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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指我国古代唐宋至明清时期由私人创办或主持的聚徒讲授和研究学问的场所，是一种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据考证，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是历史上私人创建的最早的书院;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这些书院开始多半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到后来，书院才逐渐成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作为一种与官学有所不同的学校，书院是官学教育制度的有力补充，它是士人聚书读书、讲学授徒的场所，自学为主、讲授为辅是其教学特色。藏书是书院教育制度必不可少的。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
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有学者把书院藏书归入公藏，以区别于私家藏书楼的私藏和官府藏书楼的官藏。一些著名的书院还从事图书刻印活动，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书院兴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兴盛期，书院藏书得到了飞速发展。宋代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的藏书之丰富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书院，藏书也不少，有的甚至超过国家藏书。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书院，因而成了政府倡导之势。南宋年间，在朱熹、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其藏书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元代的书院藏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迈了一步。以藏书规模而言，成都草堂书院石室贮藏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刻本、手抄本、拓本、手稿本书达27万卷之多，远远超过宋代鹤山书院10万卷之数。可见其时书院藏书事业之盛。此外，书院的藏书建设至元代也已进入了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已设置专人管理书院的藏书，并形成图书借阅制度。其后，直至明清，历经数百年发展，书院藏书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括图书征集、编目、保管、借阅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明代是我国书院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但其时，书院藏书的规模并不大，前不及宋、元，后不敌清代。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王阳明、湛若水心学思潮的影响。这一代的书院建设者以发挥心学为己任，他们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重悟性而轻积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不甚重视。到后来，王湛之学滑入末流，空谈吾心、束书不读竟成为时尚，书院藏书建设更加受到冲击，书院藏书最终失去了在明代形成盛势的机会。
到了清代，其前期的书院藏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注重理学著作的收藏。中晚期以后，则开始受到西方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影响，并在书院的教学及藏书等方面反映出来，藏书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变为传统典籍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藏书的形式除以线装等传统技法装订的书籍之外，还有以金属类订书针装订的所谓“洋装”书籍，开放范围也逐步扩大。
书院建筑一般多有讲堂、祭殿、藏书楼、斋舍与其他生活设施等，规模较大的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阁，拥有丰富的藏书。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就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藏书楼也成为书院的主要特色建筑，在书院建筑布局中，藏书楼是书院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甚至可能是整个书院建筑群中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书院的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从哪里来
书院藏书属书院所有，对书院内的师生开放，因其公共性和开放性，故既有别于官府藏书楼，又不同于私家藏书楼。
书院藏书有5个主要来源：一是历代皇帝赐书，其数虽少，但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置备，它动用政府财力，虽难得多见，但一举即可解决问题，因而成为一些书院主要或唯一的藏书来源;三是社会捐助，包括官绅士民个人捐赠、院中师生捐置、非官方公众机构赠送等3种形式，它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是书院藏书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四是书院自置，包括斥资购书、书院自刻图书两种形式;五是设立图书基金，即利用官民二途所得银钱或田产，设为购书专款，利用息金或田租收入，常年为藏书楼提供图书。
书院藏书为教学而置，故所藏多儒家经史、名家诗文和时务实学之书，近代则兼备西学。书院藏书的特点是重在使用，不在于收藏，不在于消遣，不在于标榜风雅。选好书，选有用的书，选学术价值高的书，选育让人成材的书，是书院藏书的宗旨。所以，书院藏书绝无俚俗游娱读物，也不追求版本的古旧珍稀。也因此，书院藏书虽多，却鲜有传世留存者。
书院藏书的出现还与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推广分不开，印刷术的发明为民间、私家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而藏书的增多，尤其是民间、私家藏书的增多，为士人创造了接触更多图书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求学方式的迅速转变，使“训诂句读，皆由口授”的状况变为“可视简而诵”。
书院藏书有的时候也是对官府藏书的一种补充，特别是动乱时期，往往是官府藏书散失而书院和私家藏书兴盛之时。如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乱时期，却使书院和书院藏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时，国子监徒存其名，郡国邑县之学亦几尽废，书院则肩负了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使命。一些大家族、大贵族往往以学馆的形式聚书，招延文士。再如明清时期，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官方也倾注力量对书院的发展加以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的，因此，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其在传播文化、发展教育、培养士绅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藏书楼的建设。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同时，书院藏书和藏书楼也得以发展，藏书楼规模的扩大，典籍的增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术和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