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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克罗泽群岛，一头虎鲸的背鳍划破冰冷的水面，它的身后跟着它年幼的孩子，而它身旁的同伴，在几年前失去了还不到1岁的宝宝。
它往前游去。前方的渔船就要收网了，引擎声越来越响。鱼钩上或许有食物，这是它靠近渔船的理由。
从1987年开始，研究人员追踪这一群体，讲述虎鲸和人类的故事，以及虎鲸自己的故事——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揪心，也更加复杂。
虎鲸与南极渔业的冲突
虎鲸，鲸目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一员，也是海洋中分布最广的鲸豚类，从南北两极到热带，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都能看到虎鲸。由于分布广泛，很多海域难以进行统计和研究，如今在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上，虎鲸仍然被列为“数据缺乏”。
尽管我们只能从有限的研究中瞥见虎鲸生活的冰山一角，但这一角足以让我们觉察到它的复杂性。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仍把虎鲸看作一个物种，但有的研究认为，虎鲸内部可能存在不止一个隐藏种，或至少亚种。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根据食性和行为等生态特征把北半球的虎鲸划分出5个生态型（ecotype），分别为居留鲸（resident）、过客鲸（transient）、远洋鲸（offshore）、1型虎鲸和2型虎鲸。
而广阔的南大洋和难以预测的海况，让南半球的虎鲸研究更加艰难，最早被关注到的差异是外形，对于食性、行为的研究还不充分，所以，研究人员主要按照外形将南半球的虎鲸分成5种形态型（morphotypes）：A型、B1型、B2型、C型和D型。
虎鲸的食性与社会
奇怪的是，虎鲸作为一种认知能力这么强的社会动物，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认识不到渔船的危险性吗？如果知道危险，它们又为什么铤而走险呢？
墨尔本迪肯大学的迪克塞尔博士对克洛泽群岛虎鲸的捕食习惯展开了研究。在1996年捕魚业开始前，虎鲸的存活率虽然很高（根据不同的研究，在96%？99%之间），但繁殖率却很低。捕鱼开始后，克罗泽群岛的虎鲸社会中出现了分化，一些虎鲸常跟随渔船捕食，而另一些虎鲸从不接近渔船。
在非法捕鱼和杀鲸活动期间，两类虎鲸的存活率都有所下降。然而，非法捕鱼停止后，跟随渔船捕食的好处开始显现出来。不接近渔船的那部分虎鲸的存活率在2011年下降到了74.7%，2头雌性虎鲸在10年内只生育了1个宝宝；而跟随渔船捕食的那部分虎鲸存活率恢复到了94%，且这部分雌鲸的繁殖率是前者的2倍以上。
迪克塞尔博士推测，虎鲸的繁殖率和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相关，从渔船获取大量富含营养的食物，可能带给了它们生存和繁殖上的好处。也许是因为之前食物缺乏导致的低繁殖率，使这些虎鲸在生存与繁殖的博弈中选择冒着危险在枪口夺食。
虎鲸的食性与捕食习惯，是它们复杂社会的根源之一，关于捕食的决策甚至是虎鲸社会存续的重要支撑，仅靠驱赶和杀戮无法解决问题。海洋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竞技场，食物是这场竞技的奖品，获得食物就意味着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因此，即使是同一个物种里的动物，也需要相互竞争，研究人员称之为“种内竞争”。
远洋鲸以鱼类为食，对于它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目前了解得很少，观察到的群体（group）较大，有20？75头。这些群体内部的结构仍不清楚，由于目前了解到的虎鲸社会结构大都基于母系家庭，这些大的群体也有可能由多个母系家庭组成。
虎鲸群体大小和结构的差异，可能源于它们选择的目标猎物，这一规律在大西洋的1型虎鲸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北爱尔兰海域捕食鲱鱼的虎鲸群体大小平均有15头，要明显大于在苏格兰捕食海豹的虎鲸群体（5头）。对食物的选择主要影响了由母系家族组成的第二层结构，形成一个与食物和捕食行为最合适的群体大小。
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捕食哺乳类的虎鲸家庭间的联系度都比捕食鱼类的要低得多。鱼群的量相对较大，吃鱼的虎鲸所承受的群内竞争比较小，因此群体会大一些。在居留鲸的家庭里，家长会向后辈传授生态知识和捕食技巧，增加它们的捕食成功率，成员会相互分享食物，这增加了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存机会，使这样的结构在经受生态选择时具有优势。而吃海洋哺乳动物的虎鲸往往需要几个个体合作捕杀一个猎物，大的群体更容易被猎物发现，群内竞争也会更激烈，因此，能默契合作的小群体具有优势。无论是大群体还是小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合作都对虎鲸的生存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們对南半球虎鲸食性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仍处于初步阶段，但目前已有资料显示，南半球虎鲸的社会结构中也有类似的母系家庭，也受到食性和捕食行为的影响。
