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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让人再度对中医生发兴趣。对中医药，百年来的中国人可谓分成了两党，废除中医药党和保护中医药党，至今这两派的斗争难有定论，网络语言叫“中医黑”和“中医粉”，他们的争论没有结果。
但是，无论反对中医的人还是奉中医为金科玉律的人的声势有多么大，中国社会仍存在第三者的身影，那就是把中西医都当作财富、躬行实践、择优而取的努力。屠呦呦的成果只是最新的例证。在屠呦呦之前，就有不少人在从事这一工作了。即使“现代中国废除中医的领袖”余云岫先生，也是从中医药中受益不少。
医学界的鲁迅
1925年，余云岫先生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
余云岫先生懂中医，他几乎可算是医学界的鲁迅。鲁迅从传统中受益，进而反传统，日常生活中处处又表现了传统。余云岫先生从中医受益，进而提出废除中医，生活事业中又离不开中医。
少年余云岫学习过中医，青年时代当过当时有名的上海澄衷学堂的老师。1905年，27岁的余云岫到日本留学，后来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辛亥革命爆发，余云岫随留日医学生组织之赤十字社回国做救护工作。1913年，35岁的余云岫再赴日本大阪医大继续求学，1916年毕业，回归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
用后来的说法，余云岫先生可谓学贯中西，但他处在大时代里，有意无意成为历史借以书写的文本。历史需要对中医药棒喝，自然需要有充任此时代精神的人物。
自国学泰斗俞樾开始，中国的精英人士就自觉不自觉地反对中医，而迎接、拥抱西医。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在俞氏看来，中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荒唐。
而俞樾的弟子、“吾家三世皆知医”的章太炎自称医术高明，曾给孙中山开过药方。他也不认可中医，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胡说，《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什么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对药方的有效性，也需重新进行验证。
章太炎的弟子、在日本学习医学的鲁迅也因切身经历而说出了反中医的名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余云岫跟鲁迅有相同处，他们不仅在日本学医，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们的革命精神也不让于老师。
为了革命，就得随时准备死。虽然都通中医，但章太炎仍羡慕西医的即时有效。有一天，在东京讲学时，章太炎曾问余云岫：“新药中有入口即绝，略无宛转者乎？这既表明章太炎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又说明他对西药的信奉。为了革命，就得以激烈的态度反传统。
棒喝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西学，脱亚入欧的时代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1895年初，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案》，换言之，公元六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医”，在日本终结了。
“否决汉医”后的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日本开始在医学方面全面的学习西方，并且很快就实现了医学的现代化。这一现实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自己熟知的中医相对比，感叹要 “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7年，39岁的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对中医的最高经典《黄帝内经》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总之，中医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
在余云岫看来，中医所谓的治愈功能，不过有四个原因：贪天功；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精神慰藉；传语过量。维系这四个原因，而导致“旧医”不能被废止的，则是皮相问题和饭碗问题。
据说因为余云岫深通中医“理论经典”，他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并无反击之力。
余云岫由此成了“废止中医派”的领袖和化身，被诟为千古罪人，现代医学史上甚至把“中医西医化”的思想称为“余云岫现象”。
直到“文革”，余云岫死去多年，人们还批判他说：“余岩（余云岫）这个帝国主义培养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为达到其在医学领域内推行全盘西化和消灭祖国医药学的罪恶目的，奔走嚎叫了一生。他打起所谓医学革命的旗号，贩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货色……彻底暴露出一副洋奴嘴脸。”
先知与践行
余云岫虽然反对中医，却对中医药的研究极为深入。他是近代中国首先引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医学、医药的先驱，无论中医、西医都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
当时人评价他说，“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还有人说，“西医界有余云岫先生，中医界有陆渊雷先生，俱能入虎穴、探虎子，真可谓旗鼓相当。”知名中医陆渊雷就曾经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设立研究室。
1937年，余云岫先生组建了研究室，对许多中药材进行研究，以后又成立制药厂，生产了“余氏止痛消炎膏”、“余氏止咳糖浆”、“治下灵”等中成药。有人说，他是第一个研究和尝试使用中药的西医。
曾经有一个西医杂志《新医与社会》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载了与余云岫对立的陆某医师，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某。余云岫看了陆某的处方后，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有错，是中医没有特效药的缘故。这个陆某，人们猜测就是陆渊雷先生。
余云岫先生称得上中医药现代化的先知。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一文中说“欧美之旧药转而为新者盖已发露无遗，自今而后，用武之地，将在我国，地大物博，草昧未启，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可惜他的预言不被社会理解，以至于在今天世界的中药贸易中，我国仅占5%，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
我们由此可知，民国时代对中医药尽管态度极端，但如余云岫一类的有识之士仍在努力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今天仍有人谩骂余云岫，这是不了解他的人生事迹，而把他作为废除中医药的代表来对待。只是中医仍被人骂，余云岫就会被骂。
