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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笼罩上海科技馆报告厅，璀璨的追光点缀穹顶。2018年1月20日，“墨子沙龙·天文云大会”现场，中科院院士潘建伟身着驼色背心，自愿充当“义务主持人”。还剩最后一个提问机会，一位优雅的女士被抽中，起身提出要问一个量子力学的问题。
“今天不回答量子力学的问题，回答天文的问题，换个问题吧。”潘建伟踩下急刹车，却并未奏效。问题有关量子物理和佛教，台上嘉宾主动解围回答完，他顺势宣布活动结束。
面对这类问题，潘建伟时常报以“科学人的包容”——包容，正是他眼中量子物理的妙处所在。
在他看来，无法证伪的东西，属于个体的思想自由，再往前走“那一步”，就不是科学了；而科学恰恰又最需要自由思想，“它是反权威的，没有边界，爱因斯坦把牛顿推翻掉，量子力学把爱因斯坦推翻掉，一代一代往前走。”他如此珍视思想自由这个概念，以至于在科学报告中拿它来解释信息安全和隐私的重要性，由此引出量子保密通信的价值。
唯独“量子炒作”和“量子骗局”，令他无法忍受，直呼“可怕”。“李鬼”、“李逵”同台，对还处在产业化“前夜”的量子科技事业贻害无穷。2017年7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一纸公告，拆穿上市公司九州量子的“谎言”：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与九州量子铺设的所谓“沪杭干线”毫无瓜葛。没人料到，两个多月后，团队核心成员受到对方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发出公开信“求助”。
数十年科研之路，毁誉都是寻常。“墨子沙龙”散会后，潘建伟差不多走出几步就被拦下，同行的团队成员早已见怪不怪。妈妈们殷勤地招呼孩子一一与潘院士合影，青年人干脆将手机凑上前来求“自拍”，还有家长拿出孩子的《物理讲义》追上他要签名。潘建伟面带笑容，来者不拒。
这有点像他当年为了考东阳中学，常常周末骑车到校门外的池塘转一圈。在那里，流传着东中校友、也是中科大老校长严济慈奋发读书的传说。后来在一众学弟学妹们面前，他曾毫不矫饰地解释，“借此沾点灵气。”
每次在公开活动中与青少年对话，都是那份质朴的笑容。潘建伟有一双年幼子女，过去即使科研很忙，只要晚上有时间，他就会到床前给他们即兴编讲故事；有一天夜里一口气看完《三体》，他梦见自己和儿子开着宇宙飞船，一起撞向侵略的外星人，拯救地球。
他曾应电视台要求，给外星人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是：量子纠缠是怎么回事？信息是永生的吗？剩下一个更为玄妙：爱为什么是必须的？爱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个问题源于科幻名片《云图》。潘建伟“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却给不出方程式般的“物理证明”。
他从上面那个梦里依稀触摸到，人总是先爱家庭，再爱团体，而后家乡、国家，最后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
人物周刊：最近网络知名的工人作家范雨素在采访中说，她给工友讲了一堂“量子力学”的课，从中得到的感悟是，“人死了以后，思想没有消失，变成了粒子，暗物质。只是装思想的容器不存在了，灵魂还存在。所以现在各种神秘现象都能解释清楚了。”你怎么看公众对量子物理的这种理解？
潘建伟：量子力学里面，有很多基本概念，跟我们经典力学、牛顿力学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本来呢理解它就比较困难，又没有很好地普及过，有些时候就会被别人加以各种各样的诠释，就会导致误解。其实当年跟国外同事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能不能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把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毕竟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一个相对论，一个量子力学。这科普吧，得下沉，或者早点给大家讲，在认识没有固定下来之前，对它有一些理解的话就比较好，否则始终在传统的牛顿力学的观念里面，量子力学、相对论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人物周刊：量子力学本身比较玄幻，很多人会将它跟宗教，或者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伪科学”联系在一块。你觉得这三者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潘建伟：科学的东西很清楚，它是可以具体来计算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宗教归宗教，科学归科学。比如说，用量子力学，可以很方便地把氢原子的光谱一条一条线都算出来，之后去测量可以测得非常精确。这个氢原子测出来是这样，另外一个氢原子也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可重复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我这个理论预测什么样的现象发生，那么它会总是发生，不是说今天发生了、明天就不发生了，在上海发生了、在合肥就不发生了，这就是科学。但其他的，就属于哲学层面，还有神学层面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的科学是这样，你看，我这么设计个实验，我做出来会是什么结果，我是可以重复、可以计算、可以在实验上检验的。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一些科学家，可能到了晚年就转向了宗教，或者把科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去做研究。比如大家对朱清时先生就不太理解。
