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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邱正伦的诗歌看成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因为他把他的智性和知性带进诗歌，他在用诗去稀释这个重水时代，同时也用思去穿透生活的雾霾。他不是在批判，也不是在泄怨，他是以诗人哲学家的方式去探究人生之谜之困境，把缭乱复杂琐屑的日常生活提纯到反思的高度。他在寻找一个方法，即怎么让重水变轻，让阴霾散去，让人生重回晴朗，让重水的危机只是对人类的一次恫吓和提醒。而怎么诗意地活着，过形而上的生活，才是人类的梦想和归宿，这也是他写作的意义和目的。
用重水给这个时代命名，非常准确而且是一种创意。重水与普通水相似，但密度大，人体吸纳多了就会死亡。在这里，重水象征着污染、变异、过分还有慢性自杀。在邱正伦看来，当下我们的环境、生活以及精神和思维都处在重水的包围之中：“我居住的地方/是地球的心脏，近年来/一直听到地心的喃喃自语，从表面上看/地球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全身痉挛、抽搐/从中医的角度看，地球得了心脏病/呼吸急促，心律不齐，时刻都有窒息的危险（《我居住的地方》）”。还有破坏天性的整容变性，学者在冠冕堂皇说谎言，儿童失去了天真，爱情变了味道，心灵变硬，精神失航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危机正逼近我们。而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但浑然不觉，还陶醉其中。不但陶醉而且已经习以为常：“在重水时代/我们虽然活着，但四肢麻木/对事物熟视无睹/只看见鲜花在荧屏上闪烁/爱人的脸像窗花贴在别处/我们和机器猫一样用餐/发出骨折的声音（《活着》）”。还有音乐，奢华的晚餐和婚礼，甚至熄灯后的性欲都变得程序化物理化，缺少温度和热烈：“我们早已成为卡通人物/活着，但没有任何疼痛”。这就是重水症的表现，也是诗人忧心并疼痛之处。邱正伦用整整三十多首诗来集中表现外表蓬勃其实委顿的现状，是在思考和寻找重水的病因和解决的方法。这是一组大诗，是诗歌中的核武器，也是这个时代缺少的有力度高度又有温度的疼痛和爱交织的好诗。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诗歌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和总结出思和意义来，而邱正伦的写作正好相反，他有一个重大的思考已经成熟并缭绕于胸，然后用这个思去梳理整理生活中的种种碎片，诗中的人和物都是他思想的道具，同时又反过来更深刻生动地印证着他的思考。所以老邱的诗歌虽然庞杂，但不随意更不四处蔓延，这些诗歌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重水下的人生百态，以及必须稀释重水，解决重水。这也是生活一遍遍洗刷冲击后留在老邱意识中的烙印，让他把这种体验凝固成了思想。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也显示了一个诗人对时代和人类炽烈的爱和赤子之心。爱之强烈，痛之剧烈。所以一个诗人就去做了一个哲学家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审世和疗世。这是因为一个诗人比哲学家更灵敏，对生命的感受更直接强烈。当时代出现混乱复杂，又矛盾深刻的时候，诗人们会第一时间感到不适：怎么了？怎么办？这些拷问会自动让诗人陷入沉思。现实越坚硬，诗人探索的勇气反弹得就越大。诗人刨根问底的不仅是个人，更是整个人类的行动目的和终极价值。他不弄那些虚和玄的命题，他要解决的就是重水之下人和情感怎么才能保持本来的样子，而不被篡改和变形，还有幸福，爱、美、自由，这本来是人最根本的东西，现在都中了重水的毒素。这就必然牵扯出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以及整个时代患上重水病呢？
在邱正伦看来造成时代重水的原因是欲望和无主，欲望推动了破坏力，无主就是精神失去了方向，从而失序并开始混乱：“今天，我决定呼吸第一口新鲜空气/冒雨来到森林，植物们正在发表怨言/现在的开发商多如恒河之沙，比我们植物要茂密得多/我们自身的空间在快速减少，健康每况愈下/哪里还有余力为人类供氧”。不仅是开发商，还有其他各种商，都是毁灭地球和人类的核武器，但是他们仅仅是炮弹，真正的刽子手是欲望，如果不制止，欲望这个魔鬼就会呼啸着拉着人类直奔深渊。鉴于此，老邱呼吁要慢下来，慢就是要剪掉欲望的翅膀，就是要过人的生活。但是怎么才能慢下来，邱正伦给的药方就是要有神和诗，神就是信仰就是方向，而诗就是美和爱。于是他在《想起上帝》中写道：“上帝健在的时候/重水不会四处泛滥/不会在植物的花叶上输送毒液/不会让人们寝室不安//所以，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依然渴望上帝复活/带着圣杯回来/让即将枯死的大地/重新回到春天”。
