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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史上，一向有“画隐”之说，但不知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文隐”之谓?在当今中国文坛上，若要推举“文隐”的话，我想，孙犁老人恐怕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孙犁之“隐”，乃是隐身而非隐文。几十年来，他困守书斋，回避一切在旁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风光露脸的事情，谢绝一切排场和应酬，甚至婉谢为研究他的作品而举行的研讨会，真可谓躲热闹如躲腥膻，避功名如避瘟疫。隐身若此，以至于人们几乎淡忘了孙犁本是一个抗战老干部，只记住了他是一名作家、一个文人。
余生也晚，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然而，令我感到三生有幸的是，恰恰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得以沾溉这位文坛巨星的晚岁余晖，足以让我受益终身。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永，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这第一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于直到今天，我每每想到孙犁先生，脑海里最先出现的总是那个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是在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很快就对这～文体着了迷。可巧，当时副刊上刚刚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写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提出了不同意见。记得信和论文是托文艺部的一位老编辑转交的，他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一听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质疑，他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我听罢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
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起来，是在1987年以后，那时我搬到报社的宿舍居住，随后，孙老也搬了过来，而他的女儿孙晓玲就住在我的楼下，这使我与孙老之间的信息往还，又多了一个渠道。
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分配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我想，报社领导之所以把这个课题交给我，大概是考虑到我对孙犁的办报经历一向比较重视，还提出过一个顿具争议性的论点，即：在广受关注的“作家孙犁”之外，还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报人孙犁”。如今，这篇论证“报人孙犁”的文章，也就非我莫属了。
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动笔之前，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请教几个疑点问题。当天下午，孙老就回了信。回信用了4张稿纸，一共回答了7个问题，我的疑点全部迎刃而解了。
我的篇篇题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的论文，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还被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犁先生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你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了。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对我的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友人都持反对态度，凭我的直觉，孙犁先生多半也不会赞同。但是，作为多年受到老人家关怀的晚辈，我又不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远行。踌躇再三，我决定婉转地征询一下孙老的意见。
依旧是让孙晓玲大姐给联系好时间，我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他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瘦多了，而且满面病容。我正想问候一下孙老的病情，孙老却先开口问我：“侯军啊，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孙老的发问，既使我感动，更令我感到几分愧疚。
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从此，我的背后就总有一双慈祥而充满厚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使我不忍懈怠。
那次拜望，孙老题赠给我一本他的《芸斋小说》。而我却始终没敢把自己即将远行的信息告诉他老人家。临行的前夜，我怅然地来到孙老家的楼下，仰望着三楼那幽暗的灯光，久久不忍离去。一首小诗就在那徘徊复徘徊的小径上油然生成了——
留别孙犁老人
大贤门下立雪迟，老树参天护幼枝。遥望文星悬皓夜，恭聆泰斗启神思。高风常作兰竹伴，淡泊堪为后世师。辞行未敢惊白鹤，临窗三叩青衫湿。
我把这首小诗用毛笔恭恭敬敬地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请孙晓玲转交给孙犁先生。几个月后，当我返津办理调动手续时，见到了孙大姐。她告诉我，那首诗是她亲自交给孙犁先生的，当时孙老看了半天没说话。她就顺便告诉老人家说我已经去了南方。这时孙老却轻轻地说道：“他要走，我早就知道了……”
我来深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5月下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随后就动了大手术。我当时身滞岭南，内心惦念却无从相助，只能一次次地打电话给天津日报的友人，探寻孙老的情况。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整整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找孙晓玲约见孙老——我实在太想见到孙犁先生了。
我是中午找的孙大姐，当晚就传来口信：孙老约我明天上午9点 见面。
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的依然是孙老本人。面前的孙老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大病初愈的衰容，走路虽然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我先问起孙老的身体状况，孙老笑道：“你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发病的时候，简直不成样子了：身上瘦得皮包骨，一点力气都没有。谁知作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有时还能写点文章哩。”
接下来，话题就转向了文学。我说，孙老，您一向提倡“为文乃寂寞之道”。可是，眼下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实在太难了。对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孙老答道：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原来能坐下来的，现在也坐不住了。整天烦躁不安，人心浮动，有个词儿形容，就是“浮躁”。在这种心态下，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呢?至于寂寞为文，提倡是一回事，时代风气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了。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的。
那次畅谈中，孙老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这些签名本成为我的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99年1月18日。那天，我与天津日报的滕云先生一起去探望孙老。他刚吃过早餐，此刻正半躺半坐地倚在病床靠背上。
坐定之后，滕云先生开始向孙老介绍刚刚举行的天津日报社50周年庆典的情况，孙老听得很认真，嘴里不住地发出短促的“哦、哦”的应答声。显然，老人已经没有气力讲稍长的句子了。病中的孙老白发蓬松，胡子也没修剪，最令人惊心的是，老人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这同以往我印象中特别爱清洁、特别注意仪表的孙犁先生，简直判若两人了。我望着老人的病容，不禁记起5年前老人家与我谈笑风生的情形，顿时眼睛酸酸的。
