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技术和特效永远是为故事服务的
夹在国庆档和圣诞档之间的11月，本是一个稍显冷淡的电影档期。但2016年11月的中国电影市场，却被两部影片的出现搅得风生水起——一部是李安导演、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下简称《比利·林恩》），一部是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但相比于导演和演员阵容，技术革新才是这两部影片最为吸引眼球之处。
前者使用了4K、120帧、3D的前所未有的拍摄技术，后者则突破了传统银幕构图和传统审美体验，大部分使用圆形画幅进行拍摄。
两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呼应。如果说，《比利·林恩》是在用技术为观众打造了心理上的极度现实，那么，《我不是潘金莲》则是在用技术“远离现实”，相同的是，他们的技术都是为“讲故事”服务的。
新技术，新挑战
对于《比利·林恩》，李安作了怎样的技术革新？
传统的电影是每秒24帧，这样的速度比较接近人的肉眼视觉，能让人眼感觉不到画面的停顿，从而观看到动态的影像。但是，在剧烈和复杂的运动场景中，3D影像却会出现明显的卡顿、闪烁和丢帧的现象。提高帧率则能解决这个问题，画面在运动的时候会变得更流畅，更接近人眼的视觉体验。
《比利·林恩》此次使用的是4K标准，其银幕分辨率达到了4096×2160，是普通2K电影2048×1080分辨率的4倍。其亮度更是高达28fl亮度单位，是普通3D电影亮度2.5fl～4.5fl的6～10倍。
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比利·林恩》为观众提供了极其清晰、明亮的画面，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能被摄影机捕捉到，屏幕将不再成为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障碍。如李安所说，过度用力的表演已经不再需要，演员只需要展现“真实”的自己即可。
而对于有着虚荣心的演员们而言，这项技术简直是噩梦——脸上的每一处毛孔都清晰可见，皱纹、斑点、黄牙自然也是异常醒目。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带来的挑战也远比想象中更多。据冯小刚在访谈时所言，圆形画幅的想法来源于南宋时期中国的团扇山水画，以及西方艺术家拉斐尔等创作的与宗教有关的圆形绘画作品。
但当圆形画面被真正放到银幕上时，原本的黄金分割的构图法已经不能使用，需要重新确定画面的中心信息点。圆形画面在边缘位置所产生的形状改变、对画面的切割也需要在拍摄时就考虑到。
圆形画面还会带来更深的景深效果，甚至连传统的打光技法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化。对此，冯小刚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远景人物镜头。这都考验着新的技术手段能否真正与故事匹配。
技术背后的影像表达
技术和特效永远是为故事服务的。
在《比利·林恩》的全景场景中，观众在超高清晰度和明亮度的画面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量——可以清晰地看见主人公身后的观众群脸上的表情，也可以透过舞台缝隙看见中场秀上碧昂斯的热舞——就像在现实中那样。
在特写镜头中，李安所号称的“沉浸感”和“参与感”更加明显，在地道中的一场近身肉搏戏中，冲击感和代入感比传统电影强烈得多——敌军仿佛死在了你眼前。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则带有强烈的复古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绘画、镜子、窗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之外，圆形画幅也承担着叙事上的功能。当圆形画幅出现时，故事发生的背景对应着传统的江南水乡。而当故事主人公李雪莲进城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圆形画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与此同时，圆形画幅还带来了强烈的窥视感，镜头后的观众变成了故事的观察者与偷窥者，跟着李雪莲的身影一起进入故事。冯小刚在片中也使用了相对较多的中景和远景，在保证构图和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故事的“窥视效果”。
是破坏还是未来
但每一次的电影技术变革，都要经受观众接受习惯的考验。
对于《比利·林恩》，有观众发出了“影片太过清晰明亮，像是高清电视剧”的声音——曾经，48帧的《霍比特人》也因为运动场景的极度流畅，而遭遇“太流畅而不像电影”的批判之声。
也有观众在看过《我不是潘金莲》后尖锐地提出，影片写意的山水画幅与写实的故事调性不符，有“伪饰现实”的嫌疑。
在电影乃至诸多门类艺术的发展史上，技术革新所伴随的争议并不鲜见。
在电影诞生的头几十年里，电影是没有声音的，观众习惯了观看黑白默片，导演和演员也更能集中精力去安排画面信息、编排表演。我们所熟知的卓别林，就在诸如《摩登时代》这样的默片中贡献了他最精彩的演出。
而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在1927年的出现，在电影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配乐、环境音响、演员对白进入了画面，被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电影画面的严重干扰，导致观众无法集中注意力观看影片。
同时，一大批默片时代的演员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一边表演一边说台词，有的演员甚至因为声音不够好听或台词功底不够好，而无法出演有声片。中国早期著名的女演员阮玲玉即为此例。当时甚至还有一批著名电影人发布联合声明抵制有声电影，声称有声电影破坏了电影原本的艺术形式。
而现在，有声电影已经成为了现代电影的必备标准，这让人很难想象其在刚诞生时所遭遇的抵触。
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影3D技术，也一直存在争议，被认为打破了传统电影美学系统。传统电影的空间结构、景深系统、场面调度在3D技术之下都面临着极大的变革。因此也有人认为，3D技术除了能提供视觉特效之外，在美学系统上并未发展完善。
和以往的变革一样，《比利·林恩》《我是潘金莲》必然会遭受质疑。然而，对于艺术在技术和美学上的变革，我们应该抱以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能预先知道，这个变革，会不会真的就是电影的未来。
