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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的小说《致邮差的情书》堪称一出轻喜剧。所以说它轻,是因为它篇幅短小,格局不大,并且重点不在讽刺。一个靠网络生存的时髦女孩,突然给一个“苦大仇深”的邮差写了一封情书,满心欢喜地期待改变邮差的生活,对邮差实行“救赎”和“超度”,邮差却令她大失所望,完全没有回报给她应有的激情和欣喜,相反当着她的面,将情书扔进了垃圾桶!好心未讨到好报,M无情的遭到生活的嘲弄。M虽然未必有捉弄罗林之心,但幻想中的故事未能如期发生,这不是颇有点喜剧的意味么?
但这个喜剧却无法令人发笑。
为什么?首先当然是生活的沉重。这个沉重主要体现在邮差罗林身上。罗林是个普通的邮差,过去称这种人为邮递员。罗林有多大年纪?作者没有交代,但从他上初中的儿子推测,大概也就30多岁吧。然而他却一身包袱,一堆家庭负担,生活压力非常之大。首先是他老娘生病,严重的白内障,应该做手术了,可是没有钱,老娘借口医疗事故多而拒绝入院。第二是老婆,在一个快餐店里当侍者,成天忙得脚不点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故一肚子怨气只能向罗林出,扬言要出去“潇洒潇洒”。第三是儿子,弄坏了同学的眼镜,750块,得赔。罗林被这些烂事包围,还哪有心思浪漫?罗林渴望的不是什么婚外情,桃花运,而是天上掉下一捆钱来,最好是三万块,以解他的燃眉之急。“浪漫,邂逅,奇遇,男女之情,华丽而不道德的关系,那些对罗林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像熨斗那样烫平生活里的小褶子吗?它可以改善什么吗?母亲的白内障?妻子的心情?儿子的MP3?”作家说M是个“物质主义者”,其实真正的物质主义者是罗林!虽然罗林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更没有物质至上的现代文明病,但他确实需要金钱和物质来撑持自己日益窘迫的生活。罗林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某一两个工薪阶层的单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罗林的困境具有十分突出的典型性。人到中年,物质社会的无情挤压,让罗林们无法逃避物质带来的尴尬和焦虑。罗林面对M的挑逗,连一点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不是物质对他的异化是什么?物质生活的贫困居然将人的情感钝化至此,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活现实,我们还怎么发笑?
其次是M和罗林的特殊关系。他们的关系给人的不是戏谑,而是思考。有人说,《致邮差的情书》可以归为“混搭”类小说(李云雷)。所谓“混搭”,据我的体会,大概是指没有关系而硬拉扯上关系。M和罗林,一个是时髦的“物质主义者”,网络寄生虫;一个是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的中年人,二者之间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尤其不太可能发生情爱之类的关系。但作者硬是让他们发生了这类关系,M居然给罗林写了一封情书。M同罗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池莉笔下印家厚和他的女徒弟(《烦恼人生》)之间的关系,虽然M比印家厚的女徒弟更大胆,更“张狂”,但实际上她对罗林不会有爱,充其量是一种自恋,一种闲极无聊的恶作剧。印家厚面对女徒弟的爱有所动心,但最后仍然回到自己的黄脸婆女人身边,感受烦恼生活的温馨。罗林却根本不理睬M的暗示,因为他心目中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需求。池莉通过印家厚宣示的是一种民间生活立场,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而鲁敏的故事却将读者引向社会问题的思考。M和罗林是一种对比,他们的故事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的话:“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炼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强调的是文学的阶级性,但M和罗林之间不一定存在着阶级对立,鲁敏的意思也不会是重提阶级斗争,但阶级的分化,或说人际间的差异既是一种事实,同时又是当今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鲁敏以自己的敏感抓住了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其思考的力度自然非一般情爱故事可比。M不是罗林的阶级敌人,他们生活在同一块蓝天下,差异也许仅仅是生活方式所致,但M不能真正理解罗林,罗林也不可能进入M的生活,他们之间的隔膜将是长久的,而这种隔膜却又与经济联系得很紧密,我们难道不该为这种新出现的隔膜而深长思之吗?