那次返津，我得到了一本孙犁先生的封笔之作《曲终集》。据孙晓玲讲，这本书是遵照孙老的意思，特意给我留下的。我接过书一看书名，内心先是一悸，再打开扉页，发现并没有老人的签名。孙晓玲说，自从孙老宣布“封笔”之后，他就真的不再动笔了，也不再给人签名了。这是孙老赠给我的作品中，唯一没有签名的一本。《曲终集》中收录了孙老写给我的两封信，信中颇多奖掖之言。我将把这些文字视为老人家对我这个后生晚辈最后的叮嘱和勉励。
孙犁之“隐”，乃是隐身而非隐文。几十年来，他困守书斋，回避一切在旁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风光露脸的事情，谢绝一切排场和应酬，甚至婉谢为研究他的作品而举行的研讨会，真可谓躲热闹如躲腥膻，避功名如避瘟疫。隐身若此，以至于人们几乎淡忘了孙犁本是一个抗战老干部，只记住了他是一名作家、一个文人。
余生也晚，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然而，令我感到三生有幸的是，恰恰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得以沾溉这位文坛巨星的晚岁余晖，足以让我受益终身。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永，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这第一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于直到今天，我每每想到孙犁先生，脑海里最先出现的总是那个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是在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很快就对这～文体着了迷。可巧，当时副刊上刚刚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写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提出了不同意见。记得信和论文是托文艺部的一位老编辑转交的，他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一听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质疑，他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我听罢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
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起来，是在1987年以后，那时我搬到报社的宿舍居住，随后，孙老也搬了过来，而他的女儿孙晓玲就住在我的楼下，这使我与孙老之间的信息往还，又多了一个渠道。
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分配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我想，报社领导之所以把这个课题交给我，大概是考虑到我对孙犁的办报经历一向比较重视，还提出过一个顿具争议性的论点，即：在广受关注的“作家孙犁”之外，还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报人孙犁”。如今，这篇论证“报人孙犁”的文章，也就非我莫属了。
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动笔之前，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请教几个疑点问题。当天下午，孙老就回了信。回信用了4张稿纸，一共回答了7个问题，我的疑点全部迎刃而解了。
我的篇篇题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的论文，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还被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犁先生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你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了。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对我的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友人都持反对态度，凭我的直觉，孙犁先生多半也不会赞同。但是，作为多年受到老人家关怀的晚辈，我又不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远行。踌躇再三，我决定婉转地征询一下孙老的意见。
依旧是让孙晓玲大姐给联系好时间，我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他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瘦多了，而且满面病容。我正想问候一下孙老的病情，孙老却先开口问我：“侯军啊，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孙老的发问，既使我感动，更令我感到几分愧疚。
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从此，我的背后就总有一双慈祥而充满厚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使我不忍懈怠。
那次拜望，孙老题赠给我一本他的《芸斋小说》。而我却始终没敢把自己即将远行的信息告诉他老人家。临行的前夜，我怅然地来到孙老家的楼下，仰望着三楼那幽暗的灯光，久久不忍离去。一首小诗就在那徘徊复徘徊的小径上油然生成了——
留别孙犁老人
大贤门下立雪迟，老树参天护幼枝。遥望文星悬皓夜，恭聆泰斗启神思。高风常作兰竹伴，淡泊堪为后世师。辞行未敢惊白鹤，临窗三叩青衫湿。
我把这首小诗用毛笔恭恭敬敬地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请孙晓玲转交给孙犁先生。几个月后，当我返津办理调动手续时，见到了孙大姐。她告诉我，那首诗是她亲自交给孙犁先生的，当时孙老看了半天没说话。她就顺便告诉老人家说我已经去了南方。这时孙老却轻轻地说道：“他要走，我早就知道了……”
我来深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5月下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随后就动了大手术。我当时身滞岭南，内心惦念却无从相助，只能一次次地打电话给天津日报的友人，探寻孙老的情况。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整整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找孙晓玲约见孙老——我实在太想见到孙犁先生了。
我是中午找的孙大姐，当晚就传来口信：孙老约我明天上午9点 见面。
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的依然是孙老本人。面前的孙老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大病初愈的衰容，走路虽然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我先问起孙老的身体状况，孙老笑道：“你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发病的时候，简直不成样子了：身上瘦得皮包骨，一点力气都没有。谁知作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有时还能写点文章哩。”
接下来，话题就转向了文学。我说，孙老，您一向提倡“为文乃寂寞之道”。可是，眼下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实在太难了。对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孙老答道：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原来能坐下来的，现在也坐不住了。整天烦躁不安，人心浮动，有个词儿形容，就是“浮躁”。在这种心态下，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呢?至于寂寞为文，提倡是一回事，时代风气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了。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的。
那次畅谈中，孙老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这些签名本成为我的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99年1月18日。那天，我与天津日报的滕云先生一起去探望孙老。他刚吃过早餐，此刻正半躺半坐地倚在病床靠背上。
坐定之后，滕云先生开始向孙老介绍刚刚举行的天津日报社50周年庆典的情况，孙老听得很认真，嘴里不住地发出短促的“哦、哦”的应答声。显然，老人已经没有气力讲稍长的句子了。病中的孙老白发蓬松，胡子也没修剪，最令人惊心的是，老人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这同以往我印象中特别爱清洁、特别注意仪表的孙犁先生，简直判若两人了。我望着老人的病容，不禁记起5年前老人家与我谈笑风生的情形，顿时眼睛酸酸的。
那次返津，我得到了一本孙犁先生的封笔之作《曲终集》。据孙晓玲讲，这本书是遵照孙老的意思，特意给我留下的。我接过书一看书名，内心先是一悸，再打开扉页，发现并没有老人的签名。孙晓玲说，自从孙老宣布“封笔”之后，他就真的不再动笔了，也不再给人签名了。这是孙老赠给我的作品中，唯一没有签名的一本。《曲终集》中收录了孙老写给我的两封信，信中颇多奖掖之言。我将把这些文字视为老人家对我这个后生晚辈最后的叮嘱和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