，父亲同意了。但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一场灾难，萨拉说她带了一个录音机，“一打开，父親的声音突然变了，犹豫、迟疑，有时几乎听不清，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或者用简单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来回答，以至于到了最后，我没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
第二次见面时，萨拉决定不开录音机，结果奇迹般地，父亲打开了话匣子，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录音机这个看似平凡无奇，丝毫没有攻击性的小物件，却在不经意间暗示父亲这是一场警方审讯。放弃录音机后，我买来几个上学时用的本子，在一整年的采访时间里，都用它来写聊天记录，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我们的关系也从父女变成了知心密友。”
阿道夫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他给女儿讲述说，一次他坐在巴黎的地铁里，皮包里装着空白的身份证件和工具，当警察进行检查并询问他包里装着什么时，他能做的就是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尽量保持镇静：“一些三明治，你想要一个吗？”幸运的是，这位警察没有进一步检查。
阿道夫说：“我不能接受一些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优越，认为其他人是低劣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与他们的肤色、民族和宗教信仰无关。我很幸运帮助过很多人，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很难想象自己能生存下去。”
在了解父亲的故事前，萨拉眼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帮助那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年轻人恢复正常生活，给他们找工作，教他们摄影。而在为父亲写书的过程中，萨拉说父亲不只是父亲，也是让她尊重的密友：“我小时候，朋友们的爸爸都会给他们讲格林童话，我父亲却给我讲低调的英雄，他们怀有坚定理想，创造出奇迹，那些英雄不需要军队，也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们，除了少数有信仰和勇气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哄我睡觉时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我问他牺牲了这么多，是否后悔过，他说不，他说他无法对非正义行为视而不见，他曾受过迫害，但他仍然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不需要赝造者，他现在仍如此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