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后一场论坛的最后一个话题如是：对于青年作曲家而言，是种子重要还是土壤重要？
“我真的觉得土壤非常重要。”杜韵说。
“我说一下，种子更重要。”余隆说。
“都重要。”杜韵插话。她总会在这种问题上抢话。
台上有两位男性，指挥家余隆和作曲家周天，他们说，种子重要。还有两位女性，作曲家杜韵和艺术总监邹爽，她们说，土壤重要。
杜韵后来想了想，大家没在说一个事儿。两位男士说的是个体，她想说的是群体：“我们都是好种子，还有很多好种子，他们很需要土壤。特别是女生。”
杜韵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活跃的青年作曲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亮眼的女性作曲家。她得过许多荣誉，比如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2018年古根海姆奖、2019年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提名、《华盛顿邮报》评选的史上最佳35位女性作曲家、连续两年入围《纽约客》年度十佳专辑等等。
2017年春天，杜韵在回答记者时说，墓志铭上写两个身份吧，作曲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的概念源自西方，笼统来说，是指旨在为社会带来改变的人。于杜韵而言，就是为种子们翻动土壤，将它们带去最适合的土壤。
她总能发现种子，她想耕耘一片又一片土壤。
一次聚会
一群人在保利剧院转了几圈，想找个地方够大、又能喧嚣的酒吧。一度他们选择了麦当劳，杜韵不同意，说我这首演结束的庆功，麦当劳不能喝酒，聊天气氛不对。
这群人是杜韵的朋友，被她从各地请来观赏歌剧《天使之骨》大陆首演，她凭此获得普利策音乐奖。杜韵生于上海，20岁赴美求学，此后一直在美国发展，每年能回国会友的机会屈指可数。
那晚也是国内朋友们第一次看到杜韵的大作品。其中有一位知名编剧，与杜韵私交甚笃，演出后和她握手。杜韵感觉这握手和往常都不同，是同行的握手：大家终于清楚地知道杜韵的创作是什么样。
大家围着酒吧长桌坐下，杜韵居中，挨个介绍她的朋友，这位是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家、这位是超有想法的纪录片导演、这位是蒸蒸日上的民乐演奏家等等。
如果你認识杜韵久了，就知道她从不吝啬溢美之词，且句句真心。她会走在路上突然拿出手机与你分享她在安徽县城拍到的小孩子唱戏，“唱得多好啊”，她说;如果你是个不懂古典乐的年轻人，她会同你说《野子》很不错，华晨宇有才华，最近正在听上海的电子乐33EMYBW;如果你是刚入行的新记者，她会对你说你很棒，以后要写出重要的报道，做重要的事情。杜韵并非玉石不分，她私下吐槽过许多平庸无趣的音乐。她只是惯于发现闪光点，又博爱了些。
但招呼朋友们聚一聚，不仅是为了聊聊天，她想问大家：我们聚在一起能做点什么？
她接手了一个关于青海玉树孩子们的项目。说是接手，是因为薪火爱心基金已经找了多个艺术家参与项目，却因为高原的种种条件，或徒劳而返，或望而却步。薪火在玉树组建了一个儿童剧团，又收集了许多当地民歌，希望寻找艺术家将这些民歌创作成孩子们能演出的音乐剧。
七绕八绕，找到了杜韵。今夏她上了青藏高原，没走几户牧民家就得了高原肺水肿。之后几天，她在西宁的医院里拿着手机，看孩子们冲着手机镜头对她唱歌。入院前，她在高原遇到一个放牛的女孩，名叫曲措。她录下了曲措唱歌的样子：曲措有些紧张，她深吸了几口气开始唱歌，清越嘹亮。唱完就笑了，害羞地将脸埋进袖子里。这之后，曲措给杜韵发微信说，老师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杜韵说纪录片导演一起去玉树拍吧，装置艺术家一起参与设计吧。薪火的工作人员说，“杜韵老师是救火，她是真的上心。她让我们索性忘记音乐剧这个概念，尽可能做一些事情，做出来了再定义到底是什么。”她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被酒吧昏暗的灯光，衬得亮晶晶。
曲措问杜韵，“老师，你能不能把我也跟你一起带呀，我特别期待。妈妈说，你能带我到永远的话，她会答应。”
“曲措，我很喜欢你，你好好的。我不能带你到永远，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但我会尽量给你机会。”
