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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研究的发展使得很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或者视角都被借鉴到翻译研究之中，从而拓展了翻译学的边界。近几年来，翻译过程研究除了关注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之外，也开始慢慢关注使用译者档案材料等来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借鉴文学理论中的“生成批评”（Genetic Criticism）来指导翻译过程的研究，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安东尼·柯丁力（Anthony Cordingley）博士便是将该视角融合进翻译研究的先驱。本文是对柯丁力博士的访谈，文中笔者与其对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的缘起、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翻译界如何深化翻译研究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生成翻译学；翻译过程；译者档案；启示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5-0044-06
1. 引言
翻译过程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不同的工具或者方法，如有声思维（TAPs）、眼动（eye-tracking）、键盘记录（key logging）等来探寻译者大脑黑匣子的工作机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参见L?rscher， 2005； 文军、孙三军，2006；王树槐、徐敏，2012；Zheng & Xiang， 2013等）。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档案材料来透视译者的翻译过程，具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安东尼·柯丁力（Anthony Cordingley）博士，他于2015年为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Linguistica Antwerpensia）编撰的专刊中提出了“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Cordingley & Montini， 2015： 6），呼吁关注档案材料和翻译过程研究。本访谈中，笔者与其就生成翻译学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向国内翻译研究界介绍生成翻译学的相关内容，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
2. 访谈内容
张汨（以下简称张）：柯丁力博士，下午好！很高兴能够与您就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的相关问题进行面谈。在开始交流之前，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因为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翻译研究者而言，您的名字还比较陌生，您能否说说您的教育经历、职业发展、研究兴趣等等。
柯丁力博士（以下简称柯）：好的。我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和悉尼大学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博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担任了一段时间记者，之后回到学术界，现在我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副教授，目前受到澳大利亚研究管理会的资助在悉尼大学从事为期三年的研究。我从事的翻译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文学翻译以及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翻译行为，我对他的翻译活动以及他英语和法语译文之间的差异十分感兴趣，这也使得我关注自译行为，而当时涉及自译的研究还并不多见，而这也是我编撰了《自译：杂糅文化中的协商性原创》（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一书的原因。同时我也在研究贝克特的手稿，所以我开始关注手稿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在巴黎有一个名为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的机构（L’institut des texts et manuscripts modernes，简称ITEM，具体可参见http：//www.item.ens.fr/，检索日期2017年3月1日），它主要研究手稿和生成批评学（Genetic Criticism）。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该中心开始关注翻译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团队，团队的研究人员都对译者手稿十分感兴趣而我也加入了这个团队，虽然目前巴西有一些学者通过这种技术来研究翻译手稿，但是相关研究依旧不多。
张：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觉得这使得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刚才您提到自译论文集在国内外也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参见Racz， 2014、邹素，2015、Zhang & Wen， 2016等），现在也有很多关于自译的研究了，不过本次我想和您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不涉及自译，而是您2015年在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所提倡的“生成翻译学”。我记得您在文章中提到“生成批评学目前正在很多国家复苏，比如比利时、巴西、英国、意大利和中国”（Cordingley & Montini， 2015： 18），我对比利时方面的研究较为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呢？
柯：就我提到的国家而言，中国可能在相关研究方面不如其他国家多，但是我觉得生成批评学在中国开始被关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有研究小组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进行合作。目前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也在与中国研究界进行接触，最近在该中心就有中国和法国共同举办的会议，因此现在法国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并且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当然这都是近期才发生的情况。
张：您认为生成翻译学已经成为了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尤其是您负责编撰的《安特卫普语言学》2015年专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个术语对于很多中国研究者而言却十分陌生，那么您能不能谈谈生成翻译学的缘起呢？
