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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地球村”早已成为现实，“村民”要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在“村”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和福利，不得不关心美中两个“大户”的关系
1971年夏的某天，亨利·基辛格从美帝国主义那里，秘密地（用当时语言应当说是“鬼鬼祟祟地”）经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从那时起，基辛格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后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是声名显赫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曾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为其一生写下极为辉煌的篇章，自然，他长期以来对中国也就格外关注。2011年，基辛格老先生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专著《论中国》；同样，中国人也极为珍视老朋友的友谊和建议，《论中国》中文版很快在2012年面世。
年逾九十的基辛格曾经五十余次访问中国，与四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的《论中国》主要讲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全书十八章，在前三章追溯中国古代的辉煌、回顾近代的衰落后，随即生发开来，用十五章的篇幅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新千年到来的峥嵘岁月。书中详尽记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基辛格本人四十年来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这是他写作的第一手资料，而他也一直都保存着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可以肯定的是，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希望从基辛格著作中了解的也正是这些。
显然，“论中国（On China）”是个很大的题目，势必不仅要瞩目当下，也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势必不仅要反映表象、罗列现象，也要揭出内在、把握本质。这样的写作追求，仅仅记述外交往来是不够的。因此，基辛格通过回溯从先秦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并与新中国外交史结合，“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序》）。这样，就使这本书既“述”又“论”，而且超越部门的外交而跃升到整体的“中国”。缘此，《纽约时报》评论说：“书中通过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的接触，给出了一幅中国肖像。全书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和局面……甚至还阐述了中国区别于美国的哲学性差异。”
在书中，基辛格谈到了中国不同于美国的独特性，也提及了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区别。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提及中国远古文明以及近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基于此，他对中国历代帝王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和战略谋划上必然会更多运用传统思想、借鉴历史经验，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三国演义》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时也涵盖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围棋的战略包围艺术以及《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比如，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毛式治国方略”源于儒家传统思想，而他面对大国核威胁时所表现出的态度酷似《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战略思想，的确会给其后人的思维打下深深的烙印，当代的决策者必然或多或少要遵从其文化、借鉴其历史。但太过强调这一点，甚至过多地将空城计等与现代决策联系起来，就难免有些夸大其词，甚至有些牵强附会。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或许是不同文化间最难以苟同的方面；要紧的是尽可能地了解对方，求同存异，共谋人类福祉。基辛格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重建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寄希望于中美两国密切合作，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基辛格在《论中国》的最后就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四十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后记》）。他还说，冷战之后，“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序》）。这样的判断和期望并非空穴来风。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又给所谓“G2时代”增添了无限联想……
1971年夏的某天，亨利·基辛格从美帝国主义那里，秘密地（用当时语言应当说是“鬼鬼祟祟地”）经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从那时起，基辛格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后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是声名显赫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曾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为其一生写下极为辉煌的篇章，自然，他长期以来对中国也就格外关注。2011年，基辛格老先生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专著《论中国》；同样，中国人也极为珍视老朋友的友谊和建议，《论中国》中文版很快在2012年面世。
年逾九十的基辛格曾经五十余次访问中国，与四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都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的《论中国》主要讲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全书十八章，在前三章追溯中国古代的辉煌、回顾近代的衰落后，随即生发开来，用十五章的篇幅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新千年到来的峥嵘岁月。书中详尽记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基辛格本人四十年来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这是他写作的第一手资料，而他也一直都保存着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可以肯定的是，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希望从基辛格著作中了解的也正是这些。
显然，“论中国（On China）”是个很大的题目，势必不仅要瞩目当下，也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势必不仅要反映表象、罗列现象，也要揭出内在、把握本质。这样的写作追求，仅仅记述外交往来是不够的。因此，基辛格通过回溯从先秦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并与新中国外交史结合，“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序》）。这样，就使这本书既“述”又“论”，而且超越部门的外交而跃升到整体的“中国”。缘此，《纽约时报》评论说：“书中通过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的接触，给出了一幅中国肖像。全书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和局面……甚至还阐述了中国区别于美国的哲学性差异。”
在书中，基辛格谈到了中国不同于美国的独特性，也提及了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区别。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提及中国远古文明以及近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基于此，他对中国历代帝王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和战略谋划上必然会更多运用传统思想、借鉴历史经验，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三国演义》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时也涵盖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围棋的战略包围艺术以及《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比如，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毛式治国方略”源于儒家传统思想，而他面对大国核威胁时所表现出的态度酷似《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战略思想，的确会给其后人的思维打下深深的烙印，当代的决策者必然或多或少要遵从其文化、借鉴其历史。但太过强调这一点，甚至过多地将空城计等与现代决策联系起来，就难免有些夸大其词，甚至有些牵强附会。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或许是不同文化间最难以苟同的方面；要紧的是尽可能地了解对方，求同存异，共谋人类福祉。基辛格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重建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寄希望于中美两国密切合作，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基辛格在《论中国》的最后就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四十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后记》）。他还说，冷战之后，“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序》）。这样的判断和期望并非空穴来风。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又给所谓“G2时代”增添了无限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