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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７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秦博古、董必武、何凯丰、叶剑英联名悼郭于鸣同志的唁词：“新华日报郭于鸣同志以努力抗战工作和工人阶级事业积劳成疾而死，同人等谨致沉痛之吊唁，并向郭同志之家属，致亲切的慰问!”
郭于鸣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竟能引起当时我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的如此重视?当我们走进山西省革命烈士陵园，发现展览馆有专门辟出的版面介绍他的光辉业绩，再翻阅当时的《新华日报》，才进一步发现那段时期几乎每日的版面上都有他撰写的大幅抗战的报道文章，始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的一名外勤记者，也是国共两党谈判及领导人活动重要新闻的报道者。在党的领导下，他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犀利的笔锋，不仅及时正确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战主张，同时还大量报道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军民团结抗战的英雄事迹。正如当时的《新华日报》社负责人潘梓年、吴克坚、熊瑾玎等同志在其悼文中所指出的：“在保卫大武汉中，外勤记者的工作是异常重要的，他不仅是保卫大武汉的各种动态，尤其是当时蓬勃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者，是本报和广大读者及群众的一个有力的联系者，也还是本报保卫大武汉主张的一个宣传者。郭同志曾以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的作风，不懈的精神，执行了本报所给予的任务。”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郭于鸣作为我党的一名杰出的新闻战士，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何等的重要作用。
郭于鸣，又名郭仁，山西崞县(现原平市)人，生于１９１６年，１９３７年毕业于国民太原师范。在校期间他受党内和党外进步同志的影响，坚持真理，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组织青年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后来考入武昌文科图书馆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后，为了响应我党抗日救国的号召，郭于鸣学期未满即随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奔赴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转到抗大学习。这段时间，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党的派遣，在保卫武汉最紧张时期，又返回武汉到《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整理该报发起的“五十万封慰问信运动”中的各地来信。由于郭于鸣表现异常积极和他“对工作负责不苟且的态度”，且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即被调任为该报的外勤记者。在此期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满腔的爱国热情，不懈的奋斗精神，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直接采访，撰写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文章，广泛宣传了我党的抗战主张，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奋勇抗战的英雄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出色地完成了该报所赋予的战地报道任务，受到中央及南方局负责同志和《新华日报》领导的高度赞扬。郭于鸣同志的报道文章，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上的特点：
全面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党抗日主张，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紧紧团结在党的抗战旗帜之下。在《论青年学生中的几种倾向》一文中，他在深刻分析青年特点并列举其几种主要倾向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青年朋友们，我得再引用何登一句话：‘马克思学说是有用的，而且我们必须服膺它，若是我做事想得到实际效果的话。’因为成为人类思想最高结晶的共产主义，是我们今天为人类为民族奋斗的指针。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实践，那么实践行动便需要以理论为准绳。”“所以，青年朋友们，我们勇敢地摆脱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惘、苦闷、失望和一切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吧!在我们脆弱的胸中，要燃起一个热炽的烽火!我们应该自信自身的力量，和一切在生活中作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信念，克服障碍，涵养意志，锻炼意志，我们的意志坚强，挣扎，追求与探索，永不投降!”他还引用列宁“没有斗争，就是灭亡”的名言，激励青年“不论我们怎样脆弱，我们都在努力巩固自己，不论我们怎样幼稚，我们都在努力学习，我们是不怕困苦的，我们始终愿以我们的力量来克服它，来超拔它。”可谓循循善诱，殷殷语切，为广大青年努力学习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改造自己，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
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积极动员全民抗战。他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一文中，从政治、生活等各个侧面，全面反映抗日根据地的新变化，以鲜活的事例，引导全民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为赶走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文中指出，鲁西北的根据地“政治上实行了清廉制度，扫除贪污。人民生活也在注意改善。苛捐杂税已逐渐取消，合理负担能切实执行，汉奸日寇财产没收分给贫民。民主自由，加上民生改善，所以人民能积极参加抗战。各县有抗日学校，读抗日课本。关于文化，亦甚发展。还设有文化供应社，印刷书报，出版有抗战理论书籍”等。由于他的全面总结和积极宣传，使全国人民从鲁西北根据地看到了抗战的胜利曙光，军民一心，抗战斗志更加旺盛。