在非法捕鱼开始前，这些A型虎鲸有着稳定的社会结构，一个典型的母系家庭里有3？5个成员，成员间关系紧密，无论子女，成年后都不会离开它们的家庭。非法捕鱼期间，死亡的虎鲸占了整个种群的大半，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两个侥幸存活的个体。
我们前面提到，食性和捕食方式是塑造虎鲸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作为高社会性的顶级捕食者，群体生活能提高捕食成功率，从而增加个体适应性（存活的可能性）。这一跨越多个社会族群的集中死亡事件严重影响了虎鲸的社会结构，也降低了幸存个体的适应性。
非法捕鱼期间，随着大量个体的死亡，这一虎鲸社群里的社会联系强度和数量都明显下降了。集中死亡事件结束后，2003—2014年，虽然社会联系的数量恢复到事前的水平，但强度依然很低。这意味着在失去家人后，幸存的个体孤独地在大海中游荡，生存的压力迫使这些幸存者和其他家庭或群体交往，但它们无法融入新的群体，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社会联系是影响成年虎鲸存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联系度低，在事件结束多年后，这些个体的存活概率依然比其他社会关系正常的个体更低。
对于野生动物，人类一次鲁莽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往往，我们要在多年后才能明白自己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C004的家庭就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原先，这一家庭里有5名成员。非法捕鱼开始2年后，最老的成员C003死亡。2000年，C001和C005也死亡了。这个家庭只剩下C002和C004。它们试图和其他家庭的成员交往，但只能维持很弱的联系。2010年，C002也死亡，C004是这个家庭的最后一员。幸运的是，C004和另一个家庭的幸存者C006结成了亲密的同伴，它的孩子于2012年出生。
而在我们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遥远的南大洋里，虎鲸和渔业的矛盾可能仍在发生。好在，已经有人着手尝试用新的技术和方法缓解这一矛盾。我们希望，C004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它往前游去。前方的渔船就要收网了，引擎声越来越响。鱼钩上或许有食物，这是它靠近渔船的理由。
从1987年开始，研究人员追踪这一群体，讲述虎鲸和人类的故事，以及虎鲸自己的故事——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揪心，也更加复杂。
虎鲸与南极渔业的冲突
虎鲸，鲸目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一员，也是海洋中分布最广的鲸豚类，从南北两极到热带，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都能看到虎鲸。由于分布广泛，很多海域难以进行统计和研究，如今在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上，虎鲸仍然被列为“数据缺乏”。
尽管我们只能从有限的研究中瞥见虎鲸生活的冰山一角，但这一角足以让我们觉察到它的复杂性。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仍把虎鲸看作一个物种，但有的研究认为，虎鲸内部可能存在不止一个隐藏种，或至少亚种。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根据食性和行为等生态特征把北半球的虎鲸划分出5个生态型（ecotype），分别为居留鲸（resident）、过客鲸（transient）、远洋鲸（offshore）、1型虎鲸和2型虎鲸。
而广阔的南大洋和难以预测的海况，让南半球的虎鲸研究更加艰难，最早被关注到的差异是外形，对于食性、行为的研究还不充分，所以，研究人员主要按照外形将南半球的虎鲸分成5种形态型（morphotypes）：A型、B1型、B2型、C型和D型。
虎鲸的食性与社会
奇怪的是，虎鲸作为一种认知能力这么强的社会动物，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认识不到渔船的危险性吗？如果知道危险，它们又为什么铤而走险呢？
墨尔本迪肯大学的迪克塞尔博士对克洛泽群岛虎鲸的捕食习惯展开了研究。在1996年捕魚业开始前，虎鲸的存活率虽然很高（根据不同的研究，在96%？99%之间），但繁殖率却很低。捕鱼开始后，克罗泽群岛的虎鲸社会中出现了分化，一些虎鲸常跟随渔船捕食，而另一些虎鲸从不接近渔船。
在非法捕鱼和杀鲸活动期间，两类虎鲸的存活率都有所下降。然而，非法捕鱼停止后，跟随渔船捕食的好处开始显现出来。不接近渔船的那部分虎鲸的存活率在2011年下降到了74.7%，2头雌性虎鲸在10年内只生育了1个宝宝；而跟随渔船捕食的那部分虎鲸存活率恢复到了94%，且这部分雌鲸的繁殖率是前者的2倍以上。
