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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1973年出生于北京，1996年北大生物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爱荷华大学免疫学硕士学位和艺术创作学硕士学位。2003年，李翊云在《巴黎评论》发表短篇小说《不朽》，被编辑称赞为一篇堪称完美的小说。2005年，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出版，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和英国《卫报》首作奖，成为美国文坛新星，迅速引起关注。2009年，李翊云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2010年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2014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比孤独更温暖》。李翊云是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并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优秀的华裔作家之一，2010年荣列美国《纽约客》杂志评选出的最值得关注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作家榜。李翊云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为兰登书屋签约作家。
《千年敬祈》是同名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讲述了退休火箭专家史先生到美国探望离异女儿的故事。史先生来到美国，看望阔别多年的女儿，试图帮她走出离婚的阴影，但却发现和女儿隔阂很深，难以沟通。苦闷之余，史先生在女兒白天上班时和一位伊朗老妇交谈。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加上手势谈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史先生感受到了交流的快乐。史先生希望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婚，但发现她和一位罗马尼亚男子有情人关系。在史先生的再三追问下，女儿道出了离婚的实情。史先生年轻时和单位一位女打卡员经常聊天，被误认为有婚外情而被分配到勤杂岗。他在妻子面前对此事缄口不言，女儿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会了沉默。她和前夫婚姻的破裂便源于她的寡言少语。小说反映了华裔移民在亲情之间由于误会和语言文化隔膜而难以和谐相处的尴尬。2008年，华裔导演王颖把《千年敬祈》搬上银幕，由俞飞鸿扮演女儿宜兰，亨利·欧扮演史先生。
当人们问起他在中国的职业时，史先生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位火箭专家。当人们流露出钦佩之意时，他又会出于谦虚，补充说他已经退休了。史先生是在底特律的一次短暂停留中，从一位妇人那里学会“火箭专家”这一表达的。当时他试着用英语向她解释他的工作，英语解释不清楚，便借助画画来解释。“火箭专家！”妇人惊叫道，大声笑了起来。
史先生在美国遇到的人很友好，不过当他们知道他的职业后似乎显得更加友好。所以一旦有机会，史先生就喜欢重复“火箭专家”这几个字。在这座中西部城镇女儿的家里待了五天，史先生已经结识了不少朋友。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们会向他招手。一对老夫妇，丈夫穿着西装，妻子穿着裙子，每天早上9点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出现在公园。他们停下来和史先生寒暄，每次都是丈夫和史先生说话，妻子在一旁笑着。一位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养老院里的老妇人会来和他说话。老妇人七十七岁，长史先生两岁，最初是从伊朗来到美国的。他们都只会讲一点点英语，但互相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很快便成了朋友。
“美国是个好国家，”她经常说，“儿子在这里挣大钱。”
美国确实是个好国家。史先生的女儿在学院图书馆的东亚部做图书管理员，一年挣的钱比他二十年挣的都多。
“我女儿也挣很多钱。”
“我爱美国。美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好国家。”
“是啊，是啊。我在中国是个火箭专家，可是却很穷。你知道什么是火箭专家吗？”史先生说，用双手做了一个山峰的手势。
“我爱中国。中国是一个好国家，很老。”老妇人说道。
“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像年轻人一样。”
“美国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国家。”
“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幸福。”史先生说，随后意识到这个结论下得有些突兀了。此刻他就感到自己比记忆中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乐。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好像看起来也很开心。她热爱一切，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有时他们用英语交谈不下去，老妇人就会转说波斯语，中间掺杂着一些英文单词，而史先生也难以用汉语和她交谈。这时她便一个人把谈话继续下去，独自说上十或二十分钟。史先生不住点头，热情洋溢地笑着。老妇人说的话，他理解的不多，但能感到她和他说话时的喜悦。他听老妇人说话也同样感到喜悦。