激励抗敌官兵士气，呼吁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在《努力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一文中，他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不重视的问题，强调指出：“本来，切实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是抗战动员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在抗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数百万健儿，早已开到前线和敌人的后方，天天不断地进行战斗，而且，在抗战过程中，全国军队会有光荣的牺牲，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更需要大批兵员的补充。但是，这时候数百万抗敌军人的家属问题，仍待解决，甚至于有些地区，他们大部分陷于悲惨的饥寒境地，不能得到任何解决，直接影响到抗战动员工作。所以，今天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也就是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的呼吁下，通过我党的争取和迫于各界压力，国民党政府终于在１９３９年元旦公布了《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对进一步稳定和开展抗战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革命的文艺要深入到大众之中，努力为抗战服务。”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如《文艺在抗战中成长起来》，依据我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鲜明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文章指出：“在‘九一八’以后，中国文艺有了新的发展，代表着进步的主要力量，扩大了新的斗争范围，‘从为劳苦大众革命斗争而斗争的文学，而发展成为民族革命斗争而斗争的文学’。”“文艺普遍地走入民间，开始行动起来，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实践，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抗战的要求，需要文艺家跑到大众中去!”文艺为抗战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大众之中，这是郭于鸣同志在深刻理解了党的文艺主张，牢固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观念的基础上，运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的正确阐述。
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对敌。在《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一文中，他说：“今天是朝鲜‘三一’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纪念的日子，二十年前的今天，朝鲜人民为了反抗日本的压迫，发动了全民族革命的行动。全国各地，由京城到城市和乡村，都揭起了义旗。广大的队伍，执着国旗，游行示威，赤手空拳，逢迎着敌人的刀砍，枪杀，棒打，绳捆，铁钩子牵”。“压力虽然更大，而反抗也最激烈。所以，二千三百万朝鲜民族的解放运动，将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将和“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反法西斯运动汇合成一支抗日洪流，把日本法西斯强盗冲决下去”!
以上这些报道文章，尽管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但都紧密结合当时抗战实际，主题突出，观点鲜明，始终贯穿了党的坚持抗战的基本主张，对于团结和鼓励全民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武汉撤退时，郭于鸣和报社其他同志一起乘“新升隆”号轮船前往重庆，航行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而受伤。到重庆后，他仍带伤坚持采访工作，领导几次安排他休养，他都坚决不肯，而是更加振奋，始终战斗在采访第一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用行动来回答敌寇的暴行，只有在工作上面加油，才是真正纪念死者的办法”。对此，当时的《新华日报》是这样评价的：“那个时期，经常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他内容充实的特写，他的名字使读者不能忘掉。”
由于工作努力和不分昼夜的奔波，郭于鸣终于积劳成疾，不情愿地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在病中，他仍然不忘学习和工作，始终关心着团结抗战及抗战胜利的进展，丝毫不放松与大汉奸汪精卫及其一切妥协投降反共分子的阴谋罪行做英勇的斗争。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是病魔损失了我的健康，然而我应该鼓起生之勇气，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活着，我便应和病魔搏斗下去!所以，我不能再为病所束缚，一方面要注意健康的恢复，同时为了生而不得不战斗下去，工作下去。”然而，由于战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郭于鸣的宝贵生命。他在弥留之际，嘴里还不停地在断断续续地喊着：“同志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郭于鸣同志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６日在重庆不幸逝世，年仅２４岁。他死后，《新华日报》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总编辑吴克坚同志主持，参加追悼会的有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灵堂上满布各方所送挽联花圈。会后由参加追悼会的全体同志轮班守灵伴夜，直至天明。在悼词中，吴克坚同志称他的死“是青年朋友们的损失，是本报的损失，是共产党的损失”!当时《新华日报》专门辟出一个整版刊登悼念他的文章。
据童小鹏同志回忆，郭于鸣逝世后葬于重庆小龙坎八路军办事处建立的墓地，该墓地葬有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等共１３名革命先辈和烈士。１９５８年，童小鹏根据中央提倡火化的精神和周总理的指示，亲往重庆将这１３人的尸骨挖出火化后葬于“红岩公墓”。从此，郭于鸣这个光辉的名字被刻在公墓的烈士纪念碑上，受到千千万万人们的敬仰和纪念。
