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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媒介产业中的互联网媒介作为影响范围广泛的媒介形式，其创新思维和先进技术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本文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客观上要求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而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则需要通过政策协同、组织协同、传播协同、人才协同等具体路径才能够得以实现。
【关键词】互联网+；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
“互联网+”国家行动计划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而言，既是一次重大的机遇，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媒介产业是与“互联网+”浪潮密切相关的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媒介产业自身的协同发展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互联网+”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对于打破京津冀各自为政的思维定式、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互联网+”国家行动计划由于其本身的信息技术优势和网络连接特征，使得“企业的垂直边界和水平边界开始消融，组织从原来的分工走向现在的分工，决策体系从原来的自上而下变成现在的自下而上”①，这就打破了产业发展的时空限制，突破了京津冀三地条块分割的限制，模糊了属地和产业原有的边界，促进了技术、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网+”通过把三地不同的产业类别和优势资源更有效地整合起来，催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更多的产业融合发展与跨界创新行为。可以说，对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而言，“互联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做好了信息基础设施的铺垫，更在于它将成为推进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与关键引擎。
首先，“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了更加开放的环境。“互联网+”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包容、融合、多元、开放的创新性思维，近些年来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汹涌推进，带来了整个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差异、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变成现实，正需要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让政府部门、产、学、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不断打破过去故步自封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在试错中创新，在碰撞中协同，在融合中发展。
其次，“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手段。“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它的形成是建立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全新的应用技术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全新的应用技术体系将会不断完成对传统产业过度依赖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模式的改造，并通过技术创新、信息集成和数据挖掘等方式促进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实现更高效、更优化、更集约的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应用技术的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和效率都将大打折扣；正是有了“互联网+”带来的强劲动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才具备了快速落地和稳步推进的现实可能。
再次，“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催化了更加丰富的业态。京津冀三地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产业资源、历史背景和功能定位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三地之间的产业布局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工具和能力不但能够促进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凸显特色、在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优势，还将根据具体产业在三地的资源分配情况，有针对性地实现具体城市具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从而形成京津冀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例如，对于高端制造、生态环保、医疗健康、文化教育、旅游休闲等产业，京津冀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一体化规划、差异化定位、协同化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丰富的业态类型，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媒介产业
“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思维乃至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价值在于将信息、数据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注入协同过程的所有产业中，从而激活并创造全新的经济业态。而事实上，早在“互联网+”国家战略提出之前的上世纪末，媒介产业作为与信息技术革命关系非常紧密的产业就已经在互联网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始了它的融合发展进程。今天，几乎所有的媒介形态都已经改造成了数字化、网络化的媒介，它们与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介，共同构成了媒介产业的当前景观。由于这个产业本身的特殊属性和重要地位，京津冀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既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又需要重视媒介内容的创新和舆论价值的导向。如果我们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关键器官。
一方面，从产业分类角度看，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是整体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每个具体产业内部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和集群效应体现出来。其他产业的协同进程会召唤相关联的媒介产业中的具体板块与之实现同步，例如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会相应产生广告营销的协同，广告营销的协同问题又会引起广告媒介协同的需求，京津冀的重要媒介集团则会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布局，而媒介产业在京津冀范围内的投资布局调整又会进一步在客观上促进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协同进程就是以这样一种“问题产生—客观挑战—解决方案—协同回应”的方式渐次进行的。伴随着媒介产业中的人才、资源、资本协同发展而来的是产业经济形态的整体性协同发展，最终在京津冀三者之间建构起一套新的分布式的、网络化的、协同性的发展方式和制度，这样的协同发展模式恰与互联网媒介的去中心化思维相匹配。