史先生开始盼望那些坐在公园里等着老妇人的早晨。他从未问过老妇人的名字，便称呼她为“夫人”。夫人总是穿着红色、橘色、紫色或黄色的衣服，史先生难以想象夫人这样的年龄或出生地的人会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她戴一对金属条状发夹，一个是白色的大象，另一个是蓝绿色的孔雀，宽松地扣在她薄薄的头发上。夫人戴发夹的方式让他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情形—那时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好，一个塑料蝴蝶发夹松松垮垮地挂在前额。那一瞬间，史先生想告诉夫人他是多么怀念那些女儿小时候，生活充满希望的日子。但他知道，他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再说，他从来不习惯谈论过去。
晚上女儿下班回家时，史先生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几年前妻子去世后，他报了一个烹饪班。自那时起，他就以大学时学习数学和物理的热情学起了烹饪艺术。“每个人天生有许多才能，多得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史先生在晚饭时说，“我之前从没想过能学会做饭，可现在我做到了，做得比我想象的还好。”
“是的，真的很好。”女儿说。
“同样—”史先生快速瞥了女儿一眼，“生活给我们的幸福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要训练自己去寻找幸福。”
女儿没有回答。
尽管史先生对自己的厨艺感到自豪，女儿对此也赞赏有加，但她只吃了一点点，而且还是出于义务才吃的。史先生担心女儿对生活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这是不应该的。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理由—刚刚结束了一段七年的婚姻。离婚后，他的前外孙便去了北京，一直住在那里。史先生不知道女儿和前女婿的婚姻为什么会触了暗礁，但不管什么原因，那肯定不会是女儿的过错。她天生就是一位好妻子，低声细语、心地善良、孝顺漂亮，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样。女儿打电话告诉他离婚的事，史先生就想象女儿伤心欲绝的样子，要求去美国帮她从痛苦中走出来。她没答应，史先生便每天打电话向女儿恳求，长途电话费足足花去了他一个月的退休金。直到他说他七十五岁的生日愿望是去美国看看时，女儿才最终答应下来。当然，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个不错的理由。美国是值得一看的，不仅如此，美国还让他焕然一新，成了一个火箭专家、一个健谈的人、一个有爱心的父亲、一个幸福的男人。 “我们认识对方很久了。”“很久？一个月可不久。”“比一个月要久，爸爸。”
“至多一个半月，是不是？听着，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作为女人不应该仓促，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情况，被抛弃的女子—容易在寂寞中犯错误。”
女儿抬头看着他说，“爸爸，我的婚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被抛弃的。”
史先生看着女儿，她的眼神因坚定和轻松而显得坦率真诚。有那么一刻，他几乎不想让女儿再告诉他更多的细节。不过像所有人一样，她一旦开口说话，就无法让她停下来，“爸爸，我们是因为这个人离婚的。如果你想说谁抛弃谁的话，是我抛弃了他。”
“可是为什么呢？”
“婚姻是会出问题的，爸爸。”
“一夜夫妻百日恩。你结婚都七年了！怎么能这样对你丈夫？除了你的婚外情，你们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史先生问，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把女儿养成一个不忠的人。
“现在谈论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是你父亲，我有权知道。”史先生边说边用手敲着桌子。
“我们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向我丈夫说很多话，因为我安静，他总怀疑我对他隐瞒了什么。”
“你瞒着他有了情人。”
她没有理会父亲的话，“他越让我说话，我就越想安静、越想一个人待着。我不擅长说话，就像你说的那样。”
“都是谎言！刚才你还厚颜无耻地打着电话！像妓女一样有说有笑！”
史先生的女儿被父亲恶毒的话吓到了，看了他很长时间才用低一些的声音说道，“这不一样，爸爸。我们用英语交谈，要容易一些，我不擅长用汉语交谈。”
“真是个可笑的借口！”
“爸爸，如果你在一种语言中长大，但却从不用它来表达感情，你会发现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用这种新的语言你也会说得更多，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
“你是要把你出轨的行为怪罪到你妈妈和我身上吗？”
“我可没有这么说，爸爸。”
“那不就是你的意思吗？我们没做好父母，没教会你用汉语表达感情，所以你不能和你丈夫坦诚谈论婚姻了，你就决定学一门新语言，找一个新情人。”
“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时，你从来不说，妈妈也从来不说，我也学会了不说话。”
“你妈妈和我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比较安静。”
“这是个谎言。”
“不，不是。我知道我有错，不该太专注于工作，不过你要知道，我话不多是因为我的职业。”
“爸爸，”史先生的女儿说道，眼中流露出怜悯的神色，“这也是個谎言，你从来就不是什么火箭专家。这一点妈妈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史先生长时间盯着女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爸爸。是的，你是从来不说你工作时干了什么，可是别人—他们会谈论你。”