柯：可以说是我首先在该专刊中使用“生成翻译学”这一术语的，我认为它能够非常准确地传达研究的内涵并且与翻译学中其他术语，例如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保持一致。生成翻译学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在我看来，有很多翻译学研究者关注生成学材料，也有很多生成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手稿，但是很多时候这两个领域却并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因此，从事翻译手稿研究的翻译学研究者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事实上这个领域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已经成为了一门成熟且理论化的学科；有时候生成学研究者使用翻译文档进行研究，却也没有注意到翻译学研究者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也是我和基娅拉·蒙蒂尼（Chiara Montini）向《安特卫普语言学》提出编撰专刊的原因。一开始我将其命名为“翻译起源学”（the genetics of translation），但是在文章撰写过程中我将其改成了生成翻译学，因为“genetics”这个词很容易让人们将其与“生物遗传学”（biological genetics）相混淆，而后者是科学研究中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概念，因为遗传学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学科。但是，其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运用在翻译研究之中，尤其是生成批评学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使用生成批评学这一术语，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张：那么生成翻译学关注的内容有哪些呢？采取生成批评学途径进行翻译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柯：在法国，有理论家探讨过将文本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完成的产品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生成翻译学就是将翻译行为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与当前基于实验和认知的翻译过程研究有所不同。实证翻译研究可以通过填空测试来获得译者的认知推理或者我们可以让译者在实验室里翻译研究者感兴趣的材料，但是没人认为其具有绝对可信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而生成翻译学与实证翻译过程研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是基于文本的研究，它的基础在于从历时的视角对译文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而不是将译文看作是翻译行为的最终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生成翻译学与实证翻译过程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我谈的只是它们的区别。
张：您提到生成翻译学主要关注的是译文的生产过程，这让我联想到了社会学中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我相信您应该了解这个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它关注译文的生产过程以及翻译行为的发生，那么它与生成翻译学有何区别呢？
柯：我认为行为者——网络理论并不太关注文本，通常情况下它对文本现象并不十分感兴趣，而主要关注的是文本生产过程中不同行为者的参与程度。二者之间的另一个差异还在于，文学研究中的生成学研究往往不关注后文本（post-text），也就是说出版之后的文本。关于文本出版后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并且已经有很多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生成翻译学关注的是在翻译这种创造性过程中个人或者集体如何将文本生产出来的。如果我们将文本看成是一种动态运动，或者是语言之间的运动，那么在不同的网络中会有不同的参与者，所以确实我们可以将生成翻译学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结合起来，在不同的时期每个参与者都会在不同的限制、机会以及情况之下进行沟通协调，而生成翻译学能做的就是为这些协商活动寻找文本上的体现。比如在重译过程中，我们知道有新的译者加入进来并且重译版本和最初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能够有生成学材料来证明这种情况的话，这类研究就是生成翻译学所感兴趣的。
张：我认为生成翻译学受到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获得相关材料的难度，因为研究者想从事该研究的话，能否获得相关材料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应该深有体会，尤其是一些较为珍贵或者私人的材料。所以有哪些潜在可行的方法来获得这些材料呢？
柯：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向译者索取有关材料，尽管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遭到拒绝，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译者都愿意将自己的草稿材料等展现在别人面前。对于我以及其他生成翻译学研究者而言，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是当某些材料变得十分珍贵的时候，比如有的译者不愿意将手稿交给图书馆，除非他们会因此获得报酬，因此，如果有人能够支付给他们一大笔钱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些珍贵的材料。所以，如果有的材料能够被收集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收集这些材料。此外，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也十分重要：如果翻译活动得到认可，译者和档案的价值能够得到体现的话，则这些材料就能够得以保存并用于研究。现在人们仍旧更看重作者而不是译者，因此如果译者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的话，图书馆就会对从译者那里购买材料展现出更大的兴趣。
张：是的，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那么在生成翻译学中，有哪些研究方法值得推荐呢？我认为对研究者而言，如果生成翻译学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我们关注的就会是如何开展相关研究了。
柯：现在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对翻译这个创造性过程所遗留下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分类，并辨别出哪些材料影响了文本的生成。在生成翻译学中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研究方法，我们所做的只是将生成学中合适的方法运用在翻译学中。我个人认为，应该对运用在翻译研究中的生成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因为生成批评学主要用于文学写作中，而写作和翻译并不是同类型的创作，二者也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通常都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与人们坐在空白稿纸面前的写作行为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对适用于文学创作的生成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使其适合对翻译行为及其状况的研究。译文与源语文本的关系、对译文的翻译、对译文的修改或重译等等都与翻译行为有关，这些都不是文学创作关注的内容。我认为在生成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之间有很多研究可以共同开展，当然还可以结合目的论来探讨文本接受对于文本生产的修改，这些都是生成批评学所没有关注到的。
