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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需要传播与交流，在传播中深入人心，打动人心，传播的方法之一就是巡回演出。这是很辛苦的差事，但也很锻炼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通过残酷的竞争，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小提琴演奏员。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西方歌剧艺术的大本营，每年主场演出不算，还要巡演全世界。
一开始参加外出巡演，我还有点兴奋，但不久就知道每一趟旅行都是巨大的身心考验，真的非常辛苦。长途飞机旅行是职业音乐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无论你是一个人举办独奏音乐会，还是跟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巡演，都要穿梭于国与国、城市与城市的上空。
关于出行，一些著名音乐家在乐坛留下了不少佳话。比如，钢琴家霍洛维茨在世界各地演出都要用飞机携带他的专用钢琴与调音师，小提琴家斯特恩曾经用空军飞机运送为他演出伴奏的钢琴。由于演出繁忙，终日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女儿一直认为他的爸爸是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早期，他总是为自己心爱的大提琴买一张机票，一路上像情人一样小心地照看着她，不允许有半点闪失。
我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参加世界巡演的时候，出行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当时，交响乐团一般都会预订两架包机，一架给交响乐团所有演职人员乘坐，一架专门用来装运乐器和道具、布景等物品。我们演奏人员总是要求将乐器放在最安全的位置，特别是精巧的弦乐器，不能有半点损伤。所有乐器的托运和包装都有专业的乐器箱，乐器被放置在贴身包裹的外硬内软的专业乐器箱内，使之在飞行途中即使颠簸也不会使乐器本身与琴盒摩擦碰撞而产生损伤。有些演奏人员非要亲眼看到乐器被安顿好后，才放心地进入另一架客机。
随团的工人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三层高的舞台布景，他们不仅能在幕间休息15分钟内迅速转换，演出结束后，他们还要拆装第二天另一部歌剧的场景。拥有这样一支专业而又谨慎的队伍，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巡回演出才能获得有力保障。
机场也留给我很多有趣的回忆。有一次，我在纽约机场等候飞往法国的航班时，由于一到法国立即要与乐队合作一首新的中国协奏曲《蝉》，当时只能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拿出小提琴轻轻地练习。幸好机场的工作人员及候机的乘客们并不介意我的“干扰”，相反还当作一次免费的享受，在结束时给予我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我从芝加哥飞回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音乐节开幕式，在机场巧遇一位多年未见的友人，他得知我连续演出非常疲劳后，就告诉我他恰巧认识这个航班的乘务长。于是，乘务长将我安排在机组人员才能享用的一个类似头等舱的密室内。那儿有单人榻榻米大小的一块空间，我可以盖上被子从芝加哥平躺到上海，消除了几天来的疲劳。到了上海后，大家都说我气色不错。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一次在美国巡演中，我还被邀请去驾驶舱观看了起飞、降落的过程。
当然，庞大的交响乐团在旅途中也会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事。比如，卡拉扬在第一次率领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时，因为当时飞机的舷梯衔接不稳，第一位走下舷梯的管乐队员当场受了伤，最终无缘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首演。所以，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在全球范围移动时，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细节都要到位。自然，飞机还是会继续扮演着浓缩时间与空间的“time machine”角色，交响乐团在全球巡演途中，设施良好、服务一流的大型客机，不仅能消除演职人员的疲惫，还能给整个交响乐团带来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一次感情的充电。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通过残酷的竞争，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小提琴演奏员。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西方歌剧艺术的大本营，每年主场演出不算，还要巡演全世界。
一开始参加外出巡演，我还有点兴奋，但不久就知道每一趟旅行都是巨大的身心考验，真的非常辛苦。长途飞机旅行是职业音乐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无论你是一个人举办独奏音乐会，还是跟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巡演，都要穿梭于国与国、城市与城市的上空。
关于出行，一些著名音乐家在乐坛留下了不少佳话。比如，钢琴家霍洛维茨在世界各地演出都要用飞机携带他的专用钢琴与调音师，小提琴家斯特恩曾经用空军飞机运送为他演出伴奏的钢琴。由于演出繁忙，终日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女儿一直认为他的爸爸是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早期，他总是为自己心爱的大提琴买一张机票，一路上像情人一样小心地照看着她，不允许有半点闪失。
我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参加世界巡演的时候，出行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当时，交响乐团一般都会预订两架包机，一架给交响乐团所有演职人员乘坐，一架专门用来装运乐器和道具、布景等物品。我们演奏人员总是要求将乐器放在最安全的位置，特别是精巧的弦乐器，不能有半点损伤。所有乐器的托运和包装都有专业的乐器箱，乐器被放置在贴身包裹的外硬内软的专业乐器箱内，使之在飞行途中即使颠簸也不会使乐器本身与琴盒摩擦碰撞而产生损伤。有些演奏人员非要亲眼看到乐器被安顿好后，才放心地进入另一架客机。
随团的工人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三层高的舞台布景，他们不仅能在幕间休息15分钟内迅速转换，演出结束后，他们还要拆装第二天另一部歌剧的场景。拥有这样一支专业而又谨慎的队伍，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巡回演出才能获得有力保障。
机场也留给我很多有趣的回忆。有一次，我在纽约机场等候飞往法国的航班时，由于一到法国立即要与乐队合作一首新的中国协奏曲《蝉》，当时只能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拿出小提琴轻轻地练习。幸好机场的工作人员及候机的乘客们并不介意我的“干扰”，相反还当作一次免费的享受，在结束时给予我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我从芝加哥飞回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音乐节开幕式，在机场巧遇一位多年未见的友人，他得知我连续演出非常疲劳后，就告诉我他恰巧认识这个航班的乘务长。于是，乘务长将我安排在机组人员才能享用的一个类似头等舱的密室内。那儿有单人榻榻米大小的一块空间，我可以盖上被子从芝加哥平躺到上海，消除了几天来的疲劳。到了上海后，大家都说我气色不错。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一次在美国巡演中，我还被邀请去驾驶舱观看了起飞、降落的过程。
当然，庞大的交响乐团在旅途中也会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事。比如，卡拉扬在第一次率领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时，因为当时飞机的舷梯衔接不稳，第一位走下舷梯的管乐队员当场受了伤，最终无缘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首演。所以，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在全球范围移动时，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细节都要到位。自然，飞机还是会继续扮演着浓缩时间与空间的“time machine”角色，交响乐团在全球巡演途中，设施良好、服务一流的大型客机，不仅能消除演职人员的疲惫，还能给整个交响乐团带来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一次感情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