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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近日提前出狱的“大场面”引发社会众议。山西省相关部门几天后辟谣，称侯伍杰2006年入狱，2011年10月被假释出狱（目前仍在假释期）。当月21日回到太原，不存在“回家后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无风不起浪，贪官受到查处法办罪有应得，不论侯伍杰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在现实中不少贪官出狱后，确有“荣归”的感觉，让有的人恨得牙痒痒，有的人则是一头雾水。
隐姓埋名还是“霸气外露”？
贪官出狱该做什么？其实这只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毕竟贪官已经成为“过去式”，他们也要继续生活。贪官出狱之后，就不是贪官，是一个正常的公民了。
但这里面最引人反感，也最需要得到抑制的是“荣归型”贪官，他们在刑满释放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再世为人”的悔悟，反而继续享用“腐败期权”。如有的人不光收到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甚至公开炫耀。
《法制日报》曾报道，浙江某官员在行贿人竞标承包的某建设工程中给予“照顾”，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行贿人给予他“补偿款”数百万元，他还在多个场合进行炫耀。无独有偶，宁波某局原工作人员张某等3人因收受开发商刘某送的10万元贿赂入狱。判决后，“被关照”的刘某筹措好100万元，声称准备在张某等人出狱后以“坐牢损失费”名义进行补偿。
“坐牢补偿费”的存在，道出了一个无情现实：权力投资也有“分期付款”。受此影响，张某这样的官员把手上权力当成投资品，像寻求潜力股一样寻求可靠的行贿人，这意味着以后行贿将更具有隐蔽性。
據一名检察官介绍，受贿官员在案发前通常利用权力和职务影响，经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当这些官员案发后，有的人对其表示同情，有的甚至直接找行贿人进行打压，因此，有些行贿人会选择在受贿人出狱后给予巨额钱财，以求得谅解、修复关系，弥补内心不安。”于是，就造成了一些贪官出狱后的“投桃报李”。
原珠海市工商局局长钟维顺，2000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2009年提前出狱后没多久，他就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利用自己任局长时的关系，帮人“牵线”结识工商局工作人员，并将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和“荣归型”相对应的是“清苦度日型”，这两种方式构建起了贪官出狱后的绝大部分态势。曾经名动全国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出狱后每天主要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并在一个民办大学兼职当老师，拿点基本的生活费，很多时间要靠朋友们接济。而南京鼓楼区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多数因职务犯罪入狱后释放的官员目前无业，表面上看，年龄偏大、体弱多病是造成无业的原因，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拉不开“面子”才是根本原因。他们有的人为了省钱，一般都是下午或者傍晚去买一些下市的便宜菜，还有个别人到社区申请救助。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些人）越清苦的显示当初的查处越彻底，利益链条也基本被斩断。
现实中，并非不给出狱贪官出路。如果他真正已经悔过自新，就应鼓励其冲出自我，重新起步，开创新生活。这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以邱晓华为代表的就是这种类型，作为曾经的学者型官员，他们自身专业能力强，故而能在出狱后重新找到发挥的舞台。
谁给了他们胆子？
在现实中，贪官因贪贿被查办后，损失不可谓不大。且不说经济利益受损严重，政治生命也就此终结。在受到刑事处罚后，落马官员变成无职、无权、无党、无派“四无人员”，其中一部分人自认为此时收受钱财无关公职公务，更不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情形，纯属接受个人馈赠，因此既不担心党纪约束，也不惧怕国法制裁，收得也“心安理得”。
此外，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受贿人对行贿人的“照顾”往往会发生阶段性质变，起始阶段是被动收受财物，适当予以关照——中间阶段是“礼尚往来”习惯化，积极予以支持——交往后期是利益共通，用心进行扶持，贿赂双方共同演绎着一支权钱交易的变奏曲。在行贿人羽翼渐丰、日益做大的背后，受贿人往往出谋划策、“功不可没”，甚至在某些环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恩于人、施利于人、牢狱之灾之后，面对补偿，坦然收受当然不在话下。
有专家指出，贪官出狱后富商们隆重迎接，或给予补偿费都是谋求利益的需要。潜规则的存在让商人为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必须重新取得认同和信任，对落马官员进行“坐牢补偿”，大概也是出于无奈但效果较好选择之一。尽管官员受到法律惩处，但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丰厚的人脉资源，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商人对受贿人进行补偿后，双方往往可以联结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