夹在国庆档和圣诞档之间的11月，本是一个稍显冷淡的电影档期。但2016年11月的中国电影市场，却被两部影片的出现搅得风生水起——一部是李安导演、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下简称《比利·林恩》），一部是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但相比于导演和演员阵容，技术革新才是这两部影片最为吸引眼球之处。
前者使用了4K、120帧、3D的前所未有的拍摄技术，后者则突破了传统银幕构图和传统审美体验，大部分使用圆形画幅进行拍摄。
两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呼应。如果说，《比利·林恩》是在用技术为观众打造了心理上的极度现实，那么，《我不是潘金莲》则是在用技术“远离现实”，相同的是，他们的技术都是为“讲故事”服务的。
新技术，新挑战
对于《比利·林恩》，李安作了怎样的技术革新？
传统的电影是每秒24帧，这样的速度比较接近人的肉眼视觉，能让人眼感觉不到画面的停顿，从而观看到动态的影像。但是，在剧烈和复杂的运动场景中，3D影像却会出现明显的卡顿、闪烁和丢帧的现象。提高帧率则能解决这个问题，画面在运动的时候会变得更流畅，更接近人眼的视觉体验。
《比利·林恩》此次使用的是4K标准，其银幕分辨率达到了4096×2160，是普通2K电影2048×1080分辨率的4倍。其亮度更是高达28fl亮度单位，是普通3D电影亮度2.5fl～4.5fl的6～10倍。
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比利·林恩》为观众提供了极其清晰、明亮的画面，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能被摄影机捕捉到，屏幕将不再成为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障碍。如李安所说，过度用力的表演已经不再需要，演员只需要展现“真实”的自己即可。
而对于有着虚荣心的演员们而言，这项技术简直是噩梦——脸上的每一处毛孔都清晰可见，皱纹、斑点、黄牙自然也是异常醒目。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带来的挑战也远比想象中更多。据冯小刚在访谈时所言，圆形画幅的想法来源于南宋时期中国的团扇山水画，以及西方艺术家拉斐尔等创作的与宗教有关的圆形绘画作品。
但当圆形画面被真正放到银幕上时，原本的黄金分割的构图法已经不能使用，需要重新确定画面的中心信息点。圆形画面在边缘位置所产生的形状改变、对画面的切割也需要在拍摄时就考虑到。
圆形画面还会带来更深的景深效果，甚至连传统的打光技法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化。对此，冯小刚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远景人物镜头。这都考验着新的技术手段能否真正与故事匹配。
技术背后的影像表达
技术和特效永远是为故事服务的。
在《比利·林恩》的全景场景中，观众在超高清晰度和明亮度的画面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量——可以清晰地看见主人公身后的观众群脸上的表情，也可以透过舞台缝隙看见中场秀上碧昂斯的热舞——就像在现实中那样。
在特写镜头中，李安所号称的“沉浸感”和“参与感”更加明显，在地道中的一场近身肉搏戏中，冲击感和代入感比传统电影强烈得多——敌军仿佛死在了你眼前。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则带有强烈的复古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绘画、镜子、窗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之外，圆形画幅也承担着叙事上的功能。当圆形画幅出现时，故事发生的背景对应着传统的江南水乡。而当故事主人公李雪莲进城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圆形画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与此同时，圆形画幅还带来了强烈的窥视感，镜头后的观众变成了故事的观察者与偷窥者，跟着李雪莲的身影一起进入故事。冯小刚在片中也使用了相对较多的中景和远景，在保证构图和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故事的“窥视效果”。
是破坏还是未来
但每一次的电影技术变革，都要经受观众接受习惯的考验。
对于《比利·林恩》，有观众发出了“影片太过清晰明亮，像是高清电视剧”的声音——曾经，48帧的《霍比特人》也因为运动场景的极度流畅，而遭遇“太流畅而不像电影”的批判之声。
也有观众在看过《我不是潘金莲》后尖锐地提出，影片写意的山水画幅与写实的故事调性不符，有“伪饰现实”的嫌疑。
在电影乃至诸多门类艺术的发展史上，技术革新所伴随的争议并不鲜见。
在电影诞生的头几十年里，电影是没有声音的，观众习惯了观看黑白默片，导演和演员也更能集中精力去安排画面信息、编排表演。我们所熟知的卓别林，就在诸如《摩登时代》这样的默片中贡献了他最精彩的演出。
而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在1927年的出现，在电影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配乐、环境音响、演员对白进入了画面，被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电影画面的严重干扰，导致观众无法集中注意力观看影片。
同时，一大批默片时代的演员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一边表演一边说台词，有的演员甚至因为声音不够好听或台词功底不够好，而无法出演有声片。中国早期著名的女演员阮玲玉即为此例。当时甚至还有一批著名电影人发布联合声明抵制有声电影，声称有声电影破坏了电影原本的艺术形式。
而现在，有声电影已经成为了现代电影的必备标准，这让人很难想象其在刚诞生时所遭遇的抵触。
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影3D技术，也一直存在争议，被认为打破了传统电影美学系统。传统电影的空间结构、景深系统、场面调度在3D技术之下都面临着极大的变革。因此也有人认为，3D技术除了能提供视觉特效之外，在美学系统上并未发展完善。
和以往的变革一样，《比利·林恩》《我是潘金莲》必然会遭受质疑。然而，对于艺术在技术和美学上的变革，我们应该抱以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能预先知道，这个变革，会不会真的就是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