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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天赋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永远颠扑不破。
森穆逊(PaulA.Samuelson,内地称萨缪尔森)谢世了,享年九十四。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森穆逊。他桃李满门,弟子中至少有五个得过诺贝尔奖。森氏曾经与佛利民大吵科学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过。我(科学方法师从R.Carnap与K.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高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森穆逊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它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而创造新理论,是错上加错。
是的,我认为森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之甚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森氏不知世事,他了解很多,记忆力上乘,但没有做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重要的细节被他忽略了。
举例来说,森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1969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
我们不容易在森穆逊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
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自由市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沙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
可能受到他的老师森穆逊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
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policy)对经济不景气的帮助是零。
可惜天赋高不一定对。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森穆逊(PaulA.Samuelson,内地称萨缪尔森)谢世了,享年九十四。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森穆逊。他桃李满门,弟子中至少有五个得过诺贝尔奖。森氏曾经与佛利民大吵科学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过。我(科学方法师从R.Carnap与K.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高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森穆逊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它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而创造新理论,是错上加错。
是的,我认为森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之甚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森氏不知世事,他了解很多,记忆力上乘,但没有做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重要的细节被他忽略了。
举例来说,森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1969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
我们不容易在森穆逊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
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自由市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沙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
可能受到他的老师森穆逊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
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policy)对经济不景气的帮助是零。
可惜天赋高不一定对。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