作为“混搭”型小说,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和艺术的逻辑却很强。作者运用“扎实而稳健的细节”(徐坤语),将两个人物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真实,这也是这篇小说赢得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
夏元明,男,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黄冈。
但这个喜剧却无法令人发笑。
为什么?首先当然是生活的沉重。这个沉重主要体现在邮差罗林身上。罗林是个普通的邮差,过去称这种人为邮递员。罗林有多大年纪?作者没有交代,但从他上初中的儿子推测,大概也就30多岁吧。然而他却一身包袱,一堆家庭负担,生活压力非常之大。首先是他老娘生病,严重的白内障,应该做手术了,可是没有钱,老娘借口医疗事故多而拒绝入院。第二是老婆,在一个快餐店里当侍者,成天忙得脚不点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故一肚子怨气只能向罗林出,扬言要出去“潇洒潇洒”。第三是儿子,弄坏了同学的眼镜,750块,得赔。罗林被这些烂事包围,还哪有心思浪漫?罗林渴望的不是什么婚外情,桃花运,而是天上掉下一捆钱来,最好是三万块,以解他的燃眉之急。“浪漫,邂逅,奇遇,男女之情,华丽而不道德的关系,那些对罗林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像熨斗那样烫平生活里的小褶子吗?它可以改善什么吗?母亲的白内障?妻子的心情?儿子的MP3?”作家说M是个“物质主义者”,其实真正的物质主义者是罗林!虽然罗林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更没有物质至上的现代文明病,但他确实需要金钱和物质来撑持自己日益窘迫的生活。罗林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某一两个工薪阶层的单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罗林的困境具有十分突出的典型性。人到中年,物质社会的无情挤压,让罗林们无法逃避物质带来的尴尬和焦虑。罗林面对M的挑逗,连一点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不是物质对他的异化是什么?物质生活的贫困居然将人的情感钝化至此,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活现实,我们还怎么发笑?
其次是M和罗林的特殊关系。他们的关系给人的不是戏谑,而是思考。有人说,《致邮差的情书》可以归为“混搭”类小说(李云雷)。所谓“混搭”,据我的体会,大概是指没有关系而硬拉扯上关系。M和罗林,一个是时髦的“物质主义者”,网络寄生虫;一个是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的中年人,二者之间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尤其不太可能发生情爱之类的关系。但作者硬是让他们发生了这类关系,M居然给罗林写了一封情书。M同罗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池莉笔下印家厚和他的女徒弟(《烦恼人生》)之间的关系,虽然M比印家厚的女徒弟更大胆,更“张狂”,但实际上她对罗林不会有爱,充其量是一种自恋,一种闲极无聊的恶作剧。印家厚面对女徒弟的爱有所动心,但最后仍然回到自己的黄脸婆女人身边,感受烦恼生活的温馨。罗林却根本不理睬M的暗示,因为他心目中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需求。池莉通过印家厚宣示的是一种民间生活立场,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而鲁敏的故事却将读者引向社会问题的思考。M和罗林是一种对比,他们的故事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的话:“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炼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强调的是文学的阶级性,但M和罗林之间不一定存在着阶级对立,鲁敏的意思也不会是重提阶级斗争,但阶级的分化,或说人际间的差异既是一种事实,同时又是当今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鲁敏以自己的敏感抓住了这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其思考的力度自然非一般情爱故事可比。M不是罗林的阶级敌人,他们生活在同一块蓝天下,差异也许仅仅是生活方式所致,但M不能真正理解罗林,罗林也不可能进入M的生活,他们之间的隔膜将是长久的,而这种隔膜却又与经济联系得很紧密,我们难道不该为这种新出现的隔膜而深长思之吗?
作为“混搭”型小说,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和艺术的逻辑却很强。作者运用“扎实而稳健的细节”(徐坤语),将两个人物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真实,这也是这篇小说赢得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
夏元明,男,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