潘建伟：我觉得他是从另外一种层面来试图理解科学。
人物周刊：这种路径对吗？
潘建伟：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回到500年前，知道怎么造手机了，你在广东给我打个电话，忽然手机那边视频也传过来了，那不把人家给吓死了吗，你肯定会被当作巫师给抓起来那个掉了。无线电你摸不着、看不见，无色无味无形，那你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哪怕当年一些神话里的很多东西，像千里眼、顺风耳，“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孙悟空的分身术之类的，最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后来的科学里面，多多少少（有点像）；而我们现在说宇宙大爆炸，说我们宇宙是有寿命的，回到几百年之前，别人都会认为你是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对科学来讲，我只能说，你这么说我没办法证明你是错的，我证明不了，那你自己愿意想就想吧，只要不去威胁别人。作为科学人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包容的，因为我没办法证明你是错的。
人物周刊：但是比如说用量子物理去证明宗教里有一些东西是对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从物理学界、科学界来说。
潘建伟：我只能这么說，我自己只在科学里面搞，但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我只是说，再往前走那一步，我就认为不是科学了，对吧，这个得讲清楚。比如吴承恩说了千里眼、顺风耳，那我今天把手机弄出来了，我不能用这个证明吴承恩当年说的就是对的，或者说他在几百年之前就预言了。我只是说很有想象力。你可以对古人的想象力表示非常欣赏，这个没问题。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在做科普的时候，也会使用类似“心电感应”、“超时空传输”的说法，来帮助大众理解，这个会不会也造成一定的认识误区？
潘建伟：我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科学的范畴里面，如果你看我的上下文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爱因斯坦也把量子纠缠叫作“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的互动”对吧，但是同时我也讲，这个东西并不意味着信息可以超光速传递。所以科学的好处是每讲一句话都有很严格的定义，有很严格的适用范畴。你把某句话给孤立出来，自己很高兴地说，潘建伟讲了这句话，拿出他这句话说是胡说八道的，那你这东西就……
人物周刊：现在就有人这样来针对你。
潘建伟：对。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量子物理更重要或者美妙的地方在哪？
潘建伟：更重要和美妙的东西，我觉得它比较包容。你看吧，我们平时的经典世界里，你在广州就不能在上海，也不能在北京，但在量子世界里面，在特定情况下，跟微观客体相关的描述它状态的波函数，可以同时对应多个地点，地点A加上地点B加上地点C。为什么当年量子力学鼻祖之一玻尔，看到中国的太极图，说这个东西很好？他说这叫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对吧，这个东西就跟量子力学非常像。所以这个世界等你慢慢长大你也知道，没有绝对的错，也没有绝对的对。
人物周刊：你觉得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工程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科学审美上有差别吗？
潘建伟：牛顿力学告诉我们，R平方分之一，万有引力，那你搞数学的话编造出另外一个世界，是R的三次方分之一这么一种引力规则，那你的世界里面就有很多新的东西了，但是那新的东西跟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没什么关系。所以数学家就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创造，只要逻辑是一致的，用那个公理推下去就行了。
