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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不幸罹患晚期肿瘤的70岁老人。当她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一步步逼近，生离死别，生活中最为残酷的一面开始展现。以孝与爱的名义，看起来，她的子女与家人丝毫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坚持。
靠呼吸机维持的生命
90％的医疗费，都用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月。因到那时，生命的维持90％都依赖于外界的救治和维护。
形容消瘦的陈芳田平躺在Icu病房冰冷的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意识早已模糊不清，她的生命靠着呼吸机和不停注入身体里的抗生素、营养液、免疫制剂、镇痛药艰难维持下去。另外还有一名医生和三名护士24小时负责她的医护。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个月。陈芳田似乎已经失去对外界的所有知觉，除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曲线相对平稳，她的身体不再具有任何活着的征兆。
一个月前，70岁的陈芳田因恶性肿瘤导致肺部感染、引起呼吸衰竭，被救护车紧急送往济南某三甲医院时，她的生命已经濒危了。
“要想救老人，必须进行气管切开，人工插管上呼吸机。”医生告诉陈芳田的家人，并特地强调了一句：“以目前的所有治疗手段而言，已经不能缓解老人的病症，只能是略微延长一点生命，让她多活几天。”再先进的仪器和昂贵的治疗手段都无法阻止老人因器官衰竭而死的结局。
因为ICU病房的病人不能进行探病，陈芳田的子女只能透过那一道厚厚铁门旁的玻璃窗看望母亲。尽管陈芳田的状态透过玻璃窗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她和他们注定被分隔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能手术吗?那就手术吧
济南的这所三甲医院只有17张ICU病床，院方的初衷本不是救治晚期肿瘤病人，但连续几年，ICU病区里癌症病人占了大多数。
病区医生听得最多的话是：“只要能救活病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能承受。”
但在很多医生看来，诸如陈芳田这样的“活着”，只是延续痛苦，“完全没有生存质量。”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生死的病人，生与死的权利被家属掌控。而大多数的家属出于人伦孝心，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坚持治疗。
能手术吗?那就手术吧。能化疗吗?那就化疗吧。化疗不行了，那放疗有效果吗?有就放疗吧。
这些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癌症病人、家属与医生之间。
齐鲁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牛军介绍说，手术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一旦有了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术。但实际上，对于像恶性肿瘤等疾病，医生更多只是进行对症治疗，而不可能像处理骨折等普通外伤那样，可以帮助患者实现病情的完全逆转。
但绝大多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不会这样想。在绝望中，任何一种有可能成为救命稻草的治疗手段都会在病人和家属眼中被放大效果，他们愿意放手一搏，求得1％的生存希望。
已患肺癌14年的韩大白见证了抗癌俱乐部一些病友们的离开。“有几个病人，本来挺好的，非要做什么新的治疗，很快就不行了。”
一位患乳腺癌的病友，经常参加俱乐部的“化疗”等集体活动，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很好。后来听说上海有一种新型疗法，可以将肿瘤集中杀死，她极力去了。临行前，韩大白劝她三思而行，觉得只要能像现在这样维持下去就不错，但她一心、想着根治。
从上海回来后，她对韩说：“大白，我可能错了。”不久她便过世了。
还有8名病友因为坚持服用一种“特效药”而先后辞世。“500块钱的一粒药，对某些肿瘤有作用，但个体差异非常大。”其中一位病友，为吃这个药先后花了40多万元，还被迫卖了房子，最终也没能实现延长生命的梦想。
在韩大白看来，对于身息肿瘤尤其是晚期肿瘤的患者而言，根本就没有“试错”的机会：“姑息疗法，看起来消极，其实是对身体最大的保护。”
得不到疏导的孝心和愧疚之心
痛苦的不只是病人。有形如昂贵治疗费的经济压力、无形如照看奔波之累、抑郁的气氛，家属感受到的痛更甚于病患。
陈芳田每天要支出至少5000元的治疗费，抢救那三天，每天的流水账单高达两三万元，原本只能算是小康水平的家庭已负债累累。对此子女们也有过纠结：母亲这么大一把年纪，又是癌症晚期，眼下的状况只能是能活一天算一天，可如果不积极求治疗，“首先就是不孝。”
孝心和愧疚感是家属普遍存在的两种心理。后悔当初忙于工作少于关心父母、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于是尽全力要在最后的时刻弥补过去。这也是失去理智的患者们疯狂追逐各种疗法，却能得到家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俗语，也得到验证。因病拖垮一个家，因病让夫妻离异、兄弟姐妹反目的事，屡屡发生。
“压力太大了。”山东一所中医学院对癌症病人直系家庭成员进行了心理测评，发现这些家庭成员的焦虑、抑郁程度均显著高于非绝症病人家属，同是绝症病人，病程长的又明显高于病程短者，另外父母、配偶的评分显著高于子女评分。
在国外，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压力之困，有志愿者和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疏导，社区有心理治疗小组，在网上也能找到起正面引导作用的网站、个人网页。但在国内，民间成立的抗癌俱乐部等组织只针对病患本人，家属只能依靠内心修炼来渡过难关，“作为家属，你无法在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得到固定、长期的心理慰藉。”