杜韵并非空谈。今年2月，她带着浙江新昌县调腔剧团去往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新春音乐会。新昌调腔是一种古老且濒危的戏曲声腔，杜韵取调腔戏《铁冠图·煤山》与《目连救母·回煞》中女老生、女花旦选段，重新配词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新昌调腔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她以该作品交付洛杉矶爱乐乐团对她的作品委约，为剧团取得赴美演出机会。这之后她操心起如何帮剧团办签证，如何找公关推广。演出结束那天，她转发了各种中文媒体报道，给朋友发微信说：“我是真的很高兴。因为有了新华社的报道，你真不知道对他们剧团有多大好处。我好高兴。”
杜韵有一个“未来传统”的计划：艺术家们跨越地域，通过对“传统”的深入探索，奋勇参与文化创造和不同传统交汇的未来。“历史的传统可以是创新的思潮，文化的流传不断隽永而革新。”
今年的一个夏夜，她和朋友走在上海的汾阳路上。她突然拿出耳机，让朋友听她的新中文专辑。两个人坐在花坛边，一人一只耳机，听重金属乐的《西厢记》，朋克乐搭《敖包相会》。
世界
对于学习西方古典乐的人来说，“世界”的概念自幼伴随着他们。肖邦来自波兰、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柴可夫斯基是北边的俄国人……世界就存在于杨立青家那个十层书架上。
杨立青曾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部作曲指挥系系主任，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杜韵在上音附中读书时，常去杨立青家玩。杨立青和善，好客大方，在他家中几面墙的十层书架上，放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代音乐。杜韵个子小，站在书架前，仰起头，“像在朝圣”：她望到了一张世界地图。 斯特拉文斯基是陌生的名字，彭德列茨基和勋伯格的磁带就放在书架上。20世纪重要的现代音乐家一起出现在杜韵面前，不分先后、不知高下。杨立青不会告知他们作品的好坏，杜韵凭直觉挑选自己喜欢的带走。一切都是自由的。
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却也是神秘的。没人告诉过杜韵外国是什么样子。
1990年，14岁的杜韵前往纽约做交换生，在日本转机的那一宿，她溜出机场在东京的街头走了一晚，心里得意。
60年前，斯特拉文斯基决定了人们对作曲家的固有看法。作曲家就应该魅力十足、神秘莫测，广交值得结交的朋友，周游每个值得探访的城市。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杜韵活跃在世界各地，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阿根廷、阿富汗、巴勒斯坦等等。她今年初的新作是与叙利亚艺术家合作的跨界作品《Where we lost our Shadows（我们遗失身影的地方）》，讲述难民迁徙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并非只有痛苦与悲伤。她将叙利亚女孩天真的笑脸写在作品中：我们不是难民，我们是旅行者。我们有家园，我们还会回去。作品最后，杜韵配合石榴雨景象，写出一段喜悦的音乐，雨水带来生机，万物复生。
她有一种朴素的非现代认知：国界原本不存在，为了寻找适应生存的土地，人类一代又一代地迁徙，跨越了今天的国界——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占有。
杜韵写过中国题材，比如上文提及的新昌调腔;她刚刚制作完一张中文专辑，即将在国内发行。但她不打算只做中国题材，也不愿刻意加入中国元素。《天使之骨》的故事背景被设置在美国，关注涉及全球2100万人的人口贩买。而她正在創作的两部歌剧，一部关于堕胎等女性权益问题，一部关于美国印第安土地移民。
“你觉得全世界的命运都与你休戚相关么？”
“那当然！艺术家不想这些问题想什么？就像蝴蝶效应，此刻不相关，未来也相关。”
在非中文世界里，杜韵叫Du Yun，没有英文名，也没有颠倒自己姓名顺序。就像人类学家保留不同民族的姓名发音和顺序，这是对一种“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尊重。
姓名是杜韵的身份认同，如果起个新名字只是为了别人喊起来顺口，那没必要，“Jessica”或者“Julia”都没有Du Yun带劲儿。
“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