我們物理学家一般没有那么敢于大胆想象，想象出来还得看，你定的这个法则跟自然界本身的法则是不是完全一样？比如看星星，到底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你就得造个望远镜出来，然后去看，才能证实你的想法。所以我们有前面的大胆想象之后，还得像工程师一样，把它照着现实去验证，我觉得物理学家可能这几方面的能力都得具有。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说，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特点就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他经常说，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搞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
潘建伟：科学总是这么回旋的嘛，有些时候没有足够的数据，理论就很难建立起来。到现在暗物质、暗能量都还搞不清楚，我觉得也许慢慢地，应该允许理论物理学家进一步去创造了。但是可能光现在这些数据还不够，可能有个礼物包在一块布里，这个地方露出个角来了，那个地方露出个角来了，还不足以推测里面装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做实验。做着做着，等到有足够的数据时，新的理论就能够被聪明人给建立起来。
人物周刊：你本身是从理论物理主动转向实验物理的。但我注意到虽然量子卫星现在的主要作用是通信应用方面，但你更远大的目标似乎还是希望借此为理论提供贡献。包括你们正在设计地月卫星轨道间的实验方案，对量子物理非定域性做终极检验。这是否就是你说的“科学的回旋”？
潘建伟：对对，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你只有技术，没有理论，我说不对。没有伽利略当年的望远镜造出来朝向太空去看，怎么有我们很多学科的诞生呢？没有天文观测的数据，你怎么可能把牛顿力学建设起来呢？没有看到什么电子现象之前，你怎么可能把电动力学建设起来呢？没有什么黑体辐射、原子光学的很多实验，你怎么可能把量子力学建设起来呢？通常都是这样，大家先是摸索一些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总结、深化和理论化，理论又去指导实验，实验做了后，可能发现了新的现象，原来的理论解释不了，然后又有新的理论需要建立了，所以它总是有这么个过程。物理跟数学不一样，你没有实验，理论不可能凭空造出来，所以技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技术和理论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人物周刊：过去有段时间，对国家引进的海外科技人才同时在国外全职工作的做法，批评意见很大。你也身处过舆论旋涡，现在来看，这段争议已经平息了吗？
潘建伟：平不平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愿意来回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你当时是不是真的为国家做了事。我只说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不去讨论别人、批评别人的事情，因为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为了发展量子存储的技术，我去的海德堡大学，之前我在维也纳的小组也没有这方面技术。我和科学院、我们学校说，学校也跟教育部做过相应的沟通，允许我以这样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承诺，到时候要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国内来。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怎么会十几个人到2008年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回来了？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约定，或者说承诺，我们是要回来的，是为了最后一个大的目标去做事情。
当时国内也没有机制说能给我一笔钱，带到国外去开展工作。但在日本就有了，有些日本专家如果到美国去开展工作，日本政府就会给他们经费。当时我只能自己在欧洲申请钱，申请到钱当然在欧洲得有个具体的单位、部门，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我们在德国把实验室建好，最后花钱把仪器都给买回来了，而且是以很便宜的折价买回来了。
人物周刊：现在国内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还有哪些不足？
潘建伟：现在你可以看到，在国内至少有一条，你做得比较好的，都还是得到了国家充分的支持。但确实相对来说……我前阵子碰到一个美国华人学者，是我们领域非常知名的专家，他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fellow（研究员），每年都能得到几百万美元经费的固定支持。到目前为止，这种形式的支持，我还没有得到过，在国内每个项目都是得努力去争取。国家能不能给出一种机制，对确实已做出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也信任的科学家，至少70%的经费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支持，除非他想做点新的事情，再另外去申请。相对来说，国内现在基本上还是竞争性的经费。当然，因为你做得比较好嘛，你去竞争最后国家也还会支持，但是那样就会比较累，花大量时间在申请经费上。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之前也建议过，国家基础研究科研经费投入要集中资源，提高门槛。这是不是也跟你对量子科技事业的布局有关？