史先生想找些话为自己辩解，可他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女儿说道，“对不起，爸爸，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史先生深深地吸着气，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么做并不难，毕竟他一辈子都在灾难面前保持了平静。“你并没有伤害我，像你说的那样，你只是在谈论事实，”他说，然后站了起来，向客卧走去。走进客卧前，女儿在他身后轻声说，“爸爸，我明天给你订旅程。”
史先生坐在公园里，等着向夫人道别。他已经让女儿安排他旅行之后从旧金山回国。在他走之前还有一周时间，但他只有勇气和夫人交谈最后一次，向她澄清关于自己的所有谎言。他并不是什么火箭专家，不过他接受过相关培训，在他为研究所工作的三十八年里也做了三年的火箭专家。“让年轻人对工作保持沉默是很难的，”史先生在脑海中演练着将要向夫人说的话，“一个火箭专家，多大的自豪和荣耀啊，你就是想找个人分享你的兴奋之情。”
这个人—四十二年前二十五岁—是为史先生在打卡机上工作的一个女孩。他们这些人当时被称作打卡员，一个早已被更先进的电脑代替了的职业。但在所有从他生活中消失的人和事当中，史先生最怀念的就是打卡员。他的打卡员。“她的名字叫宜兰，”史先生对着空气大声说道，有人向“宜兰”这个名字高兴地打了声招呼。夫人正提着满篮子的秋叶向他走来。她捡起一个，递给史先生。“真美。”她说。
史先生研究着树叶，从主叶脉看到最细的叶脉，观察黄色和橙色的不同色度。他之前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观察过这个世界。他尽力去记起那些他更习惯的柔和的叶缘和暗淡的颜色，但却像一位被摘去了白内障的病人，发现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刺眼明亮，让人害怕却又吸引人心。“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史先生说，夫人脸上闪过急切的微笑。他在长凳上挪了挪位置，用英语说，“我不是一个火箭专家。”
夫人使劲点了点头。史先生看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不再是火箭专家的。我和她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说话。你可能会想，说话并没有什么错，可事情并不是这样。一个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孩说话就不被人们接受，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是的，那个时代可以用悲伤来形容，而不是年轻人常说的疯狂。“尽管我们受过培训，不能说话，我们还总是想说话。”说话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啊，但他们却对说话上了瘾，他们在办公室里休息的五分钟开始说话，然后在餐厅里，整个午餐时间都在说话。他们谈论着创造伟大历史、为祖国母亲建造第一个火箭的希望和兴奋。
“一旦你开始说话，你就说得越来越多。那和你回家与妻子说话不一样，因为你什么都不用隐藏。当然了，我们也谈论我们的生活。说话就像骑着一匹脱缰的马，你不知道也不用想会走到哪里。那就是我们说话时的情形，但我们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婚外情。我们从来都没有相爱。”史先生说。接下来，在短暂的瞬间，他也被自己的话弄迷糊了。他说的是哪一种爱？他们肯定是相爱的，不过不是人们怀疑的那种爱—他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们的手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之间是另一种爱，在这种爱里他们可以自由说话，交流—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爱？女儿是不是就是因为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交流而结束她的婚姻的？史先生在长凳上动了动身子，在十月的凉风中出汗了。当他们被指控有婚外情时，他坚持说他们是无辜的。她被下放到偏僻的小镇时，他还为她求情。她是一个不错的打卡员，不过打卡员更容易培养一些。只要他当众承认婚外情，并做个自我批评，就可以保住原来的岗位。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我三十二岁时就不做火箭专家了，自那之后也再没从事过相关研究，但工作上的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妻子并不知道。”至少直到前一夜，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被分配到很低的工作岗位，就他接受过的培训来说，这个岗位不能再低了。他为毛主席和党的生日布置办公室，把笔记本和文档用推车从一个研究小组送到另一个研究小组。晚上，他收集同事们的笔记本和草稿纸，把它们登记在案，然后当着两个保安的面把它们锁在档案柜里。他工作时保持着尊严，回家当着妻子的面表现得像个专注、沉默的火箭专家。他躲开妻子疑问的眼神，直到问题消失的那一天。他看着女儿长大，长成像他妻子一样安静和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好女人。他一共和三十二个保安一起工作过，他们都是穿着制服、戴着手枪皮套的年轻人，皮套是空的，但步枪上的刺刀是真的。
不过在那时，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做的决定难道不是出于对妻子和那个女人的忠诚？他怎么能够承认婚外情，然后继续做一个自私的火箭专家？这么做会伤害他的好妻子。或者更不可能的是，他怎么会放弃事业、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度一生，满足自己不怎么光彩的欲望？“我们的牺牲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史先生说出了这句他们在接受培训时经常重复的话。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他想美国让他有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像他这样的老人，过多沉湎于记忆中是不利于健康的。好人应该活在当下，夫人这位亲爱的朋友就坐在他旁边，举着一片完美的金色银杏树叶在太阳下给他看。
