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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材改革，是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
近来，我国教育部多次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所使用的教材标准提出要求：一方面，要求严格审核教科书内容，防止“问题教材”出现在课本中;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公办和民办学校不得擅自引进和使用境外课程和教材。这些新规一经提出，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回望教材发展史，其实我国的统编教材改革由来已久。
中国古代统编教材之争
我国古代启蒙所用教材多为“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读的书也大多为“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直到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外院向西方学习，才开始打破我国千百年来的教材传统。从那时起，国家开始编纂国文、算术、历史、舆地、格致等课本，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地编订为教材。
此后，教材的编纂和审定逐渐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开始论战：“国定制”和“审定制”。一部分人认为，教材需要国家统一进行编写，需开设译局、官方撰写、编为定本、请旨颁行，供学堂统一使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科书宜采官民协济之法，兼有民间自行编撰，交由学部审定颁行，只要能依国家所定科目者，各省皆可行用。
至1904年，在“国定制”与“审定制”的论战中，清政府颁发新的学制要求，规定“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若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自此，开始了“国定教科书”与“部编教科书”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之路。而自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我国教材的发展史上涌现了四次较为明显的改 革。
第一次改革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清政府的学部将书局早前编写好的教材进行招商重印，开启了我国部编教科书的新纪元;第二次改革发生在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以编辑国定教科书。编纂员编订了初小国文读本纲要和国民学校修身教科书共三册;第三次改革出现在1933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教育部自编统一教科书，教育部组建了教科书编委会，特约专家编审教材。随之而来，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始了教材的第四次改革。国民政府推行“四科教材统一”政策，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
但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四次改革收效甚微。
新中国教材编写历程
到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规，我国的统编教材发展也进入了相对专业且稳定的新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此后我国的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课程标准与教学计划，使用教育部统一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发行的统编教材。这次教材统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样经过四次主要的修 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而统一编写并发行了全国统一中小学教科书。这次我国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通用教材：第一套供1949年和1950年秋季入学使用，先后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和审定、由新华书店出版。这套教材只编写了部分学科，同时没有实现全国使用，但是却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统编教材的先声;第二套供1951年到1953年秋季入学使用、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新成立的人教社重编或修订，为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在教材改革的历史上，这套教材是“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第三套是1954年到1956年间，根据新形势的要求，由教育部责成人教社代教育部拟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其中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以及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在这套教材中，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的出现，成为我国教材编写史上的一个卓越进步。
社会主义建设与调整时期，我国教材主要经历了两次改变。根据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教育部责成人教社组织编写了新的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分别是1960年开始编写、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少数试行十年制学校试用的中小学实验教材，也就是人教版第三套教材;与1963年秋季正式供应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也就是人教版第四套教材。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科教文卫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在各地抽调专家和学者继续进行教材编写工作。从1978年到1987年，我国先后发行人教版第五套教材、《六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人教版第六套教材以及第七套教材。从1988年开始，教材的编写与发行进入多样化新時代。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进入21世纪，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出版社开始助力于教材多样化的发展，因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材编写领域资历较深、编写团队更加成熟，所以仍在多样化的教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教材编写工作更加重视，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至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教材编写发展，统编教材终于进入全新时代。
由教书育人到教育公平
纵观我国教材发展史，无论是“国编教材”与“审定教材”的论战，还是统一基本要求前提下鼓励多样化发展，其目的都是在保证教书育人目标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教材的正规化与教育的公平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而统一为一个基本标准的教材，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对公平的学习知识的起点与机 会。 再看近期教育部所发布的通知，“规范使用审定教材，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且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
首先，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减少各地之间的教育差异。
