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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来了！截至2月26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公布了自己的5G试点城市，合计有13座城市。2月23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了《2018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拟支持项目名单》。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端，沃达丰和来自中国的华为宣布，两公司在西班牙合作采用非独立的3GPP 5G新无线标准和Sub6 GHz频段完成了全球首个5G通话测试。
无疑，中国人在5G时代，走在了前列。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主要通信工具还是纸和笔。家人分居两地者，或者孩子在外求学、知青下乡未归的，往往通过书信来联络。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已普及家庭电话，更是早在工业革命以后就普及了机械打字机——很少有人手写长文了。
40年沧桑巨变，如今的中国人民已经追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大众的通信水平——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2017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净增9555万户，总数达14.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02.5部/百人。
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 
BP机销售现场。
率先进入5G时代，则表明，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引领世界通信潮流。
“那时候的语文教学，大约在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教孩子们怎么写信。”退休语文教师李斌回忆1980年代的小学课堂时，如是说，“一封家书，怎么写称呼，怎么写问候语，正文格式是什么，怎么写祝颂语，这些都要教。同时，还得教孩子们写信封，包括横排写法和竖排写法。”
“我是知青子女。那时候，我的父母在安徽。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个月我都要给爸爸妈妈写两封信，他们也会回信。”李斌的学生王女士说。如今，王女士自己的小孩正读初中，平时除了学校上课时间外，娘儿俩都用微信沟通。王女士并没有忘记已到古稀之年的李老师当年所授。
“李老师除了教我们写信，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教我们写电报。”王女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李斌当年告诉学生们：学好语文好处多。譬如拍电报的时候，能用最简练的词汇表达意思。
流传甚广的一则电报佳话则要追溯到民国时期。所谓“一封半字电报”。1988年，张允和写了《我的妹夫——沈从文》，发表在《文汇报》。文中回忆1933年张兆和给她看沈从文的信，信中请张允和为沈从文向张家父母提亲，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允和得到父母应允，用电报一语双关地只回了个“允”，既代表她的名字，也代表张家对这桩婚事表示同意。
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沈从文、张家姐妹那般的才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普通电报的定价长期保持一个字3分半钱，到1983年邮电部核定批准涨价为一个字7分钱。而那时邮寄一封平信，本埠4分钱、外埠8分钱。换言之，拍电报一个字的价钱，可以寄一封信。平常人家，没事时候没人会去拍电报。但逢着家里有急事，或者大喜事之类，需要尽快通知到的，则必然拍电报。送电报的会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开到家门口，加急电报的话，哪怕是大半夜也会及时送达。这一点，就比当时所有通信手段都来得快一些。毕竟，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便是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家庭电话普及率都很低，而传呼电话又不可能24小时有人值守，更何况当时的长途电话费比电报费用更贵。
左手BP机，右手大哥大。
比起电报、电话来，书信更寻常可见。上影厂出品的电影《邮缘》于1984年1月上映。由当时的青春偶像演员郭凯敏、陈燕华出演一对恋人。郭凯敏饰演的青工周大森因集邮结识了邮递员周芹。周芹和大森通过集邮渐渐把心连在一起。因为反响不错，桑弧导演还为之拍摄了续集，这就是1986年上映的《女局长的男朋友》，讲述的是周芹升职为邮政支局局长后，周大森与之的种种误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1950年代传唱起来的《草原之夜》又一次走红，歌词中的“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遞员来传情……”恰恰点明了邮递员这一工作在当年的重要意义。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是中国古人在缺乏纸笔的情况下产生的无奈。而鱼雁传书，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古代中国在通信手段上的领先世界。在西方世界依靠羊皮纸记录文献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使用植物纤维所制纸张写信。所谓“鱼雁传书”并非真的把书信托付给游鱼和大雁。中国早在汉代就建立了邮驿制度，只不过主要是官方通信罢了。