上帝就是信仰，就是神，内心有神的人才能对万物敬畏，才能遵从自然和内心的秩序。所以可以把这里的神看成神性，就是内心要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感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类似爱因斯坦说的宇宙宗教感，即对宇宙中那种尚不可知的或已知的尚不可解的秩序“怀有一种崇敬和激赏的心情”，它构成对人的心灵和行为的统摄，可以让人自觉地遵守和敬仰。有了这种神性，人们就不会肆无忌惮地掠夺和破坏，并自觉地对那些大自然中崇高的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深深地敬畏着，从而内心有了方向和归宿感。
而诗歌就是神性的一种扩延，写诗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写诗不仅是表达情感，更是对人的心智、灵性的挖掘和开发。正因如此，邱正伦能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为重水，又能在重水之中敲打出轻盈的诗意来。前者需要智慧，后者需要灵性。这也证明了邱正伦心灵的纯净和思维的敏捷。因为纯净，思维才能锋利到在毫无诗意的地方上抠出诗。诗就是美和爱，就是具有了神性光芒的人性，平时它们被功利的灰尘和世俗的泥巴覆盖着封锁着，写诗就是要与世俗和功利斗争，掀去这遮蔽在美和诗意之上的厚厚的灰尘和泥巴，让原本就如同儿童眸子一样清澈而纯净的诗性和灵性重新照耀世界。正如柏格森说的：“艺术的唯一目的就是除去那些实际也是功利性的象征符号，除去那些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总之除去掩盖真实的一切东西，使我们面对真实本身。”
作为诗人，邱正伦就是以诗歌的直觉洞穿罩在诗性和神性之上的这些功利的物质的东西，把厚厚的重水之下的自然真实纯粹和理想主义，还有自由的活性的诗性的人性呈现出来，从而让这些粗糙的不规则的事物绽放出神性和诗性的光泽。所以，邱正伦的这些诗歌与技术无关，它如核弹一样的爆炸力来自于他的如镭之思，而深沉又清澈的光辉源自于老邱心灵的圣杯。
用重水给这个时代命名，非常准确而且是一种创意。重水与普通水相似，但密度大，人体吸纳多了就会死亡。在这里，重水象征着污染、变异、过分还有慢性自杀。在邱正伦看来，当下我们的环境、生活以及精神和思维都处在重水的包围之中：“我居住的地方/是地球的心脏，近年来/一直听到地心的喃喃自语，从表面上看/地球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全身痉挛、抽搐/从中医的角度看，地球得了心脏病/呼吸急促，心律不齐，时刻都有窒息的危险（《我居住的地方》）”。还有破坏天性的整容变性，学者在冠冕堂皇说谎言，儿童失去了天真，爱情变了味道，心灵变硬，精神失航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危机正逼近我们。而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但浑然不觉，还陶醉其中。不但陶醉而且已经习以为常：“在重水时代/我们虽然活着，但四肢麻木/对事物熟视无睹/只看见鲜花在荧屏上闪烁/爱人的脸像窗花贴在别处/我们和机器猫一样用餐/发出骨折的声音（《活着》）”。还有音乐，奢华的晚餐和婚礼，甚至熄灯后的性欲都变得程序化物理化，缺少温度和热烈：“我们早已成为卡通人物/活着，但没有任何疼痛”。这就是重水症的表现，也是诗人忧心并疼痛之处。邱正伦用整整三十多首诗来集中表现外表蓬勃其实委顿的现状，是在思考和寻找重水的病因和解决的方法。这是一组大诗，是诗歌中的核武器，也是这个时代缺少的有力度高度又有温度的疼痛和爱交织的好诗。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诗歌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和总结出思和意义来，而邱正伦的写作正好相反，他有一个重大的思考已经成熟并缭绕于胸，然后用这个思去梳理整理生活中的种种碎片，诗中的人和物都是他思想的道具，同时又反过来更深刻生动地印证着他的思考。