此前，农村与城市、学校与学校所采用的教材或有难易程度不同、境内与境外教材不同等区别。因客观层面上教育水平存在差异，这种不同会加深教育较为先进的地区与教育稍显落后地区的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规范教材审定、禁止境外课程则能有效抑制这一趋势，并让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更好体现。
其次，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主动性。
许多境外教材与境外课程在进入我国后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況。并非所有教材都适合我国学生的学习需求，使用不适合我国学生学习的教材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并且削弱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这一现象也可能使部分使用境外教材的学生失去了得到因材施教的机会。
面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客观现实，规范教材审核，禁止使用境外课程与境外教材，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兴衰，系于教育。就教材使用的相关要求而言，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其各自的考量。
世界教材使用情况
韩国：
韩国的教材同样以国家为主导，并分为国政教材、审定教材和认证教材三种主要类型。国政教材由国家直接参与编写，主要应用于韩国小学中除了英语、体育、艺术外的大部分科目;审定教材由民间人士或民间出版社研发，需经国家审查合格，属于国家间接参与编写的教科书，主要应用于初高中教育;认证教材则指经过教育部认可，在没有国政教材或审定教材的情况下作为补充使用的教科书。
美国：
美国政府会向各地的学校推荐可供参考的教科书，而每一年州教育委员会会进行教材选择，选出一些备选教材。根据相应标准，由志愿者组成的委员会将对这些教材进行审核挑选，每次选出的教材有效期为8年。不过，面对官方推荐，学校也可以提出申请使用清单以外的教材。因此，每所学校甚至每个老师所使用的教材都可能存在不同。
在教材的使用上，由于美国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均为硬壳精装本且全彩印制，一本书的市价可能高达上百美元。每年近10本教科书的消费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解决这种情况，学校每年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使用，到学年结束将收回并留给下一年的新生继续使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的公平。
德国：
德国的国家教育部门不可以指定任何一种教材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而是交由各个州选出相应的学科带头人，根据自己的教育法与教育大纲，在出版社的组织下进行教材编写。在教材出版之后，学监将负责召集当地学科带头人、家长代表进行教材评估。德国各学校自主选择教材，因而会出现即便在同一个年级也有不同多版本不同教材的情况。
在教材的使用上，德国也采取循环使用的方法，由学校统一购买，每年轮流使用。
国家的栋梁 民族的希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系于教育。年青一代，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生活在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良好的教育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战胜不足的基础，而教材改革则是教育走向更深层的专业化、公平化的关键一步。
从“双减”政策到暑期托管，从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清朗行动”到对学生所使用的教材的严格审核与规定，我国对年青一代的培养已经融入学习与生活的多方面，致力于为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提供安全、公平、愉悦的环境。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相信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之中，我们的年青一代将会在教育公平的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奋斗于更广阔的天地，收获更光明的未来。
近来，我国教育部多次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所使用的教材标准提出要求：一方面，要求严格审核教科书内容，防止“问题教材”出现在课本中;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公办和民办学校不得擅自引进和使用境外课程和教材。这些新规一经提出，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回望教材发展史，其实我国的统编教材改革由来已久。
中国古代统编教材之争
我国古代启蒙所用教材多为“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读的书也大多为“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直到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外院向西方学习，才开始打破我国千百年来的教材传统。从那时起，国家开始编纂国文、算术、历史、舆地、格致等课本，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地编订为教材。
此后，教材的编纂和审定逐渐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开始论战：“国定制”和“审定制”。一部分人认为，教材需要国家统一进行编写，需开设译局、官方撰写、编为定本、请旨颁行，供学堂统一使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科书宜采官民协济之法，兼有民间自行编撰，交由学部审定颁行，只要能依国家所定科目者，各省皆可行用。
至1904年，在“国定制”与“审定制”的论战中，清政府颁发新的学制要求，规定“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若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自此，开始了“国定教科书”与“部编教科书”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之路。而自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我国教材的发展史上涌现了四次较为明显的改 革。
第一次改革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清政府的学部将书局早前编写好的教材进行招商重印，开启了我国部编教科书的新纪元;第二次改革发生在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以编辑国定教科书。编纂员编订了初小国文读本纲要和国民学校修身教科书共三册;第三次改革出现在1933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教育部自编统一教科书，教育部组建了教科书编委会，特约专家编审教材。随之而来，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始了教材的第四次改革。国民政府推行“四科教材统一”政策，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
但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四次改革收效甚微。
新中国教材编写历程