潘建伟：从总量上讲，现在国内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已经不少了，好的工作也确实层出不穷，但是相对来说，就要优化资源投入的方向，保证资源能够比较集中，让它去做成重要的事情。
比如现在我们国外有些同事来，在中国转一圈之后说，哎呀，中国好多实验室的设备一点都不比国外差，出活很好的小组在总量上已经不少了，但在相对数量上，比如某个领域有一百个人在做，出好的工作的大概也就只有几个。
从这个角度上讲，是不是可以优化资源投入，对某一些团队给予比较稳定的支持，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像科学卫星，不能说你来搞一颗，我也来搞一颗，假定国家总共投10块钱，三个团队来做各投3块钱，那这个实验就做不成了。对有些大的任务是有目标导向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源要相对集中一点，但同时对基础研究，还是要鼓励大家很好地去做自由探索。
十几年前，在国内要在量子信息方面申请经费很难。我们是搞物理的，然后又去做点信息，别人看来不伦不类的。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跟我当时的硕士导师一起申请十几万的基础研究经费，评完之后我们专门问基金委管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我问过相关的人，他們觉得现在还很不靠谱，还很远。当然到现在看来，有些东西还是比较远，但问题是，有些事本来就要往20年30年去做嘛。
经过国际上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已经有很多团队慢慢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前阵子北京成立了很大规模的一个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全国各地，包括深圳、武汉、上海、南京等等好多地方，越来越多人从前不是做量子信息的，现在都宣称要开始做这个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很高兴，说明大家慢慢地总算认可了。但同时我又特别强调，量子信息的主要目的不就是做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嘛，那么就要求目标导向，对吧，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要讲清楚的。
人物周刊：否则就浪费资源了是吗？
潘建伟：对啊。所以这个事国家会有一个统一的部署，不叫提高门槛吧，但你要说清楚，你到底要来做量子信息里面的什么东西。第一大家都来做是好的，但要有序地协同地做。现在在国家的组织下，慢慢地应该开始凝聚了。反正这些年来，我听说（自然科学）基金委收到的跟量子信息相关的申请很多，当然这是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做就一窝蜂地全部去做一个事情，因为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像高能物理、引力波探测、暗物质探测、凝聚态，各个方向都应该支持，要不然的话我们中国可能只在做量子信息了，那肯定不好了。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一个乱象是在量子科技产业化方面。
潘建伟：对。产业上现在是几个方面吧。
第一方面，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有一些人打着量子的旗号，去搞非法集资或者行骗，比如有人说有量子挂坠、量子鞋垫。有一次，一位MIT的留学生跟我说，他的父亲知道量子的工作，也是特别信，花了好多钱去买。它们肯定是和我们说的真正的量子没有关系的，至少我是想象不出，怎么东西一搞，量子就能让你变得更健康一点，就可以防癌什么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很多人纷纷把自己包装成量子技术方面的公司了，做各种各样不恰当的宣称。比方说有李逵、李鬼，这样在量子信息技术本身还没起来之前，搞不好就恰恰毁掉了这个事业。量子计算离实用肯定还远，这个是可以毫无疑问告诉大家的，哪怕刚开始用也是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的用户；量子精密测量可能会有些用；量子通信，涉及到信息安全，肯定是国家层面来推动的事情，那是国家行为。
你讲信息安全就要经过非常稳定的安全性测试，很严格的国家标准建立，要等这些流程全走完，才能够让大家广泛地去使用这个东西，做这个的过程要非常严谨。
要需求导向，比如真正有部门需要，在这之前你还要对你的系统进行很完备的检测。为什么国家会建立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就是希望反复对它进行测试，反复征求用户的需求，才能让它逐步走下去。
所以我说推向使用的这个路，还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需要比较扎实的、诚实的态度去做。
我想国家也鼓励民营资本介入，但民营资本介入呢，就不能把它变成市场圈钱或者资本炒作，要认认真真去做这个事。国家肯定有相关的标准部门来认定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的，还要看是不是真的有用户。