张：我注意到您编辑的那期《安特卫普语言学》不仅讨论了纸质文本这种传统形式的翻译，同时也探讨了电子文本及其与生成翻译学的关系。那么您认为在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译者使用电脑进行翻译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是不是会占主要地位呢？生成翻译学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柯：是的，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用电脑写作或者翻译，所以这是一个困难同时也是机会，因为我们有先进的技术来追踪译者痕迹，如果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时候使用翻译记忆，那么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来从事生成翻译学研究。当然这也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让译者使用这些工具并且研究者有权使用这些数据，二是我们获得大量信息之后如何对它们进行处理。比如，如果我们使用技术追踪某位译者的小说翻译过程，假设时间长达两年，那么我们就会获得海量信息并且需要相关的技术来分析这些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和写作研究人员交流，因为他们开发了相关工具并运用这些技术来研究人们的写作习惯，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些技术来研究译者的翻译习惯。
张：最后您能不能谈谈生成翻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呢？有哪些问题值得感兴趣的研究者在今后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呢？
柯：我觉得刚才我们的讨论涉及了一些今后可以深化的内容。比如，生成批评学和写作研究的研究方法论需要进一步修缮以运用到生成翻译学中，因为翻译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行为，这也反过来对生成批评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如何获得材料，以及一旦获得材料之后如何对其进行分析，所以我们需要借鉴翻译研究中的其他研究途径并且将它们进行综合。由于生成批评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并且现在相关的研究已经拓展到了对电影、音乐以及其他种类艺术创作的生成学研究，这也意味着生成翻译学可以运用到任何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中去。我在《安特卫普语言学》发表的那篇文章最后也提到很多方面，尤其是合作翻译形式，在生成翻译学中并没有被充分研究，所以我认为今后可以结合社会学视角对合作翻译进行研究。 張：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希望今后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交流！
柯：不客气，我也很乐意与你保持联系。
3. 启示与结语
通过本访谈，相信国内翻译研究界会对生成翻译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基于此，笔者认为相关的内容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进而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
首先，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使用的外语主要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研究者可以提高法语水平或者与法语专业研究者合作来丰富自身的理论视角。我们发现，近二十年有很多法国的理论，如热内特（Gérard Genette）的副文本或者类文本（paratext）概念、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理论、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以及本文中涉及的生成批评学等理论都是源自法国理论家，而这些理论的使用大多是在它们被翻译成英语之后或研究者用英文撰文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后才逐渐受到国内翻译研究界的关注，这也是国内翻译研究滞后于西方翻译研究界的原因之一。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目前从文本生成学（或者文本发生学）视角下探讨翻译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例如迟欣（2013）以文本生成学为视角探讨了王红公和钟玲的合译的模式，但是对文本发生学理论本身的介绍不多，更多关注的是译者主体性；而蓝红军（2013）曾经探讨过文本生成学与描写翻译学之间的结合，但目前没有发现后续研究。可见，生成翻译学在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仍旧是一个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领域，这也可以成为今后着力突破的一个方面。
其次，生成翻译学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推动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上文提到，当前的翻译过程研究往往基于实验，而生成翻译学则可以让研究者更为客观地探索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虽然生成翻译学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普遍关注，但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通过档案材料来研究译者的决策过程，如张汨、文军（2016）对朱生豪《仲夏夜之梦》翻译手稿修改处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其特点，同时解释了朱生豪进行这些修改的原因；许诗焱（2016）则通过葛浩文翻译《干校六记》时与作者、学者、编辑、出版商等的83封通信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过程进行了重新审视，解读了不同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葛浩文的影响。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以上研究者如果使用生成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时，生成翻译学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档案材料的发掘，这可以促使更多学者开拓研究材料的获取渠道，同时也能给翻译史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再次，生成翻译学也使得翻译研究界更加关注新形式的翻译活动，如众包翻译（crowdsourcing）、合作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这些形式的翻译与传统意义上译者独立完成译文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相关活动往往涉及不同译者之间的合作与沟通、翻译项目的管理与评估等等，这些在传统翻译研究中都较少被纳入研究范围。目前此类翻译行为已经受到了国际翻译研究界的关注，例如柯丁力博士本人就在2016年编撰了一本名为《合作翻译：从文艺复兴到数字时代》（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Digital Age，2016）的论文集，讨论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合作翻译的现象；而希门尼斯-克雷斯波（Jiménez-Crespo）的专著《众包与网络合作翻译：拓展翻译研究界限》（Crowdsourcing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s：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7）则对众包翻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是众包翻译的扛鼎之作，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内翻译研究界也很少提及，所以可以成为今后拓展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Cordingley， A & C. Manning.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Digital Age [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Cordingley， A. & C. Montini.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J]. Linguistica Antwerpensia， 2015， （14）： 1-18.