所以老邱的诗歌虽然庞杂，但不随意更不四处蔓延，这些诗歌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重水下的人生百态，以及必须稀释重水，解决重水。这也是生活一遍遍洗刷冲击后留在老邱意识中的烙印，让他把这种体验凝固成了思想。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也显示了一个诗人对时代和人类炽烈的爱和赤子之心。爱之强烈，痛之剧烈。所以一个诗人就去做了一个哲学家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审世和疗世。这是因为一个诗人比哲学家更灵敏，对生命的感受更直接强烈。当时代出现混乱复杂，又矛盾深刻的时候，诗人们会第一时间感到不适：怎么了？怎么办？这些拷问会自动让诗人陷入沉思。现实越坚硬，诗人探索的勇气反弹得就越大。诗人刨根问底的不仅是个人，更是整个人类的行动目的和终极价值。他不弄那些虚和玄的命题，他要解决的就是重水之下人和情感怎么才能保持本来的样子，而不被篡改和变形，还有幸福，爱、美、自由，这本来是人最根本的东西，现在都中了重水的毒素。这就必然牵扯出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以及整个时代患上重水病呢？
在邱正伦看来造成时代重水的原因是欲望和无主，欲望推动了破坏力，无主就是精神失去了方向，从而失序并开始混乱：“今天，我决定呼吸第一口新鲜空气/冒雨来到森林，植物们正在发表怨言/现在的开发商多如恒河之沙，比我们植物要茂密得多/我们自身的空间在快速减少，健康每况愈下/哪里还有余力为人类供氧”。不仅是开发商，还有其他各种商，都是毁灭地球和人类的核武器，但是他们仅仅是炮弹，真正的刽子手是欲望，如果不制止，欲望这个魔鬼就会呼啸着拉着人类直奔深渊。鉴于此，老邱呼吁要慢下来，慢就是要剪掉欲望的翅膀，就是要过人的生活。但是怎么才能慢下来，邱正伦给的药方就是要有神和诗，神就是信仰就是方向，而诗就是美和爱。于是他在《想起上帝》中写道：“上帝健在的时候/重水不会四处泛滥/不会在植物的花叶上输送毒液/不会让人们寝室不安//所以，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依然渴望上帝复活/带着圣杯回来/让即将枯死的大地/重新回到春天”。
上帝就是信仰，就是神，内心有神的人才能对万物敬畏，才能遵从自然和内心的秩序。所以可以把这里的神看成神性，就是内心要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感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类似爱因斯坦说的宇宙宗教感，即对宇宙中那种尚不可知的或已知的尚不可解的秩序“怀有一种崇敬和激赏的心情”，它构成对人的心灵和行为的统摄，可以让人自觉地遵守和敬仰。有了这种神性，人们就不会肆无忌惮地掠夺和破坏，并自觉地对那些大自然中崇高的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深深地敬畏着，从而内心有了方向和归宿感。
而诗歌就是神性的一种扩延，写诗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写诗不仅是表达情感，更是对人的心智、灵性的挖掘和开发。正因如此，邱正伦能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为重水，又能在重水之中敲打出轻盈的诗意来。前者需要智慧，后者需要灵性。这也证明了邱正伦心灵的纯净和思维的敏捷。因为纯净，思维才能锋利到在毫无诗意的地方上抠出诗。诗就是美和爱，就是具有了神性光芒的人性，平时它们被功利的灰尘和世俗的泥巴覆盖着封锁着，写诗就是要与世俗和功利斗争，掀去这遮蔽在美和诗意之上的厚厚的灰尘和泥巴，让原本就如同儿童眸子一样清澈而纯净的诗性和灵性重新照耀世界。正如柏格森说的：“艺术的唯一目的就是除去那些实际也是功利性的象征符号，除去那些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总之除去掩盖真实的一切东西，使我们面对真实本身。”
作为诗人，邱正伦就是以诗歌的直觉洞穿罩在诗性和神性之上的这些功利的物质的东西，把厚厚的重水之下的自然真实纯粹和理想主义，还有自由的活性的诗性的人性呈现出来，从而让这些粗糙的不规则的事物绽放出神性和诗性的光泽。所以，邱正伦的这些诗歌与技术无关，它如核弹一样的爆炸力来自于他的如镭之思，而深沉又清澈的光辉源自于老邱心灵的圣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