“今天不回答量子力学的问题，回答天文的问题，换个问题吧。”潘建伟踩下急刹车，却并未奏效。问题有关量子物理和佛教，台上嘉宾主动解围回答完，他顺势宣布活动结束。
面对这类问题，潘建伟时常报以“科学人的包容”——包容，正是他眼中量子物理的妙处所在。
在他看来，无法证伪的东西，属于个体的思想自由，再往前走“那一步”，就不是科学了；而科学恰恰又最需要自由思想，“它是反权威的，没有边界，爱因斯坦把牛顿推翻掉，量子力学把爱因斯坦推翻掉，一代一代往前走。”他如此珍视思想自由这个概念，以至于在科学报告中拿它来解释信息安全和隐私的重要性，由此引出量子保密通信的价值。
唯独“量子炒作”和“量子骗局”，令他无法忍受，直呼“可怕”。“李鬼”、“李逵”同台，对还处在产业化“前夜”的量子科技事业贻害无穷。2017年7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一纸公告，拆穿上市公司九州量子的“谎言”：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与九州量子铺设的所谓“沪杭干线”毫无瓜葛。没人料到，两个多月后，团队核心成员受到对方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发出公开信“求助”。
数十年科研之路，毁誉都是寻常。“墨子沙龙”散会后，潘建伟差不多走出几步就被拦下，同行的团队成员早已见怪不怪。妈妈们殷勤地招呼孩子一一与潘院士合影，青年人干脆将手机凑上前来求“自拍”，还有家长拿出孩子的《物理讲义》追上他要签名。潘建伟面带笑容，来者不拒。
这有点像他当年为了考东阳中学，常常周末骑车到校门外的池塘转一圈。在那里，流传着东中校友、也是中科大老校长严济慈奋发读书的传说。后来在一众学弟学妹们面前，他曾毫不矫饰地解释，“借此沾点灵气。”
每次在公开活动中与青少年对话，都是那份质朴的笑容。潘建伟有一双年幼子女，过去即使科研很忙，只要晚上有时间，他就会到床前给他们即兴编讲故事；有一天夜里一口气看完《三体》，他梦见自己和儿子开着宇宙飞船，一起撞向侵略的外星人，拯救地球。
他曾应电视台要求，给外星人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是：量子纠缠是怎么回事？信息是永生的吗？剩下一个更为玄妙：爱为什么是必须的？爱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个问题源于科幻名片《云图》。潘建伟“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却给不出方程式般的“物理证明”。
他从上面那个梦里依稀触摸到，人总是先爱家庭，再爱团体，而后家乡、国家，最后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
科学的好处是有严格的定义和适用范畴
人物周刊：最近网络知名的工人作家范雨素在采访中说，她给工友讲了一堂“量子力学”的课，从中得到的感悟是，“人死了以后，思想没有消失，变成了粒子，暗物质。只是装思想的容器不存在了，灵魂还存在。所以现在各种神秘现象都能解释清楚了。”你怎么看公众对量子物理的这种理解？
潘建伟：量子力学里面，有很多基本概念，跟我们经典力学、牛顿力学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本来呢理解它就比较困难，又没有很好地普及过，有些时候就会被别人加以各种各样的诠释，就会导致误解。其实当年跟国外同事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能不能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把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毕竟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一个相对论，一个量子力学。这科普吧，得下沉，或者早点给大家讲，在认识没有固定下来之前，对它有一些理解的话就比较好，否则始终在传统的牛顿力学的观念里面，量子力学、相对论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人物周刊：量子力学本身比较玄幻，很多人会将它跟宗教，或者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伪科学”联系在一块。你觉得这三者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潘建伟：科学的东西很清楚，它是可以具体来计算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宗教归宗教，科学归科学。比如说，用量子力学，可以很方便地把氢原子的光谱一条一条线都算出来，之后去测量可以测得非常精确。这个氢原子测出来是这样，另外一个氢原子也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可重复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我这个理论预测什么样的现象发生，那么它会总是发生，不是说今天发生了、明天就不发生了，在上海发生了、在合肥就不发生了，这就是科学。但其他的，就属于哲学层面，还有神学层面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的科学是这样，你看，我这么设计个实验，我做出来会是什么结果，我是可以重复、可以计算、可以在实验上检验的。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一些科学家，可能到了晚年就转向了宗教，或者把科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去做研究。比如大家对朱清时先生就不太理解。