西部某市一名检察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曾有个贪官在当政时，帮助了一些人“官运亨通”，给一些人带来了官场上“一帆风顺”。然而在他出事之后，由于他的“死扛”，硬是不交代其他受贿人，使那些本应受到惩罚的贪官逍遥法外。在这个贪官回家的那一天，他们再次前往“拥簇”。
评论人士称，在有些地方，官场中人也去“欢迎”贪官出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回报，对提拔过关照过他们的官员不因入狱而“遗弃”他……然而“回报”的“逻辑”比较脆弱：对贪官而言，任何权力分享都需要代价，分享者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是回报了，而且还有许多人对自己付出的代价耿耿于怀。
警惕“过去式”权力
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当前尽管重视对受贿人的打击和量刑，但对贪官出狱以后的情况却很少给予关注。虽然当前“坐牢补偿”情况尚属个别现象，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容小觑，挫伤反腐败的信心和反腐成效。
一些贪官的小心思便是如此，他们出狱后利用“过去式”权力贪腐，妄图逃匿法律的严惩。但只要动真格，他们一样难逃法网。
龚伏金曾是江西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副主任科员，并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获释后，李某为感谢龚之前的“关照”，送钱给他“压惊”，并以补贴龚买房子和孩子读书为名送钱。龚伏金再次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专家表示，如果不对上述所谓的补偿和受补偿行为进行打击，严重挫伤公民对于腐败现象进行举报的积极性，让贪官受到的惩罚远远低于其最终获得的收益。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混淆正义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贿赂行为起到激励作用。最后，增加了相关部门的办案难度，“坐牢补偿”无异于一种变相的保底利益，有了这个保证，受贿人底气更足，表现在侦查阶段是对抗、拒供，庭审阶段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全盘翻供。在查处案件后，反腐败的成效要重新评估。
一名多年从事反腐败工作的高层领导曾透露，“我们（抓贪官）的目的，可能一时间很难达到最终对他的量刑百分之百合理，但第一步，只要把他扳倒就是胜利，今后我们还有好多步骤要去慢慢完善。”
贪官出狱后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还在我们的社会要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不要让“关系”成为破坏规则的“炸弹”。（本刊综合）
无风不起浪，贪官受到查处法办罪有应得，不论侯伍杰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在现实中不少贪官出狱后，确有“荣归”的感觉，让有的人恨得牙痒痒，有的人则是一头雾水。
隐姓埋名还是“霸气外露”？
贪官出狱该做什么？其实这只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毕竟贪官已经成为“过去式”，他们也要继续生活。贪官出狱之后，就不是贪官，是一个正常的公民了。
但这里面最引人反感，也最需要得到抑制的是“荣归型”贪官，他们在刑满释放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再世为人”的悔悟，反而继续享用“腐败期权”。如有的人不光收到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甚至公开炫耀。
《法制日报》曾报道，浙江某官员在行贿人竞标承包的某建设工程中给予“照顾”，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行贿人给予他“补偿款”数百万元，他还在多个场合进行炫耀。无独有偶，宁波某局原工作人员张某等3人因收受开发商刘某送的10万元贿赂入狱。判决后，“被关照”的刘某筹措好100万元，声称准备在张某等人出狱后以“坐牢损失费”名义进行补偿。
“坐牢补偿费”的存在，道出了一个无情现实：权力投资也有“分期付款”。受此影响，张某这样的官员把手上权力当成投资品，像寻求潜力股一样寻求可靠的行贿人，这意味着以后行贿将更具有隐蔽性。
據一名检察官介绍，受贿官员在案发前通常利用权力和职务影响，经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当这些官员案发后，有的人对其表示同情，有的甚至直接找行贿人进行打压，因此，有些行贿人会选择在受贿人出狱后给予巨额钱财，以求得谅解、修复关系，弥补内心不安。”于是，就造成了一些贪官出狱后的“投桃报李”。
原珠海市工商局局长钟维顺，2000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2009年提前出狱后没多久，他就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利用自己任局长时的关系，帮人“牵线”结识工商局工作人员，并将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和“荣归型”相对应的是“清苦度日型”，这两种方式构建起了贪官出狱后的绝大部分态势。曾经名动全国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出狱后每天主要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并在一个民办大学兼职当老师，拿点基本的生活费，很多时间要靠朋友们接济。而南京鼓楼区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多数因职务犯罪入狱后释放的官员目前无业，表面上看，年龄偏大、体弱多病是造成无业的原因，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拉不开“面子”才是根本原因。他们有的人为了省钱，一般都是下午或者傍晚去买一些下市的便宜菜，还有个别人到社区申请救助。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些人）越清苦的显示当初的查处越彻底，利益链条也基本被斩断。