郭于鸣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竟能引起当时我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的如此重视?当我们走进山西省革命烈士陵园，发现展览馆有专门辟出的版面介绍他的光辉业绩，再翻阅当时的《新华日报》，才进一步发现那段时期几乎每日的版面上都有他撰写的大幅抗战的报道文章，始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的一名外勤记者，也是国共两党谈判及领导人活动重要新闻的报道者。在党的领导下，他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犀利的笔锋，不仅及时正确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战主张，同时还大量报道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军民团结抗战的英雄事迹。正如当时的《新华日报》社负责人潘梓年、吴克坚、熊瑾玎等同志在其悼文中所指出的：“在保卫大武汉中，外勤记者的工作是异常重要的，他不仅是保卫大武汉的各种动态，尤其是当时蓬勃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者，是本报和广大读者及群众的一个有力的联系者，也还是本报保卫大武汉主张的一个宣传者。郭同志曾以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的作风，不懈的精神，执行了本报所给予的任务。”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郭于鸣作为我党的一名杰出的新闻战士，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何等的重要作用。
郭于鸣，又名郭仁，山西崞县(现原平市)人，生于１９１６年，１９３７年毕业于国民太原师范。在校期间他受党内和党外进步同志的影响，坚持真理，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组织青年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后来考入武昌文科图书馆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后，为了响应我党抗日救国的号召，郭于鸣学期未满即随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奔赴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转到抗大学习。这段时间，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党的派遣，在保卫武汉最紧张时期，又返回武汉到《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整理该报发起的“五十万封慰问信运动”中的各地来信。由于郭于鸣表现异常积极和他“对工作负责不苟且的态度”，且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即被调任为该报的外勤记者。在此期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满腔的爱国热情，不懈的奋斗精神，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直接采访，撰写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文章，广泛宣传了我党的抗战主张，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奋勇抗战的英雄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出色地完成了该报所赋予的战地报道任务，受到中央及南方局负责同志和《新华日报》领导的高度赞扬。郭于鸣同志的报道文章，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上的特点：
全面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党抗日主张，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紧紧团结在党的抗战旗帜之下。在《论青年学生中的几种倾向》一文中，他在深刻分析青年特点并列举其几种主要倾向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青年朋友们，我得再引用何登一句话：‘马克思学说是有用的，而且我们必须服膺它，若是我做事想得到实际效果的话。’因为成为人类思想最高结晶的共产主义，是我们今天为人类为民族奋斗的指针。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实践，那么实践行动便需要以理论为准绳。”“所以，青年朋友们，我们勇敢地摆脱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惘、苦闷、失望和一切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吧!在我们脆弱的胸中，要燃起一个热炽的烽火!我们应该自信自身的力量，和一切在生活中作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信念，克服障碍，涵养意志，锻炼意志，我们的意志坚强，挣扎，追求与探索，永不投降!”他还引用列宁“没有斗争，就是灭亡”的名言，激励青年“不论我们怎样脆弱，我们都在努力巩固自己，不论我们怎样幼稚，我们都在努力学习，我们是不怕困苦的，我们始终愿以我们的力量来克服它，来超拔它。”可谓循循善诱，殷殷语切，为广大青年努力学习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改造自己，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
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积极动员全民抗战。他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一文中，从政治、生活等各个侧面，全面反映抗日根据地的新变化，以鲜活的事例，引导全民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为赶走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文中指出，鲁西北的根据地“政治上实行了清廉制度，扫除贪污。人民生活也在注意改善。苛捐杂税已逐渐取消，合理负担能切实执行，汉奸日寇财产没收分给贫民。民主自由，加上民生改善，所以人民能积极参加抗战。各县有抗日学校，读抗日课本。关于文化，亦甚发展。还设有文化供应社，印刷书报，出版有抗战理论书籍”等。由于他的全面总结和积极宣传，使全国人民从鲁西北根据地看到了抗战的胜利曙光，军民一心，抗战斗志更加旺盛。