Cordingley， A.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Jiménez-Crespo， M. A. Crowdsourcing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s：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7.
L?rscher， W.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its investigation [J]. Meta， 2005， 50（2）： 597-608.
Racz， G. J.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edited by Anthony Cordingley [J]. Translation Review， 2014， 90（1）： 85-89. Zhang， M. & J. Wen.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A]. In Cordingley， A. （ed.）， New Voic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2016， 14（1）： 210-218.
Zheng， B. & X. Xiang. Processing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sight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experimental research [J]. Babel， 2013， 59（2）： 160-183.
遲 欣.个案研究： 从《兰舟—中国女诗人》的翻译手稿看译者主体性——以文本发生学方法为视角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139-144.
蓝红军.发生学：描写翻译学的新视角 [R]. 重庆：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2013.
王树槐、徐 敏.翻译过程策略的实证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3）： 61-67.
文 军、孙三军.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 [J]. 外语学刊，2006，（3）： 93-97.
许诗焱.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 [J]. 外国语，2016，（5）： 95-103.
张 汨、文 军.朱生豪翻译手稿描写性研究——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3）： 120-128.
邹 素.译者自译现象的多元审视与体系建构——评《自译：杂合文化中原创性之协调》 [J]. 民族翻译，2015，（1）： 91-96.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An Interview with Dr. Anthony Cordingley
ZHANG M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witnessed the borrowing of theories or perspectiv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has expanded the bord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has not only focu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experimental data， but also the document materials to uncover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ome scholars have call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enetic Criticism” to guide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nd Dr. Anthony Cordingley is a pioneering figure in terms of this. In this interview， Dr. Cordingley discussed the origin，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of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for deepe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or archiv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作者简介：张汨，男，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30022
E-mail：micanzhang@126.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生成翻译学；翻译过程；译者档案；启示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5-0044-06
1. 引言
翻译过程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不同的工具或者方法，如有声思维（TAPs）、眼动（eye-tracking）、键盘记录（key logging）等来探寻译者大脑黑匣子的工作机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参见L?rscher， 2005； 文军、孙三军，2006；王树槐、徐敏，2012；Zheng & Xiang， 2013等）。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档案材料来透视译者的翻译过程，具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安东尼·柯丁力（Anthony Cordingley）博士，他于2015年为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Linguistica Antwerpensia）编撰的专刊中提出了“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Cordingley & Montini， 2015： 6），呼吁关注档案材料和翻译过程研究。本访谈中，笔者与其就生成翻译学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向国内翻译研究界介绍生成翻译学的相关内容，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
2. 访谈内容
张汨（以下简称张）：柯丁力博士，下午好！很高兴能够与您就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的相关问题进行面谈。在开始交流之前，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因为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翻译研究者而言，您的名字还比较陌生，您能否说说您的教育经历、职业发展、研究兴趣等等。
柯丁力博士（以下简称柯）：好的。我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和悉尼大学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博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担任了一段时间记者，之后回到学术界，现在我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副教授，目前受到澳大利亚研究管理会的资助在悉尼大学从事为期三年的研究。我从事的翻译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文学翻译以及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翻译行为，我对他的翻译活动以及他英语和法语译文之间的差异十分感兴趣，这也使得我关注自译行为，而当时涉及自译的研究还并不多见，而这也是我编撰了《自译：杂糅文化中的协商性原创》（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一书的原因。同时我也在研究贝克特的手稿，所以我开始关注手稿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在巴黎有一个名为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的机构（L’institut des texts et manuscripts modernes，简称ITEM，具体可参见http：//www.item.ens.fr/，检索日期2017年3月1日），它主要研究手稿和生成批评学（Genetic Criticism）。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该中心开始关注翻译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团队，团队的研究人员都对译者手稿十分感兴趣而我也加入了这个团队，虽然目前巴西有一些学者通过这种技术来研究翻译手稿，但是相关研究依旧不多。