另一方面，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经济系统的循环包括物质流、现金流和信息流三大主要循环，它们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神经和血液。媒介产业的所有构成部分——无论是新闻宣传、影视娱乐、广告资讯、网络社交等内容，还是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媒介——都与经济系统中的信息流循环密不可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经济系统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良性循环，物流的协同必然要求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协同，例如交通一体化使得物质流通和人员出行更加便利，相应地就产生了要求京津冀三地取消漫游费的通信一体化，那么接下来，包括物流信息跟踪的一体化、生活服务信息的一体化、金融征信信息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信息的一体化等需求也会接踵而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一個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伴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进化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产业作为最关键的一种信息业态，它的协同发展对整个协同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此外，因具有“注意力经济”的特征，媒介产业不但能够与其他产业、其他业态协同发展，还能够通过自身所积累的用户和数据优势，与其他产业、其他业态实现跨界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和业态。例如专门为那些在京津冀三地都设有产业基地的企业提供资讯协同、数据协同乃至营销协同服务的新型服务业态将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三、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在“互联网+”浪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进行的整体氛围下，三地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如此，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制约。例如：媒介产业的监管制度仍然对过去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且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政府规制并不能与当前“互联网+”的内在需求相匹配；媒介产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并不协调，那些具备了较大影响力、较高创造力、较强传播力的媒体机构几乎都集中在了北京，而天津和河北则相形见绌；媒介产业发展的其他要素诸如技术、人才、资本等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布不平衡问题，等等。因此，虽然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景充满了诱惑力，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协同，仍然需要三地根据当前产业发展的實际状况和未来的战略目标，在整体规划、分步推进、各有侧重的前提下，探索并优化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政策协同
在宏观层面上看，造成京津冀三地媒介产业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是三地产业政策的巨大差异。“北京和天津处于政策的高地，河北处于政策的洼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明显的短板。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要缩小，而不是扩大差距，应该把拉平京津冀的政策差距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②当然，政策协同并不意味着忽视三地媒介产业当前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而实行一刀切、齐步走、平面推进的策略，而是要在整体协同的目标下根据三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完善，并逐渐缩小政策鸿沟、拉平政策差距，进一步探索和实施让强者更强、弱者变强的协同政策。例如，2016年印发实施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区域的“十三五”规划，也是京津冀规划协同、政策协同的具体体现。此外，在总体政策协同的基础上，三地需要清理、调整一些不利于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法规、条例和政策，并进一步针对媒介产业协同发展共同起草和制定更详细具体的规划和政策，消除区域保护、行政干涉等隐性壁垒，促进媒介产业的协同化升级，并优化整体性布局。
（二）组织协同
从中观层面上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的媒介企业在组织方面也需要主动探索、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媒介组织自身的协同作业。媒介产业作为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跨区域协同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通用技术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们与三地媒介企业原有的资源叠加之后为这些企业注入了分布式协作的关键基因，使得京津冀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具备了较其他实体产业相对容易实施的技术可能性和组织可行性。“互联网+”进程让媒介组织可以跨越媒介边界、企业边界和地域边界进行网络协同、众包合作、组合式创新等大规模分布式作业，在边际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发挥京津冀各自的媒介产业资源优势。事实上，这种媒介产业的区域协同本身就是一种跨地区、跨组织、跨文化的复杂的合作创新活动，是一个涉及媒介产品创新、传播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消费文化创新等多方面、多视角、多层次相互支持、共同推进、联动创新的有机整体。京津冀文化传媒领域的重点企业可以通过平台化转型、网络化布局、资本化并购等诸多方式创新资源的组织方式和企业的管理方式，突破京津冀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地域限制，建立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例如，在影视产业发展方面，具备实力的企业就可以分别在京津冀三地设立影视创意中心、后期制作中心和影视拍摄基地，各有侧重、相互匹配地形成集群效应和规模经济，从而构建协同创新型的传媒集团。
（三）传播协同
从微观层面上看，信息传播是媒介产业的基本功能，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播的一体化。“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京津冀各层级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广大的城乡居民都平等地连接进互联互通的网络之中，为京津冀信息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跨区域的传播协同提供了网络保障。
具体而言，京津冀的信息传播协同化包括诸多方面：第一，政务信息的协同化传播，这就要求媒介机构能够及时地、准确地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鼓励政策、市场动态和最新进展等信息实现快速同步传播。第二，新闻信息的协同化传播，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提速，媒体用户将会对整个区域内的新闻产生更多的需求，北京的媒体需要相应增加天津、河北的新闻内容，河北、天津的媒体用户也将更愿意了解北京的新近事件。第三，生活信息的协同化传播，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必会增加三地之间的人员流动，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之间的通勤现象和区域内旅游消费的繁荣，如何能够更好地为流动群体提供有关交通、餐饮、旅游、天气、物流等方面的生活信息和贴心资讯，也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媒介组织有效黏着用户的重要抓手。第四，市场信息的协同化传播，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将会极大地提升区域内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和生活消费的自由度，北京的部分居民将会选择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天津等城市购买房产，河北的居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京、津购买更优质、更丰富、更个性化的消费品，这给市场营销传播带来了全新的协同营销问题。当然，信息传播的协同化并不意味着向京津冀的所有媒体用户传播同质化的海量信息，而是利用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建构“媒介融合背景下消费者量身定制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广告与营销业态”③，这也就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协同化、融合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智能传播业态。
