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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
“商会比政府更懂企业。”面对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如是说。
从经济学的视野来诠释，辜胜阻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合纵”、“连横”的治理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平衡器”、“协调器”和“保险阀”的作用，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层面经济职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商会放权。”
辜胜阻曾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考察了东欧国家的商会，与韩国、日本的商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还考察过美国商会，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商会。他感言：“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也离不开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政府要协调平衡两者利益，使其共生共荣。”
浙商，是辜胜阻关注的重点。他将浙江比作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在他眼中，浙商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和集群式创新模式对于中国民营经济‘集群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浙商注重群体发展，强调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强调共生共荣。这种区域文化大大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发展，形成了民营企业集群式创新的新模式。”
商会要承担中观管理职能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请你从宏观层面解读一下商会的作用？
辜胜阻：商会具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去的“政府—企业”的二层结构必须转变为“政府—市场经济中间服务体系—企业”的三层结构，政府职能要由“全能政府”和“利益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的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的格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要弱化政府微观、中观管理职能。政府在转变职能中让出的治理空间，可由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中间组织加以承接，以避免制度上的“治理真空”。
商会具有提供社会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如果把政府作用的领域叫“公域”或“第一域”，企业活动的领域叫“私域”或“第二域”，那么作为公权补充和制衡的协调个人和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商会，则是“第三域”或“志愿域”。商会天生就是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仲裁者。企业之间遇到纠纷往往“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门打一架，似乎不妥；就这么认了，似乎太窝囊”。商会是内行人管行内事，局内人管局内事，对会员纠纷能够有效地自行调解。同时，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记者：你将商会喻为“平衡器”、“协调器”，他们对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对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有什么意义？
辜胜阻：商会是劳动关系的“协调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构造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引入国际上通行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由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双赢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商会也是利益“平衡器”，有利于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商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市场秩序由无序到有序需要市场组织内部的自律。作为组织的力量，商会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高发展素质。同时，商会还应具有他律性。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实施监督，为国家立法提出全行业的共同意见和建议，如通过参政议政和学术研讨等，影响公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为同业企业进入市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准入规则。
记者：商会对商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
辜胜阻：商会作为连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不仅能办成企业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也能讓政府了解到企业最真实的需求。
具体而言，第一，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商会能提供信息服务，降低企业信息成本；提供培训服务，使企业员工的技能和知识不断更新；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牵线搭桥，增加成员的交易机会；积极开展创业辅导、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积极配合政府建立和经营“孵化器”。
第二，商会能实现内部资源整合共享。商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能提高企业的内部资源组织化水平和外部竞争能力整合程度。
第三，商会能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政府的意愿通过商会转达到广大的会员，会员的想法、要求和需要通过商会转达到政府。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资本市场、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第四，商会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避免或解决各商会组织之间、商会内部成员之间在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调其成员的经营活动在不限制竞争的前提下，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抑制恶性竞争。
此外，商会还在行业自律、企业维权、纠纷仲裁、国际交流等多层面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浙商要做带头羊
记者：中国商会组织中，浙江商会很有代表性，它的特色在哪里？
辜胜阻：浙商的发展，与浙江商帮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帮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共性的区域文化。“浙商”文化最核心内容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的创新精神和“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的创业意识。鲁冠球、马云等“新浙商”的标志性人物，都是这种创新意识、创新文化的引领者和代表者。
我所了解的浙江商人，多具有吃苦耐劳、崇商敬业、敢于冒险的品质、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以及“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强烈的老板情结。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重要品质，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并且能成为商帮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托商帮的强大凝聚力，商会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以浙商为主要会员的协会、联合会、商会、促进会共四千多家。规模庞大的浙江商会组织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很多交流合作机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有统计显示，2010年杭州地区有两千多家商会会员企业参加了四十多次经贸合作活动，为企业寻找创业和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
记者：浙江商会对中国其他兄弟商会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辜胜阻：浙商行走天下，浙江商会也随着浙商的脚步遍布五湖四海，浙江商会对商帮的成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有不少经验值得其他商会借鉴。
一是商會通过整合资源，促进市场细分和企业协作，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促使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区域经济活力的有力保证。商会可以发挥其“合纵连横”的资源整合功能，利用自身的集合性弥补企业的单一性和分散性，实现资本的扩大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内有序分工与协作，进而打造有特色、有价值、有专长的产业集群。在浙江商会的引导和培育下，浙江产业集群和区域块状经济已发展得相当发达。
二是商会通过发挥较强的凝聚力，集中力量打造区域品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商会不仅能利用其组织和服务功能，动员企业多以整体形象出席各类活动，提高本地商品知名度，共创区域品牌，还能制定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通过引导企业从自发创建企业品牌向自觉塑造区域品牌转变。像“浙商”品牌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浙江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浙江商人行走
五湖四海颇具影响力的名片。
三是商会特别是异地商会能给予企业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合作发展。异地商会对家乡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异地商会能引导企业“走出去”拓宽家乡产品的市场空间。在外地温州人经营销售的产品中，温州产品占58%，外地温商已经成为温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异地商会能促进其所在地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异地商会的设置以及外地企业的建立不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还能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激发当地市场经济的活力，实现两地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凭借“两头熟”的人脉资源和信息优势，异地商会成为“以商引商”的重要载体，是连结两地经济社会的窗口和纽带。近年来浙江为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步伐，呼吁“浙商回归”，共商浙江发展大计。在此过程中，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异地商会已经成为组织浙商回归的重要力量。
