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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一天当做末日，反而觅得了新生。在转瞬即逝的青春里，何不趁着夜黑高飞。
每次在飞机上，亢奋都异于平常。耳鼓在气压的升降中，飞跃了层隔的世界。思索的深邃真的恍若日年之渊。在平流层上俯瞰万物，这种特殊的体验仿若我每次独自站在高楼，那种翱翔翩飞的遐想自然地来去：假如生命就这样绽放，真的会了无挂碍，终至涅槃吗？
空中的旅程注定无眠。《海上钢琴师》里的美妙又孤独的琴音穿越过三万英尺的距离，如流星飞逝般唤起了过往的素年锦时。
旅人不油然涌起的渺小无着与孤独之感，总能勾起大脑底层的记忆：书本按页翻过，虚拟人物的命运重复着悲欢离合。电影逐帧推进，放大了印象里已斑驳的细节。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回过头来看，那些印成铅字的心绪和煞有介事的言说，又怎是一个“幼稚”了得。
伍佰有一首歌叫《突然间的自我》，这是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博客上的签名。我记得刚上大学时，从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那里剽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彻夜读完。“完了，深沉了。”接过我还回的两本书之后，兄弟给了一句这样的评语。我也同意。后来我一度还买回了霍尔顿式的鸭舌帽，也想来一次迪安式的放逐。但根深蒂固的好孩子思维，终于让这些怪念头胎死腹中。直到后来很久（或者说直到现在），我都由衷喜欢这两个符号。因为，即使被贴上了“垮掉一代”的标签儿，却让人们在半个多世纪里深刻地记得他们——杰克·凯鲁亚克和大卫·塞林格。我也曾经想过，我们这一代要靠什么来让人记得？生命的虚无，最怕没有意义地存在。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急于回答的问题。
作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在希冀与质疑中成长的。娱乐至死的背景下，对这一代的担忧尤其强烈。没有淘金梦，没有血色浪漫，没有下海，在中规中矩中实在是难以找到价值的依存之所。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那些欣赏着疯狂的爵士乐，在寒夜中迷茫的垮掉者们，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美国梦。他们从迷惘中走来，被贴上了消极的标签儿。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习惯那种叫做随遇而安的生存状态，而是在漂泊中诠释了存在的意义。
当大多数人看着月挂枝头心满意足地睡去，那一小部分人彻夜不眠，只是为能看一眼东方渐渐泛起的鱼白，然后如释重负。有些人习惯了“习惯”，有些人习惯了自由。习惯本身又是可怕的，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单一、幽静的钢琴曲响毕的那一刹那，主人公“1900”最终选择了和那艘陪伴了近半个世纪的船同归于尽。《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饰演的因年轻而犯下不可挽回罪过的囚犯，当得知自己将被释放时的无奈，这些都是一种习惯。在1900眼里，陆地仿佛成了他最最恐惧的地方，同样，对于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绝大多数时间的人，外面的海阔天空仿佛成了一个狭窄的束缚。只能说，习惯使然。一个用太长时间培养的习惯，当和短暂的人生比起来时，是那样的难以打破，于是类似于宿命的东西主宰了他们的思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灵史诗，只要心灵向往自由，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途。凯鲁亚克与塞林格找到了，他们在守望中经过岁月的洗礼，然后在历史上留下了因他们而命名的一代。1900找到了，那不与世俗共融的决绝，在别人的惋惜哀叹中永恒。
说实话，我并不记得看《海上钢琴师》那次是哪年哪月和哪家航班，只是这记忆仍然艮存，在脑海的某个角落。就像每一次的旅程，都是自我的一次救赎。它们阻隔过去，奔向未来，在寻找自我中渐渐成长。如果把每一天当做末日，反倒觅得了自己的新生。
青春转瞬即逝，何不趁着夜黑高飞，看尽人间？
每次在飞机上，亢奋都异于平常。耳鼓在气压的升降中，飞跃了层隔的世界。思索的深邃真的恍若日年之渊。在平流层上俯瞰万物，这种特殊的体验仿若我每次独自站在高楼，那种翱翔翩飞的遐想自然地来去：假如生命就这样绽放，真的会了无挂碍，终至涅槃吗？
空中的旅程注定无眠。《海上钢琴师》里的美妙又孤独的琴音穿越过三万英尺的距离，如流星飞逝般唤起了过往的素年锦时。
旅人不油然涌起的渺小无着与孤独之感，总能勾起大脑底层的记忆：书本按页翻过，虚拟人物的命运重复着悲欢离合。电影逐帧推进，放大了印象里已斑驳的细节。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回过头来看，那些印成铅字的心绪和煞有介事的言说，又怎是一个“幼稚”了得。
伍佰有一首歌叫《突然间的自我》，这是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博客上的签名。我记得刚上大学时，从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那里剽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彻夜读完。“完了，深沉了。”接过我还回的两本书之后，兄弟给了一句这样的评语。我也同意。后来我一度还买回了霍尔顿式的鸭舌帽，也想来一次迪安式的放逐。但根深蒂固的好孩子思维，终于让这些怪念头胎死腹中。直到后来很久（或者说直到现在），我都由衷喜欢这两个符号。因为，即使被贴上了“垮掉一代”的标签儿，却让人们在半个多世纪里深刻地记得他们——杰克·凯鲁亚克和大卫·塞林格。我也曾经想过，我们这一代要靠什么来让人记得？生命的虚无，最怕没有意义地存在。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急于回答的问题。
作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在希冀与质疑中成长的。娱乐至死的背景下，对这一代的担忧尤其强烈。没有淘金梦，没有血色浪漫，没有下海，在中规中矩中实在是难以找到价值的依存之所。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那些欣赏着疯狂的爵士乐，在寒夜中迷茫的垮掉者们，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美国梦。他们从迷惘中走来，被贴上了消极的标签儿。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习惯那种叫做随遇而安的生存状态，而是在漂泊中诠释了存在的意义。
当大多数人看着月挂枝头心满意足地睡去，那一小部分人彻夜不眠，只是为能看一眼东方渐渐泛起的鱼白，然后如释重负。有些人习惯了“习惯”，有些人习惯了自由。习惯本身又是可怕的，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单一、幽静的钢琴曲响毕的那一刹那，主人公“1900”最终选择了和那艘陪伴了近半个世纪的船同归于尽。《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饰演的因年轻而犯下不可挽回罪过的囚犯，当得知自己将被释放时的无奈，这些都是一种习惯。在1900眼里，陆地仿佛成了他最最恐惧的地方，同样，对于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绝大多数时间的人，外面的海阔天空仿佛成了一个狭窄的束缚。只能说，习惯使然。一个用太长时间培养的习惯，当和短暂的人生比起来时，是那样的难以打破，于是类似于宿命的东西主宰了他们的思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灵史诗，只要心灵向往自由，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途。凯鲁亚克与塞林格找到了，他们在守望中经过岁月的洗礼，然后在历史上留下了因他们而命名的一代。1900找到了，那不与世俗共融的决绝，在别人的惋惜哀叹中永恒。
说实话，我并不记得看《海上钢琴师》那次是哪年哪月和哪家航班，只是这记忆仍然艮存，在脑海的某个角落。就像每一次的旅程，都是自我的一次救赎。它们阻隔过去，奔向未来，在寻找自我中渐渐成长。如果把每一天当做末日，反倒觅得了自己的新生。
青春转瞬即逝，何不趁着夜黑高飞，看尽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