激励抗敌官兵士气，呼吁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在《努力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一文中，他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不重视的问题，强调指出：“本来，切实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是抗战动员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在抗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数百万健儿，早已开到前线和敌人的后方，天天不断地进行战斗，而且，在抗战过程中，全国军队会有光荣的牺牲，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更需要大批兵员的补充。但是，这时候数百万抗敌军人的家属问题，仍待解决，甚至于有些地区，他们大部分陷于悲惨的饥寒境地，不能得到任何解决，直接影响到抗战动员工作。所以，今天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也就是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的呼吁下，通过我党的争取和迫于各界压力，国民党政府终于在１９３９年元旦公布了《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对进一步稳定和开展抗战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革命的文艺要深入到大众之中，努力为抗战服务。”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如《文艺在抗战中成长起来》，依据我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鲜明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文章指出：“在‘九一八’以后，中国文艺有了新的发展，代表着进步的主要力量，扩大了新的斗争范围，‘从为劳苦大众革命斗争而斗争的文学，而发展成为民族革命斗争而斗争的文学’。”“文艺普遍地走入民间，开始行动起来，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实践，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抗战的要求，需要文艺家跑到大众中去!”文艺为抗战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大众之中，这是郭于鸣同志在深刻理解了党的文艺主张，牢固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观念的基础上，运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的正确阐述。
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对敌。在《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一文中，他说：“今天是朝鲜‘三一’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纪念的日子，二十年前的今天，朝鲜人民为了反抗日本的压迫，发动了全民族革命的行动。全国各地，由京城到城市和乡村，都揭起了义旗。广大的队伍，执着国旗，游行示威，赤手空拳，逢迎着敌人的刀砍，枪杀，棒打，绳捆，铁钩子牵”。“压力虽然更大，而反抗也最激烈。所以，二千三百万朝鲜民族的解放运动，将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将和“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反法西斯运动汇合成一支抗日洪流，把日本法西斯强盗冲决下去”!
以上这些报道文章，尽管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但都紧密结合当时抗战实际，主题突出，观点鲜明，始终贯穿了党的坚持抗战的基本主张，对于团结和鼓励全民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武汉撤退时，郭于鸣和报社其他同志一起乘“新升隆”号轮船前往重庆，航行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而受伤。到重庆后，他仍带伤坚持采访工作，领导几次安排他休养，他都坚决不肯，而是更加振奋，始终战斗在采访第一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用行动来回答敌寇的暴行，只有在工作上面加油，才是真正纪念死者的办法”。对此，当时的《新华日报》是这样评价的：“那个时期，经常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他内容充实的特写，他的名字使读者不能忘掉。”
由于工作努力和不分昼夜的奔波，郭于鸣终于积劳成疾，不情愿地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在病中，他仍然不忘学习和工作，始终关心着团结抗战及抗战胜利的进展，丝毫不放松与大汉奸汪精卫及其一切妥协投降反共分子的阴谋罪行做英勇的斗争。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是病魔损失了我的健康，然而我应该鼓起生之勇气，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活着，我便应和病魔搏斗下去!所以，我不能再为病所束缚，一方面要注意健康的恢复，同时为了生而不得不战斗下去，工作下去。”然而，由于战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郭于鸣的宝贵生命。他在弥留之际，嘴里还不停地在断断续续地喊着：“同志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郭于鸣同志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６日在重庆不幸逝世，年仅２４岁。他死后，《新华日报》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总编辑吴克坚同志主持，参加追悼会的有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灵堂上满布各方所送挽联花圈。会后由参加追悼会的全体同志轮班守灵伴夜，直至天明。在悼词中，吴克坚同志称他的死“是青年朋友们的损失，是本报的损失，是共产党的损失”!当时《新华日报》专门辟出一个整版刊登悼念他的文章。
据童小鹏同志回忆，郭于鸣逝世后葬于重庆小龙坎八路军办事处建立的墓地，该墓地葬有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等共１３名革命先辈和烈士。１９５８年，童小鹏根据中央提倡火化的精神和周总理的指示，亲往重庆将这１３人的尸骨挖出火化后葬于“红岩公墓”。从此，郭于鸣这个光辉的名字被刻在公墓的烈士纪念碑上，受到千千万万人们的敬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