在中国，这个话题屡屡被人提起，但至今仍是个空白。
靠呼吸机维持的生命
90％的医疗费，都用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月。因到那时，生命的维持90％都依赖于外界的救治和维护。
形容消瘦的陈芳田平躺在Icu病房冰冷的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意识早已模糊不清，她的生命靠着呼吸机和不停注入身体里的抗生素、营养液、免疫制剂、镇痛药艰难维持下去。另外还有一名医生和三名护士24小时负责她的医护。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个月。陈芳田似乎已经失去对外界的所有知觉，除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曲线相对平稳，她的身体不再具有任何活着的征兆。
一个月前，70岁的陈芳田因恶性肿瘤导致肺部感染、引起呼吸衰竭，被救护车紧急送往济南某三甲医院时，她的生命已经濒危了。
“要想救老人，必须进行气管切开，人工插管上呼吸机。”医生告诉陈芳田的家人，并特地强调了一句：“以目前的所有治疗手段而言，已经不能缓解老人的病症，只能是略微延长一点生命，让她多活几天。”再先进的仪器和昂贵的治疗手段都无法阻止老人因器官衰竭而死的结局。
因为ICU病房的病人不能进行探病，陈芳田的子女只能透过那一道厚厚铁门旁的玻璃窗看望母亲。尽管陈芳田的状态透过玻璃窗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她和他们注定被分隔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能手术吗?那就手术吧
济南的这所三甲医院只有17张ICU病床，院方的初衷本不是救治晚期肿瘤病人，但连续几年，ICU病区里癌症病人占了大多数。
病区医生听得最多的话是：“只要能救活病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能承受。”
但在很多医生看来，诸如陈芳田这样的“活着”，只是延续痛苦，“完全没有生存质量。”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生死的病人，生与死的权利被家属掌控。而大多数的家属出于人伦孝心，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了坚持治疗。
能手术吗?那就手术吧。能化疗吗?那就化疗吧。化疗不行了，那放疗有效果吗?有就放疗吧。
这些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癌症病人、家属与医生之间。
齐鲁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牛军介绍说，手术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一旦有了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术。但实际上，对于像恶性肿瘤等疾病，医生更多只是进行对症治疗，而不可能像处理骨折等普通外伤那样，可以帮助患者实现病情的完全逆转。
但绝大多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不会这样想。在绝望中，任何一种有可能成为救命稻草的治疗手段都会在病人和家属眼中被放大效果，他们愿意放手一搏，求得1％的生存希望。
已患肺癌14年的韩大白见证了抗癌俱乐部一些病友们的离开。“有几个病人，本来挺好的，非要做什么新的治疗，很快就不行了。”
一位患乳腺癌的病友，经常参加俱乐部的“化疗”等集体活动，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很好。后来听说上海有一种新型疗法，可以将肿瘤集中杀死，她极力去了。临行前，韩大白劝她三思而行，觉得只要能像现在这样维持下去就不错，但她一心、想着根治。
从上海回来后，她对韩说：“大白，我可能错了。”不久她便过世了。
还有8名病友因为坚持服用一种“特效药”而先后辞世。“500块钱的一粒药，对某些肿瘤有作用，但个体差异非常大。”其中一位病友，为吃这个药先后花了40多万元，还被迫卖了房子，最终也没能实现延长生命的梦想。
在韩大白看来，对于身息肿瘤尤其是晚期肿瘤的患者而言，根本就没有“试错”的机会：“姑息疗法，看起来消极，其实是对身体最大的保护。”
得不到疏导的孝心和愧疚之心
痛苦的不只是病人。有形如昂贵治疗费的经济压力、无形如照看奔波之累、抑郁的气氛，家属感受到的痛更甚于病患。
陈芳田每天要支出至少5000元的治疗费，抢救那三天，每天的流水账单高达两三万元，原本只能算是小康水平的家庭已负债累累。对此子女们也有过纠结：母亲这么大一把年纪，又是癌症晚期，眼下的状况只能是能活一天算一天，可如果不积极求治疗，“首先就是不孝。”
孝心和愧疚感是家属普遍存在的两种心理。后悔当初忙于工作少于关心父母、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于是尽全力要在最后的时刻弥补过去。这也是失去理智的患者们疯狂追逐各种疗法，却能得到家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俗语，也得到验证。因病拖垮一个家，因病让夫妻离异、兄弟姐妹反目的事，屡屡发生。
“压力太大了。”山东一所中医学院对癌症病人直系家庭成员进行了心理测评，发现这些家庭成员的焦虑、抑郁程度均显著高于非绝症病人家属，同是绝症病人，病程长的又明显高于病程短者，另外父母、配偶的评分显著高于子女评分。
在国外，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压力之困，有志愿者和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疏导，社区有心理治疗小组，在网上也能找到起正面引导作用的网站、个人网页。但在国内，民间成立的抗癌俱乐部等组织只针对病患本人，家属只能依靠内心修炼来渡过难关，“作为家属，你无法在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得到固定、长期的心理慰藉。”
在中国，这个话题屡屡被人提起，但至今仍是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