（四）人才协同
从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细节来看，要在根本上实现这种协同，必须建立在人才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上。“人才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对其他要素具有巨大的带动性作用”④，没有人才之间的协同创新，无论是媒介产业还是整体战略的协同发展，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北京将部分首都功能、部分优质资源向天津、河北迁移，一部分人才也会随着这些功能和资源流向津、冀两地。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也可以参照这一思路，引导部分重量级的媒介企业在津、冀重点布局甚至整体迁址，并给予引进的媒介企业和精英人才以优厚的待遇。当然，人才协同需要相应的配套体系，尤其是媒介产业的高端人才大部分都属于创意型人才，他们对外部的配套体系有着较高的要求，例如学校、技术、户籍、社保、住房、收入、园区、市场、环境、社交、文化等一系列软硬件都要实现相应的匹配协同，单纯依靠短期利益诱惑引进人才的做法并不利于长期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和培养更多人才。事实上，京津冀媒介产业人才的协同探索过程早已开始，但各种尝试都成效甚微，这背后不但有着人才自身的多重顾虑，也有着三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方面，既需要三地政府从长期战略出发打破各自的狭隘利益为人才协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中央政府统一政策、统一部署、统一推进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的配套体系，实现媒介产业在三地的优势互补和优化布局，避免陷入同质化发展的人才竞争状态。
四、结语
在媒介产业的发展方面，虽然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一些阻碍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僵化思维和陈旧做法必须予以破除。当然，整体推进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仍然面临着“重形式、轻机制”“重竞争、轻合作”“重个体、轻整体”以及“签署协议多、推进落实少”“项目对接多、政策制定少”“双方合作多、三方合作少”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根本上还是由于三方在媒介产业生态中的各自定位不清晰和利益价值不明确造成的。
事实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当前转型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的推进必然会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资源重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三地的上至政府部门、下到单位员工的切身利益。怎样运用“互联网+”时代的全新思维、技术、管理和模式有效地推动媒介产业乃至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稳步落实，考验的不仅仅是京津冀三地政府的执行能力，更考验着国家层面推进改革的魄力、毅力、智力和耐力。
注释：
①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等：《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② 杨崇勇：《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政策一体化》，《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1期。
③ 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以“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的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
④ 邸晓星、徐中：《京津冀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关键词】互联网+；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
“互联网+”国家行动计划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而言，既是一次重大的机遇，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媒介产业是与“互联网+”浪潮密切相关的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媒介产业自身的协同发展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互联网+”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对于打破京津冀各自为政的思维定式、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互联网+”国家行动计划由于其本身的信息技术优势和网络连接特征，使得“企业的垂直边界和水平边界开始消融，组织从原来的分工走向现在的分工，决策体系从原来的自上而下变成现在的自下而上”①，这就打破了产业发展的时空限制，突破了京津冀三地条块分割的限制，模糊了属地和产业原有的边界，促进了技术、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网+”通过把三地不同的产业类别和优势资源更有效地整合起来，催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更多的产业融合发展与跨界创新行为。可以说，对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而言，“互联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做好了信息基础设施的铺垫，更在于它将成为推进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与关键引擎。
首先，“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了更加开放的环境。“互联网+”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包容、融合、多元、开放的创新性思维，近些年来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汹涌推进，带来了整个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差异、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变成现实，正需要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让政府部门、产、学、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不断打破过去故步自封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在试错中创新，在碰撞中协同，在融合中发展。
其次，“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手段。“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它的形成是建立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全新的应用技术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全新的应用技术体系将会不断完成对传统产业过度依赖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模式的改造，并通过技术创新、信息集成和数据挖掘等方式促进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实现更高效、更优化、更集约的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应用技术的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和效率都将大打折扣；正是有了“互联网+”带来的强劲动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才具备了快速落地和稳步推进的现实可能。