（唐书哲：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邮编：221116）
《千年敬祈》是同名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讲述了退休火箭专家史先生到美国探望离异女儿的故事。史先生来到美国，看望阔别多年的女儿，试图帮她走出离婚的阴影，但却发现和女儿隔阂很深，难以沟通。苦闷之余，史先生在女兒白天上班时和一位伊朗老妇交谈。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加上手势谈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史先生感受到了交流的快乐。史先生希望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婚，但发现她和一位罗马尼亚男子有情人关系。在史先生的再三追问下，女儿道出了离婚的实情。史先生年轻时和单位一位女打卡员经常聊天，被误认为有婚外情而被分配到勤杂岗。他在妻子面前对此事缄口不言，女儿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会了沉默。她和前夫婚姻的破裂便源于她的寡言少语。小说反映了华裔移民在亲情之间由于误会和语言文化隔膜而难以和谐相处的尴尬。2008年，华裔导演王颖把《千年敬祈》搬上银幕，由俞飞鸿扮演女儿宜兰，亨利·欧扮演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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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起他在中国的职业时，史先生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位火箭专家。当人们流露出钦佩之意时，他又会出于谦虚，补充说他已经退休了。史先生是在底特律的一次短暂停留中，从一位妇人那里学会“火箭专家”这一表达的。当时他试着用英语向她解释他的工作，英语解释不清楚，便借助画画来解释。“火箭专家！”妇人惊叫道，大声笑了起来。
史先生在美国遇到的人很友好，不过当他们知道他的职业后似乎显得更加友好。所以一旦有机会，史先生就喜欢重复“火箭专家”这几个字。在这座中西部城镇女儿的家里待了五天，史先生已经结识了不少朋友。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们会向他招手。一对老夫妇，丈夫穿着西装，妻子穿着裙子，每天早上9点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出现在公园。他们停下来和史先生寒暄，每次都是丈夫和史先生说话，妻子在一旁笑着。一位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养老院里的老妇人会来和他说话。老妇人七十七岁，长史先生两岁，最初是从伊朗来到美国的。他们都只会讲一点点英语，但互相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很快便成了朋友。
“美国是个好国家，”她经常说，“儿子在这里挣大钱。”
美国确实是个好国家。史先生的女儿在学院图书馆的东亚部做图书管理员，一年挣的钱比他二十年挣的都多。
“我女儿也挣很多钱。”
“我爱美国。美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好国家。”
“是啊，是啊。我在中国是个火箭专家，可是却很穷。你知道什么是火箭专家吗？”史先生说，用双手做了一个山峰的手势。
“我爱中国。中国是一个好国家，很老。”老妇人说道。
“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像年轻人一样。”
“美国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国家。”
“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幸福。”史先生说，随后意识到这个结论下得有些突兀了。此刻他就感到自己比记忆中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乐。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好像看起来也很开心。她热爱一切，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有时他们用英语交谈不下去，老妇人就会转说波斯语，中间掺杂着一些英文单词，而史先生也难以用汉语和她交谈。这时她便一个人把谈话继续下去，独自说上十或二十分钟。史先生不住点头，热情洋溢地笑着。老妇人说的话，他理解的不多，但能感到她和他说话时的喜悦。他听老妇人说话也同样感到喜悦。
史先生开始盼望那些坐在公园里等着老妇人的早晨。他从未问过老妇人的名字，便称呼她为“夫人”。夫人总是穿着红色、橘色、紫色或黄色的衣服，史先生难以想象夫人这样的年龄或出生地的人会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她戴一对金属条状发夹，一个是白色的大象，另一个是蓝绿色的孔雀，宽松地扣在她薄薄的头发上。夫人戴发夹的方式让他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情形—那时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好，一个塑料蝴蝶发夹松松垮垮地挂在前额。那一瞬间，史先生想告诉夫人他是多么怀念那些女儿小时候，生活充满希望的日子。但他知道，他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再说，他从来不习惯谈论过去。
二