“商会比政府更懂企业。”面对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如是说。
从经济学的视野来诠释，辜胜阻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合纵”、“连横”的治理机制，起着承上启下的“平衡器”、“协调器”和“保险阀”的作用，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层面经济职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商会放权。”
辜胜阻曾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考察了东欧国家的商会，与韩国、日本的商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还考察过美国商会，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商会。他感言：“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也离不开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政府要协调平衡两者利益，使其共生共荣。”
浙商，是辜胜阻关注的重点。他将浙江比作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在他眼中，浙商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和集群式创新模式对于中国民营经济‘集群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浙商注重群体发展，强调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强调共生共荣。这种区域文化大大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发展，形成了民营企业集群式创新的新模式。”
商会要承担中观管理职能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请你从宏观层面解读一下商会的作用？
辜胜阻：商会具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去的“政府—企业”的二层结构必须转变为“政府—市场经济中间服务体系—企业”的三层结构，政府职能要由“全能政府”和“利益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的转变。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的格局，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要弱化政府微观、中观管理职能。政府在转变职能中让出的治理空间，可由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中间组织加以承接，以避免制度上的“治理真空”。
商会具有提供社会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如果把政府作用的领域叫“公域”或“第一域”，企业活动的领域叫“私域”或“第二域”，那么作为公权补充和制衡的协调个人和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商会，则是“第三域”或“志愿域”。商会天生就是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仲裁者。企业之间遇到纠纷往往“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门打一架，似乎不妥；就这么认了，似乎太窝囊”。商会是内行人管行内事，局内人管局内事，对会员纠纷能够有效地自行调解。同时，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记者：你将商会喻为“平衡器”、“协调器”，他们对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对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有什么意义？
辜胜阻：商会是劳动关系的“协调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构造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引入国际上通行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由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双赢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商会也是利益“平衡器”，有利于新社会阶层自律和维权。商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市场秩序由无序到有序需要市场组织内部的自律。作为组织的力量，商会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高发展素质。同时，商会还应具有他律性。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实施监督，为国家立法提出全行业的共同意见和建议，如通过参政议政和学术研讨等，影响公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为同业企业进入市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准入规则。
记者：商会对商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
辜胜阻：商会作为连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不仅能办成企业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也能讓政府了解到企业最真实的需求。
具体而言，第一，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商会能提供信息服务，降低企业信息成本；提供培训服务，使企业员工的技能和知识不断更新；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牵线搭桥，增加成员的交易机会；积极开展创业辅导、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积极配合政府建立和经营“孵化器”。
第二，商会能实现内部资源整合共享。商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能提高企业的内部资源组织化水平和外部竞争能力整合程度。
第三，商会能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政府的意愿通过商会转达到广大的会员，会员的想法、要求和需要通过商会转达到政府。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对话活动，在工商、税务、金融、资本市场、行业准入、权益保护等众多重要话题上反映民企的呼声。
第四，商会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避免或解决各商会组织之间、商会内部成员之间在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调其成员的经营活动在不限制竞争的前提下，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抑制恶性竞争。
此外，商会还在行业自律、企业维权、纠纷仲裁、国际交流等多层面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浙商要做带头羊
记者：中国商会组织中，浙江商会很有代表性，它的特色在哪里？
辜胜阻：浙商的发展，与浙江商帮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帮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共性的区域文化。“浙商”文化最核心内容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的创新精神和“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的创业意识。鲁冠球、马云等“新浙商”的标志性人物，都是这种创新意识、创新文化的引领者和代表者。
我所了解的浙江商人，多具有吃苦耐劳、崇商敬业、敢于冒险的品质、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以及“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强烈的老板情结。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重要品质，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并且能成为商帮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托商帮的强大凝聚力，商会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以浙商为主要会员的协会、联合会、商会、促进会共四千多家。规模庞大的浙江商会组织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很多交流合作机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有统计显示，2010年杭州地区有两千多家商会会员企业参加了四十多次经贸合作活动，为企业寻找创业和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
记者：浙江商会对中国其他兄弟商会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辜胜阻：浙商行走天下，浙江商会也随着浙商的脚步遍布五湖四海，浙江商会对商帮的成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有不少经验值得其他商会借鉴。
一是商會通过整合资源，促进市场细分和企业协作，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促使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区域经济活力的有力保证。商会可以发挥其“合纵连横”的资源整合功能，利用自身的集合性弥补企业的单一性和分散性，实现资本的扩大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内有序分工与协作，进而打造有特色、有价值、有专长的产业集群。在浙江商会的引导和培育下，浙江产业集群和区域块状经济已发展得相当发达。
二是商会通过发挥较强的凝聚力，集中力量打造区域品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商会不仅能利用其组织和服务功能，动员企业多以整体形象出席各类活动，提高本地商品知名度，共创区域品牌，还能制定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通过引导企业从自发创建企业品牌向自觉塑造区域品牌转变。像“浙商”品牌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浙江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浙江商人行走
五湖四海颇具影响力的名片。
三是商会特别是异地商会能给予企业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合作发展。异地商会对家乡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异地商会能引导企业“走出去”拓宽家乡产品的市场空间。在外地温州人经营销售的产品中，温州产品占58%，外地温商已经成为温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异地商会能促进其所在地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异地商会的设置以及外地企业的建立不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还能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激发当地市场经济的活力，实现两地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凭借“两头熟”的人脉资源和信息优势，异地商会成为“以商引商”的重要载体，是连结两地经济社会的窗口和纽带。近年来浙江为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步伐，呼吁“浙商回归”，共商浙江发展大计。在此过程中，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异地商会已经成为组织浙商回归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