再次，“互联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催化了更加丰富的业态。京津冀三地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产业资源、历史背景和功能定位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三地之间的产业布局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工具和能力不但能够促进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凸显特色、在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优势，还将根据具体产业在三地的资源分配情况，有针对性地实现具体城市具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从而形成京津冀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例如，对于高端制造、生态环保、医疗健康、文化教育、旅游休闲等产业，京津冀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一体化规划、差异化定位、协同化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丰富的业态类型，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媒介产业
“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思维乃至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价值在于将信息、数据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注入协同过程的所有产业中，从而激活并创造全新的经济业态。而事实上，早在“互联网+”国家战略提出之前的上世纪末，媒介产业作为与信息技术革命关系非常紧密的产业就已经在互联网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始了它的融合发展进程。今天，几乎所有的媒介形态都已经改造成了数字化、网络化的媒介，它们与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介，共同构成了媒介产业的当前景观。由于这个产业本身的特殊属性和重要地位，京津冀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既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又需要重视媒介内容的创新和舆论价值的导向。如果我们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关键器官。
一方面，从产业分类角度看，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是整体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每个具体产业内部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和集群效应体现出来。其他产业的协同进程会召唤相关联的媒介产业中的具体板块与之实现同步，例如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会相应产生广告营销的协同，广告营销的协同问题又会引起广告媒介协同的需求，京津冀的重要媒介集团则会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布局，而媒介产业在京津冀范围内的投资布局调整又会进一步在客观上促进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协同进程就是以这样一种“问题产生—客观挑战—解决方案—协同回应”的方式渐次进行的。伴随着媒介产业中的人才、资源、资本协同发展而来的是产业经济形态的整体性协同发展，最终在京津冀三者之间建构起一套新的分布式的、网络化的、协同性的发展方式和制度，这样的协同发展模式恰与互联网媒介的去中心化思维相匹配。
另一方面，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经济系统的循环包括物质流、现金流和信息流三大主要循环，它们构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神经和血液。媒介产业的所有构成部分——无论是新闻宣传、影视娱乐、广告资讯、网络社交等内容，还是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媒介——都与经济系统中的信息流循环密不可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经济系统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良性循环，物流的协同必然要求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协同，例如交通一体化使得物质流通和人员出行更加便利，相应地就产生了要求京津冀三地取消漫游费的通信一体化，那么接下来，包括物流信息跟踪的一体化、生活服务信息的一体化、金融征信信息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信息的一体化等需求也会接踵而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一個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伴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进化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产业作为最关键的一种信息业态，它的协同发展对整个协同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此外，因具有“注意力经济”的特征，媒介产业不但能够与其他产业、其他业态协同发展，还能够通过自身所积累的用户和数据优势，与其他产业、其他业态实现跨界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产业和业态。例如专门为那些在京津冀三地都设有产业基地的企业提供资讯协同、数据协同乃至营销协同服务的新型服务业态将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三、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在“互联网+”浪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进行的整体氛围下，三地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如此，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制约。例如：媒介产业的监管制度仍然对过去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且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政府规制并不能与当前“互联网+”的内在需求相匹配；媒介产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并不协调，那些具备了较大影响力、较高创造力、较强传播力的媒体机构几乎都集中在了北京，而天津和河北则相形见绌；媒介产业发展的其他要素诸如技术、人才、资本等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布不平衡问题，等等。因此，虽然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景充满了诱惑力，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协同，仍然需要三地根据当前产业发展的實际状况和未来的战略目标，在整体规划、分步推进、各有侧重的前提下，探索并优化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政策协同
在宏观层面上看，造成京津冀三地媒介产业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是三地产业政策的巨大差异。“北京和天津处于政策的高地，河北处于政策的洼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明显的短板。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要缩小，而不是扩大差距，应该把拉平京津冀的政策差距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②当然，政策协同并不意味着忽视三地媒介产业当前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而实行一刀切、齐步走、平面推进的策略，而是要在整体协同的目标下根据三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完善，并逐渐缩小政策鸿沟、拉平政策差距，进一步探索和实施让强者更强、弱者变强的协同政策。例如，2016年印发实施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区域的“十三五”规划，也是京津冀规划协同、政策协同的具体体现。此外，在总体政策协同的基础上，三地需要清理、调整一些不利于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法规、条例和政策，并进一步针对媒介产业协同发展共同起草和制定更详细具体的规划和政策，消除区域保护、行政干涉等隐性壁垒，促进媒介产业的协同化升级，并优化整体性布局。