改革开放以后，千年纸笔未曾消失。特别是1990年代初，许多地方的少男少女流行交笔友，成为一时风景。
从定期寄送家书，到笔友通信、互相寄送新年贺卡等，加之经济搞活，各种公司间公函往来，使得邮电局业务在改革开放后空前繁忙起来。
在邮政业务逐年走高的时候，一股安装家庭电话的热潮也在大城市蜂拥而起。1990年代初，家庭安装电话简直是贵族的象征。电话初装费从两三千元到四五千元，甚至有人花六七千元装一部固定电话。在万元户还算稀奇的1990年代初，这笔钱确实不是大多数家庭消费得起的。然而，那时候，即便有消费能力，也未必能装上电话。比如有的老式里弄，电话线配额不足，有钱也无法安装。有的人家虽然住在六层楼的新公房里，但自家位置与电话局的配置有段距离，还得多花钱买电话线。 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人们装电话的热情。以上海为例，1989年11月，上海电话号码从改革开放前的6位数升到7位数。短短6年功夫，1995年11月25日零时，上海电话号码在全国率先由7位升8位。在电话号码升位后，1998年，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实施“邮电分营”“政企分开”。中国电信成立后，没几年功夫，上海固定电话初装费降低为1000元，及至后来慢慢取消。
就在人们热情装电话的当口，一个风靡一时的小玩意儿出场了——它主要挂在男士腰间的皮带上，或者女士的坤包里，那就是寻呼机，英文Beeper，由此而被许多人称为BP机。在上海，也有人称之为“拷机”，源于英文call一词。
早在1983年，中国内地市场第一家寻呼台就已经落户上海。最早的寻呼机是数字式的。用户会得到寻呼台的密码本。每个寻呼台的密码还都不尽相同。当然，也有诸如“520”代表“我爱你”之类人尽皆知的“密码”。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有事您呼我”。1990年，浪潮联合摩托罗拉，推出了首台支持中文信息显示的传呼机。
此后，越来越多的寻呼机加入了对中文语言的支持。人们再也不用为了记住冗长的传呼代码而绞尽脑汁。到传呼机发展的后期阶段，一些定制信息服务开始问世，可以向用户提供天气、财经、新闻等类别的资讯订阅服务，特别是股市行情，还专门出现过一类股票机。
在“大哥大”逐步被人们称作手机，并普及开来的时候，“随时随地传信息”的寻呼机逐步式微。曾经颇为风光的寻呼台小姐渐渐转岗转业了。要知道，199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入职的她们，一度收入高过许多大学毕业生。
智能手机催生了不少“低头族”。
时代发展着实太快。“一起来的姐妹很多结了婚就离开了寻呼台，要么就是另谋了其他工作。1998年我开始做寻呼小姐时，台里规定每个寻呼小姐每月必须完成8500个话务量才会有工资。那时，寻呼机还非常火，到2006年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每个月整个台也没有3000个话务量。”曾在北京远望台工作，如今已人到中年的骆女士表示。
与移动电话相比，寻呼机注定是一款过渡产品。之所以风靡一时，还在于价格能为当时的普罗大众接受。
1987年，广东为了与港澳实现移动通信接轨，率先建设了900MHz模拟移动电话。摩托罗拉也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推销移动电话。
尽管充满电后仅能维持30分钟通话，厚重如砖头的移动电话售价却高达两万多元。这笔钱，在许多地方都能买套房子了！
中国第一个个人手机用户是广东人徐峰。他回忆道：“1987年11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当年，同批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手机只有一百部，因此号码也就一百个——从901000到901999。徐峰为了图吉利，选中了901888这组号码。当年的移动通话质量很差，通话双方常常需要大声喊叫，才能听得清对方说了什么，然而这也恰巧迎合了拥有手机的人群的炫耀心理。
此时，砖头样的移动电话被人们称作“大哥大”，有些人不解其意。正巧1988年，万梓良、恬妞主演的电影《大哥大》上映。许多内地人才明白，在香港，一些帮会管小头目叫大哥，而龙头老大自然叫“大哥大”了。拿“大哥大”来称谓移动电话，可见其“江湖地位”。
“那时你开一辆桑塔纳出门，别人也以为是公家车，远远不如大哥大那么耀眼。很快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开始了一种炫耀攀比式的消费。性格外向的人，会整天手拿大哥大，吃饭喝茶谈判，往桌上一放，就像押上了一个富贵的筹码和权杖，立刻会获得多一份尊重，生意谈判也因此变得轻松。”徐峰回忆道。
然而，这种风靡一时的“贵族”象征并没有维持多久。十年不到的工夫，中国的移动通信已经度过模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手机用户的井喷，预示着中国有了再次引領世界通信潮流的潜能。
从大哥大到数字手机，总是洋品牌的天下。摩托罗拉、NEC、西门子、爱立信、阿尔卡特、三星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国产品牌夏新、波导、熊猫、TCL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似乎都无力与洋品牌竞争。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多款智能手机问世后波澜不惊的情况下，2007年1月，苹果的第一代iPhone手机横空出世。由此带来的是手机世界的革命。不出两年工夫，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已是智能手机的天下。人们一度担忧国产手机可能消亡。哪知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小米、华为等国产品牌不仅在国内抢占市场，还因价廉物美而远销海外。