晚上女儿下班回家时，史先生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几年前妻子去世后，他报了一个烹饪班。自那时起，他就以大学时学习数学和物理的热情学起了烹饪艺术。“每个人天生有许多才能，多得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史先生在晚饭时说，“我之前从没想过能学会做饭，可现在我做到了，做得比我想象的还好。”
“是的，真的很好。”女儿说。
“同样—”史先生快速瞥了女儿一眼，“生活给我们的幸福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要训练自己去寻找幸福。”
女儿没有回答。
尽管史先生对自己的厨艺感到自豪，女儿对此也赞赏有加，但她只吃了一点点，而且还是出于义务才吃的。史先生担心女儿对生活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这是不应该的。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理由—刚刚结束了一段七年的婚姻。离婚后，他的前外孙便去了北京，一直住在那里。史先生不知道女儿和前女婿的婚姻为什么会触了暗礁，但不管什么原因，那肯定不会是女儿的过错。她天生就是一位好妻子，低声细语、心地善良、孝顺漂亮，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样。女儿打电话告诉他离婚的事，史先生就想象女儿伤心欲绝的样子，要求去美国帮她从痛苦中走出来。她没答应，史先生便每天打电话向女儿恳求，长途电话费足足花去了他一个月的退休金。直到他说他七十五岁的生日愿望是去美国看看时，女儿才最终答应下来。当然，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个不错的理由。美国是值得一看的，不仅如此，美国还让他焕然一新，成了一个火箭专家、一个健谈的人、一个有爱心的父亲、一个幸福的男人。 “我们认识对方很久了。”“很久？一个月可不久。”“比一个月要久，爸爸。”
“至多一个半月，是不是？听着，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作为女人不应该仓促，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情况，被抛弃的女子—容易在寂寞中犯错误。”
女儿抬头看着他说，“爸爸，我的婚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被抛弃的。”
史先生看着女儿，她的眼神因坚定和轻松而显得坦率真诚。有那么一刻，他几乎不想让女儿再告诉他更多的细节。不过像所有人一样，她一旦开口说话，就无法让她停下来，“爸爸，我们是因为这个人离婚的。如果你想说谁抛弃谁的话，是我抛弃了他。”
“可是为什么呢？”
“婚姻是会出问题的，爸爸。”
“一夜夫妻百日恩。你结婚都七年了！怎么能这样对你丈夫？除了你的婚外情，你们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史先生问，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把女儿养成一个不忠的人。
“现在谈论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是你父亲，我有权知道。”史先生边说边用手敲着桌子。
“我们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向我丈夫说很多话，因为我安静，他总怀疑我对他隐瞒了什么。”
“你瞒着他有了情人。”
她没有理会父亲的话，“他越让我说话，我就越想安静、越想一个人待着。我不擅长说话，就像你说的那样。”
“都是谎言！刚才你还厚颜无耻地打着电话！像妓女一样有说有笑！”
史先生的女儿被父亲恶毒的话吓到了，看了他很长时间才用低一些的声音说道，“这不一样，爸爸。我们用英语交谈，要容易一些，我不擅长用汉语交谈。”
“真是个可笑的借口！”
“爸爸，如果你在一种语言中长大，但却从不用它来表达感情，你会发现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用这种新的语言你也会说得更多，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
“你是要把你出轨的行为怪罪到你妈妈和我身上吗？”
“我可没有这么说，爸爸。”
“那不就是你的意思吗？我们没做好父母，没教会你用汉语表达感情，所以你不能和你丈夫坦诚谈论婚姻了，你就决定学一门新语言，找一个新情人。”
“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时，你从来不说，妈妈也从来不说，我也学会了不说话。”
“你妈妈和我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比较安静。”
“这是个谎言。”
“不，不是。我知道我有错，不该太专注于工作，不过你要知道，我话不多是因为我的职业。”
“爸爸，”史先生的女儿说道，眼中流露出怜悯的神色，“这也是個谎言，你从来就不是什么火箭专家。这一点妈妈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史先生长时间盯着女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爸爸。是的，你是从来不说你工作时干了什么，可是别人—他们会谈论你。”
史先生想找些话为自己辩解，可他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女儿说道，“对不起，爸爸，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史先生深深地吸着气，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么做并不难，毕竟他一辈子都在灾难面前保持了平静。“你并没有伤害我，像你说的那样，你只是在谈论事实，”他说，然后站了起来，向客卧走去。走进客卧前，女儿在他身后轻声说，“爸爸，我明天给你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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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先生坐在公园里，等着向夫人道别。他已经让女儿安排他旅行之后从旧金山回国。在他走之前还有一周时间，但他只有勇气和夫人交谈最后一次，向她澄清关于自己的所有谎言。他并不是什么火箭专家，不过他接受过相关培训，在他为研究所工作的三十八年里也做了三年的火箭专家。“让年轻人对工作保持沉默是很难的，”史先生在脑海中演练着将要向夫人说的话，“一个火箭专家，多大的自豪和荣耀啊，你就是想找个人分享你的兴奋之情。”