（二）组织协同
从中观层面上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的媒介企业在组织方面也需要主动探索、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媒介组织自身的协同作业。媒介产业作为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实现跨区域协同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通用技术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们与三地媒介企业原有的资源叠加之后为这些企业注入了分布式协作的关键基因，使得京津冀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具备了较其他实体产业相对容易实施的技术可能性和组织可行性。“互联网+”进程让媒介组织可以跨越媒介边界、企业边界和地域边界进行网络协同、众包合作、组合式创新等大规模分布式作业，在边际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发挥京津冀各自的媒介产业资源优势。事实上，这种媒介产业的区域协同本身就是一种跨地区、跨组织、跨文化的复杂的合作创新活动，是一个涉及媒介产品创新、传播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消费文化创新等多方面、多视角、多层次相互支持、共同推进、联动创新的有机整体。京津冀文化传媒领域的重点企业可以通过平台化转型、网络化布局、资本化并购等诸多方式创新资源的组织方式和企业的管理方式，突破京津冀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地域限制，建立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例如，在影视产业发展方面，具备实力的企业就可以分别在京津冀三地设立影视创意中心、后期制作中心和影视拍摄基地，各有侧重、相互匹配地形成集群效应和规模经济，从而构建协同创新型的传媒集团。
（三）传播协同
从微观层面上看，信息传播是媒介产业的基本功能，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播的一体化。“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京津冀各层级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广大的城乡居民都平等地连接进互联互通的网络之中，为京津冀信息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跨区域的传播协同提供了网络保障。
具体而言，京津冀的信息传播协同化包括诸多方面：第一，政务信息的协同化传播，这就要求媒介机构能够及时地、准确地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鼓励政策、市场动态和最新进展等信息实现快速同步传播。第二，新闻信息的协同化传播，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提速，媒体用户将会对整个区域内的新闻产生更多的需求，北京的媒体需要相应增加天津、河北的新闻内容，河北、天津的媒体用户也将更愿意了解北京的新近事件。第三，生活信息的协同化传播，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必会增加三地之间的人员流动，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之间的通勤现象和区域内旅游消费的繁荣，如何能够更好地为流动群体提供有关交通、餐饮、旅游、天气、物流等方面的生活信息和贴心资讯，也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媒介组织有效黏着用户的重要抓手。第四，市场信息的协同化传播，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将会极大地提升区域内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和生活消费的自由度，北京的部分居民将会选择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天津等城市购买房产，河北的居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京、津购买更优质、更丰富、更个性化的消费品，这给市场营销传播带来了全新的协同营销问题。当然，信息传播的协同化并不意味着向京津冀的所有媒体用户传播同质化的海量信息，而是利用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建构“媒介融合背景下消费者量身定制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广告与营销业态”③，这也就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协同化、融合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智能传播业态。
（四）人才协同
从京津冀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细节来看，要在根本上实现这种协同，必须建立在人才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上。“人才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对其他要素具有巨大的带动性作用”④，没有人才之间的协同创新，无论是媒介产业还是整体战略的协同发展，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北京将部分首都功能、部分优质资源向天津、河北迁移，一部分人才也会随着这些功能和资源流向津、冀两地。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也可以参照这一思路，引导部分重量级的媒介企业在津、冀重点布局甚至整体迁址，并给予引进的媒介企业和精英人才以优厚的待遇。当然，人才协同需要相应的配套体系，尤其是媒介产业的高端人才大部分都属于创意型人才，他们对外部的配套体系有着较高的要求，例如学校、技术、户籍、社保、住房、收入、园区、市场、环境、社交、文化等一系列软硬件都要实现相应的匹配协同，单纯依靠短期利益诱惑引进人才的做法并不利于长期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和培养更多人才。事实上，京津冀媒介产业人才的协同探索过程早已开始，但各种尝试都成效甚微，这背后不但有着人才自身的多重顾虑，也有着三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方面，既需要三地政府从长期战略出发打破各自的狭隘利益为人才协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中央政府统一政策、统一部署、统一推进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的配套体系，实现媒介产业在三地的优势互补和优化布局，避免陷入同质化发展的人才竞争状态。
四、结语
在媒介产业的发展方面，虽然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一些阻碍媒介产业协同发展的僵化思维和陈旧做法必须予以破除。当然，整体推进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仍然面临着“重形式、轻机制”“重竞争、轻合作”“重个体、轻整体”以及“签署协议多、推进落实少”“项目对接多、政策制定少”“双方合作多、三方合作少”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根本上还是由于三方在媒介产业生态中的各自定位不清晰和利益价值不明确造成的。
事实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当前转型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的推进必然会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资源重组，媒介产业的协同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三地的上至政府部门、下到单位员工的切身利益。怎样运用“互联网+”时代的全新思维、技术、管理和模式有效地推动媒介产业乃至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稳步落实，考验的不仅仅是京津冀三地政府的执行能力，更考验着国家层面推进改革的魄力、毅力、智力和耐力。
注释：
①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等：《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② 杨崇勇：《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政策一体化》，《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1期。
③ 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以“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的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
④ 邸晓星、徐中：《京津冀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