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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方路径重审抗战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即可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绥远抗战文学，具有局部抗战时期抗战文学的诸多独特特征。而抗战时期绥远的蒙古族汉语文学，则在发展变化中呈现出团结御侮的爱国属性。与之相对应，抗战时期满族汉语文学的绥远言说，也以独特的地方视角书写了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爱国主题，以此抵抗日伪的文化宣传。从局部抗战时期到全面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构成了更为丰富的抗战文学图景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关键词：抗战文学;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绥远;地方路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必依存于外在的政治解读，也不必在一种绝对统一乃至单一的内在规定性之下才能呈现自身特征。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已粘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意义的斑驳’尽量剔除”，“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历史情态的细致梳理进行全新的定义。”①换言之，从一种既定结论出发，去解读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并非最合理最有效的研究方式。而从每一个鲜活的文学现象出发，重新去探寻其自身的问题，由具体而整体，才能最终汇聚为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全貌。整体并不必然是统一的，整体同样可以是由诸多差异汇聚而成的。在这种新的思路下，将各个具体的地方，而非整个国家，作为探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视点，就成为可能。由地方路径重新理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进程，相应地成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那么抗战文学的研究，是否也可以从不同的地方路径来重新探寻更为丰富而具体的抗战文学全景？甚至突破既往研究中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四大板块划分，而从具体现象入手，来追寻每一具体的个案如何重新定义整个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逐步激发出来的，而非一朝形成。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国难文学，东北流亡作家群与上海左翼文学群体的汇合，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等也开始书写国难文学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抗战文学才最终形成。在此前的局部抗战阶段，1933年的长城抗战较为人所熟知，与之相关的文艺活动如“左联”对长城抗战的反应等，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而1936年爆发的绥远抗战及相关的绥远抗战文学，则很少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关注。本文以局部抗战视角来探究绥远抗战文学的发生，并与后来全面抗战时期的绥远书写相对照，呈现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独特意义，进而探索抗战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
一
关键词：抗战文学;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绥远;地方路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必依存于外在的政治解读，也不必在一种绝对统一乃至单一的内在规定性之下才能呈现自身特征。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已粘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意义的斑驳’尽量剔除”，“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历史情态的细致梳理进行全新的定义。”①换言之，从一种既定结论出发，去解读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并非最合理最有效的研究方式。而从每一个鲜活的文学现象出发，重新去探寻其自身的问题，由具体而整体，才能最终汇聚为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全貌。整体并不必然是统一的，整体同样可以是由诸多差异汇聚而成的。在这种新的思路下，将各个具体的地方，而非整个国家，作为探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视点，就成为可能。由地方路径重新理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进程，相应地成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那么抗战文学的研究，是否也可以从不同的地方路径来重新探寻更为丰富而具体的抗战文学全景？甚至突破既往研究中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四大板块划分，而从具体现象入手，来追寻每一具体的个案如何重新定义整个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逐步激发出来的，而非一朝形成。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国难文学，东北流亡作家群与上海左翼文学群体的汇合，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等也开始书写国难文学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抗战文学才最终形成。在此前的局部抗战阶段，1933年的长城抗战较为人所熟知，与之相关的文艺活动如“左联”对长城抗战的反应等，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而1936年爆发的绥远抗战及相关的绥远抗战文学，则很少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关注。本文以局部抗战视角来探究绥远抗战文学的发生，并与后来全面抗战时期的绥远书写相对照，呈现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独特意义，进而探索抗战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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