潘建伟：我觉得他是从另外一种层面来试图理解科学。
人物周刊：这种路径对吗？
潘建伟：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回到500年前，知道怎么造手机了，你在广东给我打个电话，忽然手机那边视频也传过来了，那不把人家给吓死了吗，你肯定会被当作巫师给抓起来那个掉了。无线电你摸不着、看不见，无色无味无形，那你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哪怕当年一些神话里的很多东西，像千里眼、顺风耳，“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孙悟空的分身术之类的，最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后来的科学里面，多多少少（有点像）；而我们现在说宇宙大爆炸，说我们宇宙是有寿命的，回到几百年之前，别人都会认为你是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对科学来讲，我只能说，你这么说我没办法证明你是错的，我证明不了，那你自己愿意想就想吧，只要不去威胁别人。作为科学人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包容的，因为我没办法证明你是错的。
人物周刊：但是比如说用量子物理去证明宗教里有一些东西是对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从物理学界、科学界来说。
潘建伟：我只能这么說，我自己只在科学里面搞，但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我只是说，再往前走那一步，我就认为不是科学了，对吧，这个得讲清楚。比如吴承恩说了千里眼、顺风耳，那我今天把手机弄出来了，我不能用这个证明吴承恩当年说的就是对的，或者说他在几百年之前就预言了。我只是说很有想象力。你可以对古人的想象力表示非常欣赏，这个没问题。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在做科普的时候，也会使用类似“心电感应”、“超时空传输”的说法，来帮助大众理解，这个会不会也造成一定的认识误区？
潘建伟：我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科学的范畴里面，如果你看我的上下文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爱因斯坦也把量子纠缠叫作“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的互动”对吧，但是同时我也讲，这个东西并不意味着信息可以超光速传递。所以科学的好处是每讲一句话都有很严格的定义，有很严格的适用范畴。你把某句话给孤立出来，自己很高兴地说，潘建伟讲了这句话，拿出他这句话说是胡说八道的，那你这东西就……
人物周刊：现在就有人这样来针对你。
潘建伟：对。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量子物理更重要或者美妙的地方在哪？
潘建伟：更重要和美妙的东西，我觉得它比较包容。你看吧，我们平时的经典世界里，你在广州就不能在上海，也不能在北京，但在量子世界里面，在特定情况下，跟微观客体相关的描述它状态的波函数，可以同时对应多个地点，地点A加上地点B加上地点C。为什么当年量子力学鼻祖之一玻尔，看到中国的太极图，说这个东西很好？他说这叫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对吧，这个东西就跟量子力学非常像。所以这个世界等你慢慢长大你也知道，没有绝对的错，也没有绝对的对。
技术和理论密不可分
人物周刊：你觉得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工程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科学审美上有差别吗？
潘建伟：牛顿力学告诉我们，R平方分之一，万有引力，那你搞数学的话编造出另外一个世界，是R的三次方分之一这么一种引力规则，那你的世界里面就有很多新的东西了，但是那新的东西跟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没什么关系。所以数学家就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创造，只要逻辑是一致的，用那个公理推下去就行了。
我們物理学家一般没有那么敢于大胆想象，想象出来还得看，你定的这个法则跟自然界本身的法则是不是完全一样？比如看星星，到底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你就得造个望远镜出来，然后去看，才能证实你的想法。所以我们有前面的大胆想象之后，还得像工程师一样，把它照着现实去验证，我觉得物理学家可能这几方面的能力都得具有。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说，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特点就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他经常说，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搞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