2017年，小米凭借红米系列增值手机，打败长期占据第一的三星，征服印度手机市场。在此之前，南美洲早已经刮起了华为旋风。2017年6月，华为与巴西政府共同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此时的华为品牌在拉美几乎无人不晓。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未来中国很可能引领智能互联网产品的潮流。智能穿戴已经上路。恰如马云于去年所说，手机在五年内可能消失。生物薄膜带来的内置生物识别功能，将产生人类通信的另一场革命。未来，可期。
无疑，中国人在5G时代，走在了前列。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主要通信工具还是纸和笔。家人分居两地者，或者孩子在外求学、知青下乡未归的，往往通过书信来联络。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已普及家庭电话，更是早在工业革命以后就普及了机械打字机——很少有人手写长文了。
40年沧桑巨变，如今的中国人民已经追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大众的通信水平——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2017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净增9555万户，总数达14.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02.5部/百人。
率先进入5G时代，则表明，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引领世界通信潮流。
千年纸笔未曾消失
“那时候的语文教学，大约在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教孩子们怎么写信。”退休语文教师李斌回忆1980年代的小学课堂时，如是说，“一封家书，怎么写称呼，怎么写问候语，正文格式是什么，怎么写祝颂语，这些都要教。同时，还得教孩子们写信封，包括横排写法和竖排写法。”
“我是知青子女。那时候，我的父母在安徽。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个月我都要给爸爸妈妈写两封信，他们也会回信。”李斌的学生王女士说。如今，王女士自己的小孩正读初中，平时除了学校上课时间外，娘儿俩都用微信沟通。王女士并没有忘记已到古稀之年的李老师当年所授。
“李老师除了教我们写信，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教我们写电报。”王女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李斌当年告诉学生们：学好语文好处多。譬如拍电报的时候，能用最简练的词汇表达意思。
流传甚广的一则电报佳话则要追溯到民国时期。所谓“一封半字电报”。1988年，张允和写了《我的妹夫——沈从文》，发表在《文汇报》。文中回忆1933年张兆和给她看沈从文的信，信中请张允和为沈从文向张家父母提亲，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允和得到父母应允，用电报一语双关地只回了个“允”，既代表她的名字，也代表张家对这桩婚事表示同意。
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沈从文、张家姐妹那般的才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普通电报的定价长期保持一个字3分半钱，到1983年邮电部核定批准涨价为一个字7分钱。而那时邮寄一封平信，本埠4分钱、外埠8分钱。换言之，拍电报一个字的价钱，可以寄一封信。平常人家，没事时候没人会去拍电报。但逢着家里有急事，或者大喜事之类，需要尽快通知到的，则必然拍电报。送电报的会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开到家门口，加急电报的话，哪怕是大半夜也会及时送达。这一点，就比当时所有通信手段都来得快一些。毕竟，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便是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家庭电话普及率都很低，而传呼电话又不可能24小时有人值守，更何况当时的长途电话费比电报费用更贵。
比起电报、电话来，书信更寻常可见。上影厂出品的电影《邮缘》于1984年1月上映。由当时的青春偶像演员郭凯敏、陈燕华出演一对恋人。郭凯敏饰演的青工周大森因集邮结识了邮递员周芹。周芹和大森通过集邮渐渐把心连在一起。因为反响不错，桑弧导演还为之拍摄了续集，这就是1986年上映的《女局长的男朋友》，讲述的是周芹升职为邮政支局局长后，周大森与之的种种误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1950年代传唱起来的《草原之夜》又一次走红，歌词中的“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遞员来传情……”恰恰点明了邮递员这一工作在当年的重要意义。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是中国古人在缺乏纸笔的情况下产生的无奈。而鱼雁传书，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古代中国在通信手段上的领先世界。在西方世界依靠羊皮纸记录文献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使用植物纤维所制纸张写信。所谓“鱼雁传书”并非真的把书信托付给游鱼和大雁。中国早在汉代就建立了邮驿制度，只不过主要是官方通信罢了。
改革开放以后，千年纸笔未曾消失。特别是1990年代初，许多地方的少男少女流行交笔友，成为一时风景。
风靡一时的“贵族”象征
从定期寄送家书，到笔友通信、互相寄送新年贺卡等，加之经济搞活，各种公司间公函往来，使得邮电局业务在改革开放后空前繁忙起来。