这个人—四十二年前二十五岁—是为史先生在打卡机上工作的一个女孩。他们这些人当时被称作打卡员，一个早已被更先进的电脑代替了的职业。但在所有从他生活中消失的人和事当中，史先生最怀念的就是打卡员。他的打卡员。“她的名字叫宜兰，”史先生对着空气大声说道，有人向“宜兰”这个名字高兴地打了声招呼。夫人正提着满篮子的秋叶向他走来。她捡起一个，递给史先生。“真美。”她说。
史先生研究着树叶，从主叶脉看到最细的叶脉，观察黄色和橙色的不同色度。他之前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观察过这个世界。他尽力去记起那些他更习惯的柔和的叶缘和暗淡的颜色，但却像一位被摘去了白内障的病人，发现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刺眼明亮，让人害怕却又吸引人心。“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史先生说，夫人脸上闪过急切的微笑。他在长凳上挪了挪位置，用英语说，“我不是一个火箭专家。”
夫人使劲点了点头。史先生看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不再是火箭专家的。我和她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说话。你可能会想，说话并没有什么错，可事情并不是这样。一个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孩说话就不被人们接受，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是的，那个时代可以用悲伤来形容，而不是年轻人常说的疯狂。“尽管我们受过培训，不能说话，我们还总是想说话。”说话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啊，但他们却对说话上了瘾，他们在办公室里休息的五分钟开始说话，然后在餐厅里，整个午餐时间都在说话。他们谈论着创造伟大历史、为祖国母亲建造第一个火箭的希望和兴奋。
“一旦你开始说话，你就说得越来越多。那和你回家与妻子说话不一样，因为你什么都不用隐藏。当然了，我们也谈论我们的生活。说话就像骑着一匹脱缰的马，你不知道也不用想会走到哪里。那就是我们说话时的情形，但我们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婚外情。我们从来都没有相爱。”史先生说。接下来，在短暂的瞬间，他也被自己的话弄迷糊了。他说的是哪一种爱？他们肯定是相爱的，不过不是人们怀疑的那种爱—他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们的手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之间是另一种爱，在这种爱里他们可以自由说话，交流—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爱？女儿是不是就是因为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交流而结束她的婚姻的？史先生在长凳上动了动身子，在十月的凉风中出汗了。当他们被指控有婚外情时，他坚持说他们是无辜的。她被下放到偏僻的小镇时，他还为她求情。她是一个不错的打卡员，不过打卡员更容易培养一些。只要他当众承认婚外情，并做个自我批评，就可以保住原来的岗位。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我三十二岁时就不做火箭专家了，自那之后也再没从事过相关研究，但工作上的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妻子并不知道。”至少直到前一夜，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被分配到很低的工作岗位，就他接受过的培训来说，这个岗位不能再低了。他为毛主席和党的生日布置办公室，把笔记本和文档用推车从一个研究小组送到另一个研究小组。晚上，他收集同事们的笔记本和草稿纸，把它们登记在案，然后当着两个保安的面把它们锁在档案柜里。他工作时保持着尊严，回家当着妻子的面表现得像个专注、沉默的火箭专家。他躲开妻子疑问的眼神，直到问题消失的那一天。他看着女儿长大，长成像他妻子一样安静和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好女人。他一共和三十二个保安一起工作过，他们都是穿着制服、戴着手枪皮套的年轻人，皮套是空的，但步枪上的刺刀是真的。
不过在那时，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做的决定难道不是出于对妻子和那个女人的忠诚？他怎么能够承认婚外情，然后继续做一个自私的火箭专家？这么做会伤害他的好妻子。或者更不可能的是，他怎么会放弃事业、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度一生，满足自己不怎么光彩的欲望？“我们的牺牲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史先生说出了这句他们在接受培训时经常重复的话。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他想美国让他有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像他这样的老人，过多沉湎于记忆中是不利于健康的。好人应该活在当下，夫人这位亲爱的朋友就坐在他旁边，举着一片完美的金色银杏树叶在太阳下给他看。
（唐书哲：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邮编：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