潘建伟：科学总是这么回旋的嘛，有些时候没有足够的数据，理论就很难建立起来。到现在暗物质、暗能量都还搞不清楚，我觉得也许慢慢地，应该允许理论物理学家进一步去创造了。但是可能光现在这些数据还不够，可能有个礼物包在一块布里，这个地方露出个角来了，那个地方露出个角来了，还不足以推测里面装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做实验。做着做着，等到有足够的数据时，新的理论就能够被聪明人给建立起来。
人物周刊：你本身是从理论物理主动转向实验物理的。但我注意到虽然量子卫星现在的主要作用是通信应用方面，但你更远大的目标似乎还是希望借此为理论提供贡献。包括你们正在设计地月卫星轨道间的实验方案，对量子物理非定域性做终极检验。这是否就是你说的“科学的回旋”？
潘建伟：对对，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你只有技术，没有理论，我说不对。没有伽利略当年的望远镜造出来朝向太空去看，怎么有我们很多学科的诞生呢？没有天文观测的数据，你怎么可能把牛顿力学建设起来呢？没有看到什么电子现象之前，你怎么可能把电动力学建设起来呢？没有什么黑体辐射、原子光学的很多实验，你怎么可能把量子力学建设起来呢？通常都是这样，大家先是摸索一些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总结、深化和理论化，理论又去指导实验，实验做了后，可能发现了新的现象，原来的理论解释不了，然后又有新的理论需要建立了，所以它总是有这么个过程。物理跟数学不一样，你没有实验，理论不可能凭空造出来，所以技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技术和理论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量子信息不能一窝蜂去做
人物周刊：过去有段时间，对国家引进的海外科技人才同时在国外全职工作的做法，批评意见很大。你也身处过舆论旋涡，现在来看，这段争议已经平息了吗？
潘建伟：平不平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愿意来回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你当时是不是真的为国家做了事。我只说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不去讨论别人、批评别人的事情，因为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为了发展量子存储的技术，我去的海德堡大学，之前我在维也纳的小组也没有这方面技术。我和科学院、我们学校说，学校也跟教育部做过相应的沟通，允许我以这样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承诺，到时候要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国内来。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怎么会十几个人到2008年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回来了？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约定，或者说承诺，我们是要回来的，是为了最后一个大的目标去做事情。
当时国内也没有机制说能给我一笔钱，带到国外去开展工作。但在日本就有了，有些日本专家如果到美国去开展工作，日本政府就会给他们经费。当时我只能自己在欧洲申请钱，申请到钱当然在欧洲得有个具体的单位、部门，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我们在德国把实验室建好，最后花钱把仪器都给买回来了，而且是以很便宜的折价买回来了。
人物周刊：现在国内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还有哪些不足？
潘建伟：现在你可以看到，在国内至少有一条，你做得比较好的，都还是得到了国家充分的支持。但确实相对来说……我前阵子碰到一个美国华人学者，是我们领域非常知名的专家，他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fellow（研究员），每年都能得到几百万美元经费的固定支持。到目前为止，这种形式的支持，我还没有得到过，在国内每个项目都是得努力去争取。国家能不能给出一种机制，对确实已做出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也信任的科学家，至少70%的经费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支持，除非他想做点新的事情，再另外去申请。相对来说，国内现在基本上还是竞争性的经费。当然，因为你做得比较好嘛，你去竞争最后国家也还会支持，但是那样就会比较累，花大量时间在申请经费上。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之前也建议过，国家基础研究科研经费投入要集中资源，提高门槛。这是不是也跟你对量子科技事业的布局有关？