现实中，并非不给出狱贪官出路。如果他真正已经悔过自新，就应鼓励其冲出自我，重新起步，开创新生活。这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以邱晓华为代表的就是这种类型，作为曾经的学者型官员，他们自身专业能力强，故而能在出狱后重新找到发挥的舞台。
谁给了他们胆子？
在现实中，贪官因贪贿被查办后，损失不可谓不大。且不说经济利益受损严重，政治生命也就此终结。在受到刑事处罚后，落马官员变成无职、无权、无党、无派“四无人员”，其中一部分人自认为此时收受钱财无关公职公务，更不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情形，纯属接受个人馈赠，因此既不担心党纪约束，也不惧怕国法制裁，收得也“心安理得”。
此外，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受贿人对行贿人的“照顾”往往会发生阶段性质变，起始阶段是被动收受财物，适当予以关照——中间阶段是“礼尚往来”习惯化，积极予以支持——交往后期是利益共通，用心进行扶持，贿赂双方共同演绎着一支权钱交易的变奏曲。在行贿人羽翼渐丰、日益做大的背后，受贿人往往出谋划策、“功不可没”，甚至在某些环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恩于人、施利于人、牢狱之灾之后，面对补偿，坦然收受当然不在话下。
有专家指出，贪官出狱后富商们隆重迎接，或给予补偿费都是谋求利益的需要。潜规则的存在让商人为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必须重新取得认同和信任，对落马官员进行“坐牢补偿”，大概也是出于无奈但效果较好选择之一。尽管官员受到法律惩处，但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丰厚的人脉资源，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商人对受贿人进行补偿后，双方往往可以联结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
西部某市一名检察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曾有个贪官在当政时，帮助了一些人“官运亨通”，给一些人带来了官场上“一帆风顺”。然而在他出事之后，由于他的“死扛”，硬是不交代其他受贿人，使那些本应受到惩罚的贪官逍遥法外。在这个贪官回家的那一天，他们再次前往“拥簇”。
评论人士称，在有些地方，官场中人也去“欢迎”贪官出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回报，对提拔过关照过他们的官员不因入狱而“遗弃”他……然而“回报”的“逻辑”比较脆弱：对贪官而言，任何权力分享都需要代价，分享者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是回报了，而且还有许多人对自己付出的代价耿耿于怀。
警惕“过去式”权力
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当前尽管重视对受贿人的打击和量刑，但对贪官出狱以后的情况却很少给予关注。虽然当前“坐牢补偿”情况尚属个别现象，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容小觑，挫伤反腐败的信心和反腐成效。
一些贪官的小心思便是如此，他们出狱后利用“过去式”权力贪腐，妄图逃匿法律的严惩。但只要动真格，他们一样难逃法网。
龚伏金曾是江西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副主任科员，并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获释后，李某为感谢龚之前的“关照”，送钱给他“压惊”，并以补贴龚买房子和孩子读书为名送钱。龚伏金再次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专家表示，如果不对上述所谓的补偿和受补偿行为进行打击，严重挫伤公民对于腐败现象进行举报的积极性，让贪官受到的惩罚远远低于其最终获得的收益。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混淆正义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贿赂行为起到激励作用。最后，增加了相关部门的办案难度，“坐牢补偿”无异于一种变相的保底利益，有了这个保证，受贿人底气更足，表现在侦查阶段是对抗、拒供，庭审阶段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全盘翻供。在查处案件后，反腐败的成效要重新评估。
一名多年从事反腐败工作的高层领导曾透露，“我们（抓贪官）的目的，可能一时间很难达到最终对他的量刑百分之百合理，但第一步，只要把他扳倒就是胜利，今后我们还有好多步骤要去慢慢完善。”
贪官出狱后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还在我们的社会要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不要让“关系”成为破坏规则的“炸弹”。（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