在邮政业务逐年走高的时候，一股安装家庭电话的热潮也在大城市蜂拥而起。1990年代初，家庭安装电话简直是贵族的象征。电话初装费从两三千元到四五千元，甚至有人花六七千元装一部固定电话。在万元户还算稀奇的1990年代初，这笔钱确实不是大多数家庭消费得起的。然而，那时候，即便有消费能力，也未必能装上电话。比如有的老式里弄，电话线配额不足，有钱也无法安装。有的人家虽然住在六层楼的新公房里，但自家位置与电话局的配置有段距离，还得多花钱买电话线。 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人们装电话的热情。以上海为例，1989年11月，上海电话号码从改革开放前的6位数升到7位数。短短6年功夫，1995年11月25日零时，上海电话号码在全国率先由7位升8位。在电话号码升位后，1998年，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实施“邮电分营”“政企分开”。中国电信成立后，没几年功夫，上海固定电话初装费降低为1000元，及至后来慢慢取消。
就在人们热情装电话的当口，一个风靡一时的小玩意儿出场了——它主要挂在男士腰间的皮带上，或者女士的坤包里，那就是寻呼机，英文Beeper，由此而被许多人称为BP机。在上海，也有人称之为“拷机”，源于英文call一词。
早在1983年，中国内地市场第一家寻呼台就已经落户上海。最早的寻呼机是数字式的。用户会得到寻呼台的密码本。每个寻呼台的密码还都不尽相同。当然，也有诸如“520”代表“我爱你”之类人尽皆知的“密码”。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有事您呼我”。1990年，浪潮联合摩托罗拉，推出了首台支持中文信息显示的传呼机。
此后，越来越多的寻呼机加入了对中文语言的支持。人们再也不用为了记住冗长的传呼代码而绞尽脑汁。到传呼机发展的后期阶段，一些定制信息服务开始问世，可以向用户提供天气、财经、新闻等类别的资讯订阅服务，特别是股市行情，还专门出现过一类股票机。
在“大哥大”逐步被人们称作手机，并普及开来的时候，“随时随地传信息”的寻呼机逐步式微。曾经颇为风光的寻呼台小姐渐渐转岗转业了。要知道，199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入职的她们，一度收入高过许多大学毕业生。
时代发展着实太快。“一起来的姐妹很多结了婚就离开了寻呼台，要么就是另谋了其他工作。1998年我开始做寻呼小姐时，台里规定每个寻呼小姐每月必须完成8500个话务量才会有工资。那时，寻呼机还非常火，到2006年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每个月整个台也没有3000个话务量。”曾在北京远望台工作，如今已人到中年的骆女士表示。
与移动电话相比，寻呼机注定是一款过渡产品。之所以风靡一时，还在于价格能为当时的普罗大众接受。
1987年，广东为了与港澳实现移动通信接轨，率先建设了900MHz模拟移动电话。摩托罗拉也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推销移动电话。
尽管充满电后仅能维持30分钟通话，厚重如砖头的移动电话售价却高达两万多元。这笔钱，在许多地方都能买套房子了！
中国第一个个人手机用户是广东人徐峰。他回忆道：“1987年11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当年，同批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手机只有一百部，因此号码也就一百个——从901000到901999。徐峰为了图吉利，选中了901888这组号码。当年的移动通话质量很差，通话双方常常需要大声喊叫，才能听得清对方说了什么，然而这也恰巧迎合了拥有手机的人群的炫耀心理。
此时，砖头样的移动电话被人们称作“大哥大”，有些人不解其意。正巧1988年，万梓良、恬妞主演的电影《大哥大》上映。许多内地人才明白，在香港，一些帮会管小头目叫大哥，而龙头老大自然叫“大哥大”了。拿“大哥大”来称谓移动电话，可见其“江湖地位”。
“那时你开一辆桑塔纳出门，别人也以为是公家车，远远不如大哥大那么耀眼。很快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开始了一种炫耀攀比式的消费。性格外向的人，会整天手拿大哥大，吃饭喝茶谈判，往桌上一放，就像押上了一个富贵的筹码和权杖，立刻会获得多一份尊重，生意谈判也因此变得轻松。”徐峰回忆道。
然而，这种风靡一时的“贵族”象征并没有维持多久。十年不到的工夫，中国的移动通信已经度过模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手机用户的井喷，预示着中国有了再次引領世界通信潮流的潜能。
中国引领智能手机潮流
从大哥大到数字手机，总是洋品牌的天下。摩托罗拉、NEC、西门子、爱立信、阿尔卡特、三星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国产品牌夏新、波导、熊猫、TCL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似乎都无力与洋品牌竞争。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多款智能手机问世后波澜不惊的情况下，2007年1月，苹果的第一代iPhone手机横空出世。由此带来的是手机世界的革命。不出两年工夫，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已是智能手机的天下。人们一度担忧国产手机可能消亡。哪知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小米、华为等国产品牌不仅在国内抢占市场，还因价廉物美而远销海外。
2017年，小米凭借红米系列增值手机，打败长期占据第一的三星，征服印度手机市场。在此之前，南美洲早已经刮起了华为旋风。2017年6月，华为与巴西政府共同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此时的华为品牌在拉美几乎无人不晓。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未来中国很可能引领智能互联网产品的潮流。智能穿戴已经上路。恰如马云于去年所说，手机在五年内可能消失。生物薄膜带来的内置生物识别功能，将产生人类通信的另一场革命。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