到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规，我国的统编教材发展也进入了相对专业且稳定的新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此后我国的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课程标准与教学计划，使用教育部统一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发行的统编教材。这次教材统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样经过四次主要的修 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而统一编写并发行了全国统一中小学教科书。这次我国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通用教材：第一套供1949年和1950年秋季入学使用，先后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编和审定、由新华书店出版。这套教材只编写了部分学科，同时没有实现全国使用，但是却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统编教材的先声;第二套供1951年到1953年秋季入学使用、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新成立的人教社重编或修订，为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在教材改革的历史上，这套教材是“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第三套是1954年到1956年间，根据新形势的要求，由教育部责成人教社代教育部拟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其中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以及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在这套教材中，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的出现，成为我国教材编写史上的一个卓越进步。
社会主义建设与调整时期，我国教材主要经历了两次改变。根据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教育部责成人教社组织编写了新的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分别是1960年开始编写、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少数试行十年制学校试用的中小学实验教材，也就是人教版第三套教材;与1963年秋季正式供应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也就是人教版第四套教材。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科教文卫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在各地抽调专家和学者继续进行教材编写工作。从1978年到1987年，我国先后发行人教版第五套教材、《六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人教版第六套教材以及第七套教材。从1988年开始，教材的编写与发行进入多样化新時代。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进入21世纪，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出版社开始助力于教材多样化的发展，因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材编写领域资历较深、编写团队更加成熟，所以仍在多样化的教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教材编写工作更加重视，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至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教材编写发展，统编教材终于进入全新时代。
由教书育人到教育公平
纵观我国教材发展史，无论是“国编教材”与“审定教材”的论战，还是统一基本要求前提下鼓励多样化发展，其目的都是在保证教书育人目标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教材的正规化与教育的公平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而统一为一个基本标准的教材，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对公平的学习知识的起点与机 会。 再看近期教育部所发布的通知，“规范使用审定教材，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且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
首先，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减少各地之间的教育差异。
此前，农村与城市、学校与学校所采用的教材或有难易程度不同、境内与境外教材不同等区别。因客观层面上教育水平存在差异，这种不同会加深教育较为先进的地区与教育稍显落后地区的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规范教材审定、禁止境外课程则能有效抑制这一趋势，并让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更好体现。
其次，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主动性。
许多境外教材与境外课程在进入我国后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況。并非所有教材都适合我国学生的学习需求，使用不适合我国学生学习的教材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并且削弱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这一现象也可能使部分使用境外教材的学生失去了得到因材施教的机会。
面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客观现实，规范教材审核，禁止使用境外课程与境外教材，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兴衰，系于教育。就教材使用的相关要求而言，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其各自的考量。
世界教材使用情况
韩国：
韩国的教材同样以国家为主导，并分为国政教材、审定教材和认证教材三种主要类型。国政教材由国家直接参与编写，主要应用于韩国小学中除了英语、体育、艺术外的大部分科目;审定教材由民间人士或民间出版社研发，需经国家审查合格，属于国家间接参与编写的教科书，主要应用于初高中教育;认证教材则指经过教育部认可，在没有国政教材或审定教材的情况下作为补充使用的教科书。
美国：
美国政府会向各地的学校推荐可供参考的教科书，而每一年州教育委员会会进行教材选择，选出一些备选教材。根据相应标准，由志愿者组成的委员会将对这些教材进行审核挑选，每次选出的教材有效期为8年。不过，面对官方推荐，学校也可以提出申请使用清单以外的教材。因此，每所学校甚至每个老师所使用的教材都可能存在不同。
在教材的使用上，由于美国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均为硬壳精装本且全彩印制，一本书的市价可能高达上百美元。每年近10本教科书的消费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解决这种情况，学校每年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使用，到学年结束将收回并留给下一年的新生继续使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的公平。
德国：
德国的国家教育部门不可以指定任何一种教材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而是交由各个州选出相应的学科带头人，根据自己的教育法与教育大纲，在出版社的组织下进行教材编写。在教材出版之后，学监将负责召集当地学科带头人、家长代表进行教材评估。德国各学校自主选择教材，因而会出现即便在同一个年级也有不同多版本不同教材的情况。
在教材的使用上，德国也采取循环使用的方法，由学校统一购买，每年轮流使用。
国家的栋梁 民族的希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系于教育。年青一代，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生活在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良好的教育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战胜不足的基础，而教材改革则是教育走向更深层的专业化、公平化的关键一步。
从“双减”政策到暑期托管，从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清朗行动”到对学生所使用的教材的严格审核与规定，我国对年青一代的培养已经融入学习与生活的多方面，致力于为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提供安全、公平、愉悦的环境。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相信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之中，我们的年青一代将会在教育公平的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奋斗于更广阔的天地，收获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