迪克塞尔博士推测，虎鲸的繁殖率和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相关，从渔船获取大量富含营养的食物，可能带给了它们生存和繁殖上的好处。也许是因为之前食物缺乏导致的低繁殖率，使这些虎鲸在生存与繁殖的博弈中选择冒着危险在枪口夺食。
虎鲸的食性与捕食习惯，是它们复杂社会的根源之一，关于捕食的决策甚至是虎鲸社会存续的重要支撑，仅靠驱赶和杀戮无法解决问题。海洋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竞技场，食物是这场竞技的奖品，获得食物就意味着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因此，即使是同一个物种里的动物，也需要相互竞争，研究人员称之为“种内竞争”。
远洋鲸以鱼类为食，对于它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目前了解得很少，观察到的群体（group）较大，有20？75头。这些群体内部的结构仍不清楚，由于目前了解到的虎鲸社会结构大都基于母系家庭，这些大的群体也有可能由多个母系家庭组成。
虎鲸群体大小和结构的差异，可能源于它们选择的目标猎物，这一规律在大西洋的1型虎鲸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北爱尔兰海域捕食鲱鱼的虎鲸群体大小平均有15头，要明显大于在苏格兰捕食海豹的虎鲸群体（5头）。对食物的选择主要影响了由母系家族组成的第二层结构，形成一个与食物和捕食行为最合适的群体大小。
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捕食哺乳类的虎鲸家庭间的联系度都比捕食鱼类的要低得多。鱼群的量相对较大，吃鱼的虎鲸所承受的群内竞争比较小，因此群体会大一些。在居留鲸的家庭里，家长会向后辈传授生态知识和捕食技巧，增加它们的捕食成功率，成员会相互分享食物，这增加了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存机会，使这样的结构在经受生态选择时具有优势。而吃海洋哺乳动物的虎鲸往往需要几个个体合作捕杀一个猎物，大的群体更容易被猎物发现，群内竞争也会更激烈，因此，能默契合作的小群体具有优势。无论是大群体还是小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合作都对虎鲸的生存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們对南半球虎鲸食性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仍处于初步阶段，但目前已有资料显示，南半球虎鲸的社会结构中也有类似的母系家庭，也受到食性和捕食行为的影响。
在非法捕鱼开始前，这些A型虎鲸有着稳定的社会结构，一个典型的母系家庭里有3？5个成员，成员间关系紧密，无论子女，成年后都不会离开它们的家庭。非法捕鱼期间，死亡的虎鲸占了整个种群的大半，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两个侥幸存活的个体。
我们前面提到，食性和捕食方式是塑造虎鲸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作为高社会性的顶级捕食者，群体生活能提高捕食成功率，从而增加个体适应性（存活的可能性）。这一跨越多个社会族群的集中死亡事件严重影响了虎鲸的社会结构，也降低了幸存个体的适应性。
非法捕鱼期间，随着大量个体的死亡，这一虎鲸社群里的社会联系强度和数量都明显下降了。集中死亡事件结束后，2003—2014年，虽然社会联系的数量恢复到事前的水平，但强度依然很低。这意味着在失去家人后，幸存的个体孤独地在大海中游荡，生存的压力迫使这些幸存者和其他家庭或群体交往，但它们无法融入新的群体，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社会联系是影响成年虎鲸存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联系度低，在事件结束多年后，这些个体的存活概率依然比其他社会关系正常的个体更低。
对于野生动物，人类一次鲁莽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往往，我们要在多年后才能明白自己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C004的家庭就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原先，这一家庭里有5名成员。非法捕鱼开始2年后，最老的成员C003死亡。2000年，C001和C005也死亡了。这个家庭只剩下C002和C004。它们试图和其他家庭的成员交往，但只能维持很弱的联系。2010年，C002也死亡，C004是这个家庭的最后一员。幸运的是，C004和另一个家庭的幸存者C006结成了亲密的同伴，它的孩子于2012年出生。
而在我们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遥远的南大洋里，虎鲸和渔业的矛盾可能仍在发生。好在，已经有人着手尝试用新的技术和方法缓解这一矛盾。我们希望，C004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