潘建伟：从总量上讲，现在国内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已经不少了，好的工作也确实层出不穷，但是相对来说，就要优化资源投入的方向，保证资源能够比较集中，让它去做成重要的事情。
比如现在我们国外有些同事来，在中国转一圈之后说，哎呀，中国好多实验室的设备一点都不比国外差，出活很好的小组在总量上已经不少了，但在相对数量上，比如某个领域有一百个人在做，出好的工作的大概也就只有几个。
从这个角度上讲，是不是可以优化资源投入，对某一些团队给予比较稳定的支持，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像科学卫星，不能说你来搞一颗，我也来搞一颗，假定国家总共投10块钱，三个团队来做各投3块钱，那这个实验就做不成了。对有些大的任务是有目标导向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源要相对集中一点，但同时对基础研究，还是要鼓励大家很好地去做自由探索。
十几年前，在国内要在量子信息方面申请经费很难。我们是搞物理的，然后又去做点信息，别人看来不伦不类的。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跟我当时的硕士导师一起申请十几万的基础研究经费，评完之后我们专门问基金委管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我问过相关的人，他們觉得现在还很不靠谱，还很远。当然到现在看来，有些东西还是比较远，但问题是，有些事本来就要往20年30年去做嘛。
经过国际上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已经有很多团队慢慢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前阵子北京成立了很大规模的一个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全国各地，包括深圳、武汉、上海、南京等等好多地方，越来越多人从前不是做量子信息的，现在都宣称要开始做这个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很高兴，说明大家慢慢地总算认可了。但同时我又特别强调，量子信息的主要目的不就是做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嘛，那么就要求目标导向，对吧，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要讲清楚的。
人物周刊：否则就浪费资源了是吗？
潘建伟：对啊。所以这个事国家会有一个统一的部署，不叫提高门槛吧，但你要说清楚，你到底要来做量子信息里面的什么东西。第一大家都来做是好的，但要有序地协同地做。现在在国家的组织下，慢慢地应该开始凝聚了。反正这些年来，我听说（自然科学）基金委收到的跟量子信息相关的申请很多，当然这是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做就一窝蜂地全部去做一个事情，因为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像高能物理、引力波探测、暗物质探测、凝聚态，各个方向都应该支持，要不然的话我们中国可能只在做量子信息了，那肯定不好了。
警惕量子“资本炒作”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一个乱象是在量子科技产业化方面。
潘建伟：对。产业上现在是几个方面吧。
第一方面，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有一些人打着量子的旗号，去搞非法集资或者行骗，比如有人说有量子挂坠、量子鞋垫。有一次，一位MIT的留学生跟我说，他的父亲知道量子的工作，也是特别信，花了好多钱去买。它们肯定是和我们说的真正的量子没有关系的，至少我是想象不出，怎么东西一搞，量子就能让你变得更健康一点，就可以防癌什么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很多人纷纷把自己包装成量子技术方面的公司了，做各种各样不恰当的宣称。比方说有李逵、李鬼，这样在量子信息技术本身还没起来之前，搞不好就恰恰毁掉了这个事业。量子计算离实用肯定还远，这个是可以毫无疑问告诉大家的，哪怕刚开始用也是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的用户；量子精密测量可能会有些用；量子通信，涉及到信息安全，肯定是国家层面来推动的事情，那是国家行为。
你讲信息安全就要经过非常稳定的安全性测试，很严格的国家标准建立，要等这些流程全走完，才能够让大家广泛地去使用这个东西，做这个的过程要非常严谨。
要需求导向，比如真正有部门需要，在这之前你还要对你的系统进行很完备的检测。为什么国家会建立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就是希望反复对它进行测试，反复征求用户的需求，才能让它逐步走下去。
所以我说推向使用的这个路，还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需要比较扎实的、诚实的态度去做。
我想国家也鼓励民营资本介入，但民营资本介入呢，就不能把它变成市场圈钱或者资本炒作，要认认真真去做这个事。国家肯定有相关的标准部门来认定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的，还要看是不是真的有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