张：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觉得这使得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刚才您提到自译论文集在国内外也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参见Racz， 2014、邹素，2015、Zhang & Wen， 2016等），现在也有很多关于自译的研究了，不过本次我想和您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不涉及自译，而是您2015年在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所提倡的“生成翻译学”。我记得您在文章中提到“生成批评学目前正在很多国家复苏，比如比利时、巴西、英国、意大利和中国”（Cordingley & Montini， 2015： 18），我对比利时方面的研究较为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呢？
柯：就我提到的国家而言，中国可能在相关研究方面不如其他国家多，但是我觉得生成批评学在中国开始被关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有研究小组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进行合作。目前现代文本和手稿研究中心也在与中国研究界进行接触，最近在该中心就有中国和法国共同举办的会议，因此现在法国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并且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当然这都是近期才发生的情况。
张：您认为生成翻译学已经成为了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尤其是您负责编撰的《安特卫普语言学》2015年专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个术语对于很多中国研究者而言却十分陌生，那么您能不能谈谈生成翻译学的缘起呢？
柯：可以说是我首先在该专刊中使用“生成翻译学”这一术语的，我认为它能够非常准确地传达研究的内涵并且与翻译学中其他术语，例如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保持一致。生成翻译学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在我看来，有很多翻译学研究者关注生成学材料，也有很多生成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手稿，但是很多时候这两个领域却并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因此，从事翻译手稿研究的翻译学研究者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事实上这个领域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已经成为了一门成熟且理论化的学科；有时候生成学研究者使用翻译文档进行研究，却也没有注意到翻译学研究者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也是我和基娅拉·蒙蒂尼（Chiara Montini）向《安特卫普语言学》提出编撰专刊的原因。一开始我将其命名为“翻译起源学”（the genetics of translation），但是在文章撰写过程中我将其改成了生成翻译学，因为“genetics”这个词很容易让人们将其与“生物遗传学”（biological genetics）相混淆，而后者是科学研究中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概念，因为遗传学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学科。但是，其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运用在翻译研究之中，尤其是生成批评学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使用生成批评学这一术语，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张：那么生成翻译学关注的内容有哪些呢？采取生成批评学途径进行翻译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柯：在法国，有理论家探讨过将文本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完成的产品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生成翻译学就是将翻译行为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与当前基于实验和认知的翻译过程研究有所不同。实证翻译研究可以通过填空测试来获得译者的认知推理或者我们可以让译者在实验室里翻译研究者感兴趣的材料，但是没人认为其具有绝对可信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而生成翻译学与实证翻译过程研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是基于文本的研究，它的基础在于从历时的视角对译文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而不是将译文看作是翻译行为的最终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生成翻译学与实证翻译过程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我谈的只是它们的区别。
张：您提到生成翻译学主要关注的是译文的生产过程，这让我联想到了社会学中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我相信您应该了解这个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它关注译文的生产过程以及翻译行为的发生，那么它与生成翻译学有何区别呢？
柯：我认为行为者——网络理论并不太关注文本，通常情况下它对文本现象并不十分感兴趣，而主要关注的是文本生产过程中不同行为者的参与程度。二者之间的另一个差异还在于，文学研究中的生成学研究往往不关注后文本（post-text），也就是说出版之后的文本。关于文本出版后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并且已经有很多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生成翻译学关注的是在翻译这种创造性过程中个人或者集体如何将文本生产出来的。如果我们将文本看成是一种动态运动，或者是语言之间的运动，那么在不同的网络中会有不同的参与者，所以确实我们可以将生成翻译学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结合起来，在不同的时期每个参与者都会在不同的限制、机会以及情况之下进行沟通协调，而生成翻译学能做的就是为这些协商活动寻找文本上的体现。比如在重译过程中，我们知道有新的译者加入进来并且重译版本和最初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能够有生成学材料来证明这种情况的话，这类研究就是生成翻译学所感兴趣的。
张：我认为生成翻译学受到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获得相关材料的难度，因为研究者想从事该研究的话，能否获得相关材料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应该深有体会，尤其是一些较为珍贵或者私人的材料。所以有哪些潜在可行的方法来获得这些材料呢？