“和不同的人做事情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在塔吉克斯坦，在伦敦在冰岛，和他们聊他们的文化，聊共同的议题。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或者美国人，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深受欧洲影响。你和他们是一体的，你听他们讲述，你也快乐也心痛。”
“作为美籍华人，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觉得是美国人？”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身份认同是文化概念。我也挺中国人的，《天使之骨》开头，我和剧作家有分歧，他希望天使是受到惩罚坠落，我和他说不行，在中国，这是天神下凡。与此同时，我觉得我有美国人的思想和意识，比如刚在Twitter看到特朗普今晚去world series（世界棒球锦标赛）被全场体育馆起哄，我也会觉得很自豪，那一刻是美国人。”
“你不在这个环境，你不懂。”有时候，中国人这么对她说，美国也这么对她说，各国人都可能对杜韵这样说。但至少从杜韵遍布世界各地的工作来看，她可以懂。她相信这世界有共通的情感，她所求索的，是超越性的本质问题。
天使之骨
当杜韵开始学习西方古典乐时，西方古典音乐已经与她面前的乐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20世纪前半叶，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音乐重新定义了作曲，不同流派平行发展，音乐表现范围迅速扩大。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则影响了一批作曲家，他们质疑有关新音乐为何物的一切假说。
许多年轻作曲家表现出对爵士乐和摇滚乐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宣称这种世俗化的风格应该也能够贯穿在真正与当代文化对话的任何音乐艺术当中。由于50年代之后大众媒体在技术上的迅速进步，这种音乐的确广为人知。
杜韵并不知道这些变化。但20年后，她正是以打破古典和通俗壁垒的多样性风格以及音乐中传达出的当代问题意识赢得了世界各地的喝彩。
《天使之骨》在古典乐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多个评论认为，杜韵将通俗音乐和不规则声音融入古典乐，使之成为了美国歌剧界的先锋。技术流的乐评会这样写：“杜韵使用了中世纪音乐、圣咏音乐、噪音音乐、采样音乐、现场电子乐、独立摇滚、卡巴莱歌舞等多种风格的素材，通过抽象化和再创作，整合到作品里。”
“噪音”，乐评家们喜欢强调杜韵将不规则的噪音融入古典乐。噪音不是噪音，噪音是声音，在杜韵看来，这早已成为当代作曲家的共识。
《纽约时报》今夏刊文《杜韵：一个作曲家的十种文化影响》，其中写道，王家卫、时装鬼才亚历山大·麦昆、八大山人、音乐人汤姆·威兹、巴基斯坦画家Shahzia Sikander、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捷尔吉·利盖蒂的歌剧、蒙古长调及各种佛窟，塑造了当代作曲家杜韵。
不同于人们对古典乐作曲家的刻板印象，杜韵自称是“卡拉OK一代”。初中时，电台里先是飘出李宗盛、窦唯、王菲，然后迈克尔·杰克逊与“全美公告牌排行榜”席卷而来。高中时，杜韵拿着零花钱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买打口碟。反正歌手都不认识，她就挑专辑封面好看的买，英国人的专辑封面优雅精巧;德国人的专辑封面棱角分明。像一场奇妙的冒险，平克·弗洛伊德、极地双子星、希妮德·奥康娜和Kraftwerk等等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她的世界。她沉醉于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前卫摇滚（Krautrock），“硬朗骚在骨子里”。以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先锋卡尔海因兹·斯托克豪森为代表，德国掺杂了电子乐的迷幻摇滚中有不少出身学院派的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