在某种意义上，屠呦呦等人所做的工作，正是余云岫们的延续。“中医粉”和“中医黑 ”之间的争论或者仍不会休止，如屠呦呦得奖，“中医粉”以为是中医药的贡献，“中医黑”以为是现代科学方法的胜利；但与其如此空言争胜，不如像余云岫、屠呦呦们那样躬行实践。
（作者系自由作家）
但是，无论反对中医的人还是奉中医为金科玉律的人的声势有多么大，中国社会仍存在第三者的身影，那就是把中西医都当作财富、躬行实践、择优而取的努力。屠呦呦的成果只是最新的例证。在屠呦呦之前，就有不少人在从事这一工作了。即使“现代中国废除中医的领袖”余云岫先生，也是从中医药中受益不少。
医学界的鲁迅
1925年，余云岫先生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
余云岫先生懂中医，他几乎可算是医学界的鲁迅。鲁迅从传统中受益，进而反传统，日常生活中处处又表现了传统。余云岫先生从中医受益，进而提出废除中医，生活事业中又离不开中医。
少年余云岫学习过中医，青年时代当过当时有名的上海澄衷学堂的老师。1905年，27岁的余云岫到日本留学，后来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辛亥革命爆发，余云岫随留日医学生组织之赤十字社回国做救护工作。1913年，35岁的余云岫再赴日本大阪医大继续求学，1916年毕业，回归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
用后来的说法，余云岫先生可谓学贯中西，但他处在大时代里，有意无意成为历史借以书写的文本。历史需要对中医药棒喝，自然需要有充任此时代精神的人物。
自国学泰斗俞樾开始，中国的精英人士就自觉不自觉地反对中医，而迎接、拥抱西医。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在俞氏看来，中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荒唐。
而俞樾的弟子、“吾家三世皆知医”的章太炎自称医术高明，曾给孙中山开过药方。他也不认可中医，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胡说，《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什么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对药方的有效性，也需重新进行验证。
章太炎的弟子、在日本学习医学的鲁迅也因切身经历而说出了反中医的名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余云岫跟鲁迅有相同处，他们不仅在日本学医，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们的革命精神也不让于老师。
为了革命，就得随时准备死。虽然都通中医，但章太炎仍羡慕西医的即时有效。有一天，在东京讲学时，章太炎曾问余云岫：“新药中有入口即绝，略无宛转者乎？这既表明章太炎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又说明他对西药的信奉。为了革命，就得以激烈的态度反传统。
棒喝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西学，脱亚入欧的时代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1895年初，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案》，换言之，公元六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医”，在日本终结了。
“否决汉医”后的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日本开始在医学方面全面的学习西方，并且很快就实现了医学的现代化。这一现实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自己熟知的中医相对比，感叹要 “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7年，39岁的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对中医的最高经典《黄帝内经》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总之，中医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
在余云岫看来，中医所谓的治愈功能，不过有四个原因：贪天功；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精神慰藉；传语过量。维系这四个原因，而导致“旧医”不能被废止的，则是皮相问题和饭碗问题。
据说因为余云岫深通中医“理论经典”，他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并无反击之力。
余云岫由此成了“废止中医派”的领袖和化身，被诟为千古罪人，现代医学史上甚至把“中医西医化”的思想称为“余云岫现象”。
直到“文革”，余云岫死去多年，人们还批判他说：“余岩（余云岫）这个帝国主义培养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为达到其在医学领域内推行全盘西化和消灭祖国医药学的罪恶目的，奔走嚎叫了一生。他打起所谓医学革命的旗号，贩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货色……彻底暴露出一副洋奴嘴脸。”
先知与践行
余云岫虽然反对中医，却对中医药的研究极为深入。他是近代中国首先引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医学、医药的先驱，无论中医、西医都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
当时人评价他说，“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还有人说，“西医界有余云岫先生，中医界有陆渊雷先生，俱能入虎穴、探虎子，真可谓旗鼓相当。”知名中医陆渊雷就曾经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设立研究室。
1937年，余云岫先生组建了研究室，对许多中药材进行研究，以后又成立制药厂，生产了“余氏止痛消炎膏”、“余氏止咳糖浆”、“治下灵”等中成药。有人说，他是第一个研究和尝试使用中药的西医。
曾经有一个西医杂志《新医与社会》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载了与余云岫对立的陆某医师，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某。余云岫看了陆某的处方后，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有错，是中医没有特效药的缘故。这个陆某，人们猜测就是陆渊雷先生。
余云岫先生称得上中医药现代化的先知。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一文中说“欧美之旧药转而为新者盖已发露无遗，自今而后，用武之地，将在我国，地大物博，草昧未启，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可惜他的预言不被社会理解，以至于在今天世界的中药贸易中，我国仅占5%，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
我们由此可知，民国时代对中医药尽管态度极端，但如余云岫一类的有识之士仍在努力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今天仍有人谩骂余云岫，这是不了解他的人生事迹，而把他作为废除中医药的代表来对待。只是中医仍被人骂，余云岫就会被骂。
在某种意义上，屠呦呦等人所做的工作，正是余云岫们的延续。“中医粉”和“中医黑 ”之间的争论或者仍不会休止，如屠呦呦得奖，“中医粉”以为是中医药的贡献，“中医黑”以为是现代科学方法的胜利；但与其如此空言争胜，不如像余云岫、屠呦呦们那样躬行实践。
（作者系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