柯：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向译者索取有关材料，尽管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遭到拒绝，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译者都愿意将自己的草稿材料等展现在别人面前。对于我以及其他生成翻译学研究者而言，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是当某些材料变得十分珍贵的时候，比如有的译者不愿意将手稿交给图书馆，除非他们会因此获得报酬，因此，如果有人能够支付给他们一大笔钱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些珍贵的材料。所以，如果有的材料能够被收集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收集这些材料。此外，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也十分重要：如果翻译活动得到认可，译者和档案的价值能够得到体现的话，则这些材料就能够得以保存并用于研究。现在人们仍旧更看重作者而不是译者，因此如果译者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的话，图书馆就会对从译者那里购买材料展现出更大的兴趣。
张：是的，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那么在生成翻译学中，有哪些研究方法值得推荐呢？我认为对研究者而言，如果生成翻译学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我们关注的就会是如何开展相关研究了。
柯：现在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对翻译这个创造性过程所遗留下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分类，并辨别出哪些材料影响了文本的生成。在生成翻译学中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研究方法，我们所做的只是将生成学中合适的方法运用在翻译学中。我个人认为，应该对运用在翻译研究中的生成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因为生成批评学主要用于文学写作中，而写作和翻译并不是同类型的创作，二者也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通常都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与人们坐在空白稿纸面前的写作行为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对适用于文学创作的生成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使其适合对翻译行为及其状况的研究。译文与源语文本的关系、对译文的翻译、对译文的修改或重译等等都与翻译行为有关，这些都不是文学创作关注的内容。我认为在生成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之间有很多研究可以共同开展，当然还可以结合目的论来探讨文本接受对于文本生产的修改，这些都是生成批评学所没有关注到的。
张：我注意到您编辑的那期《安特卫普语言学》不仅讨论了纸质文本这种传统形式的翻译，同时也探讨了电子文本及其与生成翻译学的关系。那么您认为在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译者使用电脑进行翻译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是不是会占主要地位呢？生成翻译学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柯：是的，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用电脑写作或者翻译，所以这是一个困难同时也是机会，因为我们有先进的技术来追踪译者痕迹，如果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时候使用翻译记忆，那么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来从事生成翻译学研究。当然这也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让译者使用这些工具并且研究者有权使用这些数据，二是我们获得大量信息之后如何对它们进行处理。比如，如果我们使用技术追踪某位译者的小说翻译过程，假设时间长达两年，那么我们就会获得海量信息并且需要相关的技术来分析这些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和写作研究人员交流，因为他们开发了相关工具并运用这些技术来研究人们的写作习惯，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些技术来研究译者的翻译习惯。
张：最后您能不能谈谈生成翻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呢？有哪些问题值得感兴趣的研究者在今后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呢？
柯：我觉得刚才我们的讨论涉及了一些今后可以深化的内容。比如，生成批评学和写作研究的研究方法论需要进一步修缮以运用到生成翻译学中，因为翻译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行为，这也反过来对生成批评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如何获得材料，以及一旦获得材料之后如何对其进行分析，所以我们需要借鉴翻译研究中的其他研究途径并且将它们进行综合。由于生成批评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并且现在相关的研究已经拓展到了对电影、音乐以及其他种类艺术创作的生成学研究，这也意味着生成翻译学可以运用到任何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中去。我在《安特卫普语言学》发表的那篇文章最后也提到很多方面，尤其是合作翻译形式，在生成翻译学中并没有被充分研究，所以我认为今后可以结合社会学视角对合作翻译进行研究。 張：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希望今后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交流！
柯：不客气，我也很乐意与你保持联系。
3. 启示与结语
通过本访谈，相信国内翻译研究界会对生成翻译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基于此，笔者认为相关的内容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进而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
首先，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使用的外语主要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研究者可以提高法语水平或者与法语专业研究者合作来丰富自身的理论视角。我们发现，近二十年有很多法国的理论，如热内特（Gérard Genette）的副文本或者类文本（paratext）概念、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理论、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以及本文中涉及的生成批评学等理论都是源自法国理论家，而这些理论的使用大多是在它们被翻译成英语之后或研究者用英文撰文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后才逐渐受到国内翻译研究界的关注，这也是国内翻译研究滞后于西方翻译研究界的原因之一。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目前从文本生成学（或者文本发生学）视角下探讨翻译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例如迟欣（2013）以文本生成学为视角探讨了王红公和钟玲的合译的模式，但是对文本发生学理论本身的介绍不多，更多关注的是译者主体性；而蓝红军（2013）曾经探讨过文本生成学与描写翻译学之间的结合，但目前没有发现后续研究。可见，生成翻译学在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仍旧是一个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领域，这也可以成为今后着力突破的一个方面。
其次，生成翻译学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推动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上文提到，当前的翻译过程研究往往基于实验，而生成翻译学则可以让研究者更为客观地探索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虽然生成翻译学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普遍关注，但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通过档案材料来研究译者的决策过程，如张汨、文军（2016）对朱生豪《仲夏夜之梦》翻译手稿修改处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其特点，同时解释了朱生豪进行这些修改的原因；许诗焱（2016）则通过葛浩文翻译《干校六记》时与作者、学者、编辑、出版商等的83封通信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过程进行了重新审视，解读了不同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葛浩文的影响。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以上研究者如果使用生成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时，生成翻译学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档案材料的发掘，这可以促使更多学者开拓研究材料的获取渠道，同时也能给翻译史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再次，生成翻译学也使得翻译研究界更加关注新形式的翻译活动，如众包翻译（crowdsourcing）、合作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这些形式的翻译与传统意义上译者独立完成译文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相关活动往往涉及不同译者之间的合作与沟通、翻译项目的管理与评估等等，这些在传统翻译研究中都较少被纳入研究范围。目前此类翻译行为已经受到了国际翻译研究界的关注，例如柯丁力博士本人就在2016年编撰了一本名为《合作翻译：从文艺复兴到数字时代》（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Digital Age，2016）的论文集，讨论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合作翻译的现象；而希门尼斯-克雷斯波（Jiménez-Crespo）的专著《众包与网络合作翻译：拓展翻译研究界限》（Crowdsourcing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s：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7）则对众包翻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是众包翻译的扛鼎之作，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内翻译研究界也很少提及，所以可以成为今后拓展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Cordingley， A & C. Manning.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Digital Age [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Cordingley， A. & C. Montini.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J]. Linguistica Antwerpensia， 2015， （14）： 1-18.
Cordingley， A.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Jiménez-Crespo， M. A. Crowdsourcing and Onl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s： Expanding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7.
L?rscher， W.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its investigation [J]. Meta， 2005， 50（2）： 597-608.
Racz， G. J.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edited by Anthony Cordingley [J]. Translation Review， 2014， 90（1）： 85-89. Zhang， M. & J. Wen. 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 [A]. In Cordingley， A. （ed.）， New Voic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2016， 14（1）： 210-218.
Zheng， B. & X. Xiang. Processing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sight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experimental research [J]. Babel， 2013， 59（2）： 160-183.
遲 欣.个案研究： 从《兰舟—中国女诗人》的翻译手稿看译者主体性——以文本发生学方法为视角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139-144.
蓝红军.发生学：描写翻译学的新视角 [R]. 重庆：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2013.
王树槐、徐 敏.翻译过程策略的实证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3）： 61-67.
文 军、孙三军.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 [J]. 外语学刊，2006，（3）： 93-97.
许诗焱.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 [J]. 外国语，2016，（5）： 95-103.
张 汨、文 军.朱生豪翻译手稿描写性研究——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3）： 120-128.
邹 素.译者自译现象的多元审视与体系建构——评《自译：杂合文化中原创性之协调》 [J]. 民族翻译，2015，（1）： 91-96.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An Interview with Dr. Anthony Cordingley
ZHANG M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witnessed the borrowing of theories or perspectiv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has expanded the bord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has not only focu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experimental data， but also the document materials to uncover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ome scholars have call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enetic Criticism” to guide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nd Dr. Anthony Cordingley is a pioneering figure in terms of this. In this interview， Dr. Cordingley discussed the origin，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of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the interviewee， and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for deepe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or archiv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作者简介：张汨，男，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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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