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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声音较为强烈，但也有观点认为，该法面临的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每部法律的出台都会经过阵痛期，将法律落实到位，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已是楼继伟第三次公开评论《劳动合同法》了。
2015年4月，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发表演讲，痛陈《劳动合同法》的弊端，“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员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
今年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楼继伟继续开炮，他表示，最近十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影响企业竞争力。其次，现行劳动合同法适合标准用工制度，不大适应于国内大量的外向型的代工企业，这就使得法律对这些企业用工制度造成扭曲，影响生产。这表现在企业遵从成本高，必须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但如果这些企业没有订单，问题矛盾随之而来。
而这些明显从企业角度出发的论据，却得到了一个站在劳动者立场的结论：“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减少了就业机会。”也因此，他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还有一些企业家代表和委员，广东进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坤洪、河北春风集团董事长曹宝华、广州宏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等都提出，现行《劳动合同法》过于偏重保护劳动者，而对企业利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发展明显不利。
工资真的“涨”了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主任姜颖曾参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起草和论证。她表示，近年各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但是很多地方有50%以上的职工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同时，由于统计口径问题，农民工并未完全统计在内，导致很多人工资“被”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劳动者工资有提高，但相较于快速上升的物价、房价等，其真正增长的幅度也是大打折扣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和财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长，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据相关资料显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与劳动报酬增长的比例有所收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保护劳动者基本生活，还是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角度看，劳动者工资增长都有其内在合理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长时间内，我国工资增速是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的弥补。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应研究如何增加用工灵活性，让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抱团取暖、共渡难关。这与劳动合同法并不违背。
“无固定期限”并未有效实施
《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合同的规定有3种，分别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无固定期限正是指可长、可短较为灵活的期限，可以满足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
对于“僵化”之说，姜颖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认真学习《劳动合同法》，人们不难看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与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条件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双方都可解除，并不存在不能解除甚至终身雇佣的情况。”
而且，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目的是减少劳动关系短期化，引导建立稳定劳动关系。这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发展，特别是在招工难的背景下，对于企业凝聚和稳定职工队伍有积极的意义。
她还进一步表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无固定期限的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企业用工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14年，只有38%的农民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无固定期限合同只占13.7%。同时，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人数一度达到几千万之巨。在劳务派遣用工得到规范后，外包用工又呈蔓延之势。
因此，《劳动合同法》和无固定期限合同使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税高+费高=>企业用工成本高
劳动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对等，《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初衷，就是要在资本强势的劳动关系天平上偏重保护劳动者，而“企业除自身具有对劳动关系的控制、管理权之外，其权益主要是由《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和政府部门保护”。
姜颖举例称，像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时，人社部曾出台关于暂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暂缓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规定，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今，企业的压力和负担更多的是来自于税负。数据显示，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对于让企业感到负担较重的社会保险费，它是由《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只是通过强化书面劳动合同，明确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使过去那些通过不签合同而不缴社保费的企业难以逃避。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认为，从责任角度来看，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基本没有问题，而目前企业用工成本较高的主要是税高、费高。
朱建民也提到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问题，在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都是由企业和员工负担。他认为应该尽快降低社保缴费率，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负担。朱建民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加大。”
《劳动合同法》需要修改吗？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表示，《劳动合同法》面临的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当前部分人群对此法的种种非议，都是“没有全面理解，或者是理解片面、理解不正确造成的”。
全国人大代表高明芹，也是一位律师。在她看来，虽然有代表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议案，但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部法律经过多次审议，又向社会各界充分征求意见，经广泛论证才通过，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不可能刚实施不久就修改。
高明芹认为，每部法律的出台都会经过阵痛期，短期内新法对企业影响较大，但长期看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她建议国务院或劳动部门尽快出台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使法律规定更明确，这样才利于法律的执行。
姜颖最后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合同法》不应成为“替罪羊”，修改它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劳动关系稳定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在共享理念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不能削弱，更应切实保障，《劳动合同法》不仅不能废止，更应落实到位。对于《劳动合同法》本身以及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姜颖建议启动《劳动法》的修订，以发挥劳动基本法的作用。
“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已是楼继伟第三次公开评论《劳动合同法》了。
2015年4月，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发表演讲，痛陈《劳动合同法》的弊端，“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员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
今年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楼继伟继续开炮，他表示，最近十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影响企业竞争力。其次，现行劳动合同法适合标准用工制度，不大适应于国内大量的外向型的代工企业，这就使得法律对这些企业用工制度造成扭曲，影响生产。这表现在企业遵从成本高，必须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但如果这些企业没有订单，问题矛盾随之而来。
而这些明显从企业角度出发的论据，却得到了一个站在劳动者立场的结论：“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减少了就业机会。”也因此，他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还有一些企业家代表和委员，广东进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坤洪、河北春风集团董事长曹宝华、广州宏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等都提出，现行《劳动合同法》过于偏重保护劳动者，而对企业利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发展明显不利。
工资真的“涨”了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主任姜颖曾参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起草和论证。她表示，近年各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但是很多地方有50%以上的职工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同时，由于统计口径问题，农民工并未完全统计在内，导致很多人工资“被”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劳动者工资有提高，但相较于快速上升的物价、房价等，其真正增长的幅度也是大打折扣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和财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长，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据相关资料显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与劳动报酬增长的比例有所收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保护劳动者基本生活，还是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角度看，劳动者工资增长都有其内在合理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长时间内，我国工资增速是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的弥补。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应研究如何增加用工灵活性，让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抱团取暖、共渡难关。这与劳动合同法并不违背。
“无固定期限”并未有效实施
《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合同的规定有3种，分别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无固定期限正是指可长、可短较为灵活的期限，可以满足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
对于“僵化”之说，姜颖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认真学习《劳动合同法》，人们不难看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与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条件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双方都可解除，并不存在不能解除甚至终身雇佣的情况。”
而且，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目的是减少劳动关系短期化，引导建立稳定劳动关系。这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发展，特别是在招工难的背景下，对于企业凝聚和稳定职工队伍有积极的意义。
她还进一步表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无固定期限的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企业用工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14年，只有38%的农民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无固定期限合同只占13.7%。同时，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人数一度达到几千万之巨。在劳务派遣用工得到规范后，外包用工又呈蔓延之势。
因此，《劳动合同法》和无固定期限合同使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税高+费高=>企业用工成本高
劳动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对等，《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初衷，就是要在资本强势的劳动关系天平上偏重保护劳动者，而“企业除自身具有对劳动关系的控制、管理权之外，其权益主要是由《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和政府部门保护”。
姜颖举例称，像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时，人社部曾出台关于暂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暂缓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规定，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今，企业的压力和负担更多的是来自于税负。数据显示，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对于让企业感到负担较重的社会保险费，它是由《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只是通过强化书面劳动合同，明确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使过去那些通过不签合同而不缴社保费的企业难以逃避。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认为，从责任角度来看，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基本没有问题，而目前企业用工成本较高的主要是税高、费高。
朱建民也提到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问题，在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都是由企业和员工负担。他认为应该尽快降低社保缴费率，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负担。朱建民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加大。”
《劳动合同法》需要修改吗？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表示，《劳动合同法》面临的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当前部分人群对此法的种种非议，都是“没有全面理解，或者是理解片面、理解不正确造成的”。
全国人大代表高明芹，也是一位律师。在她看来，虽然有代表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议案，但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部法律经过多次审议，又向社会各界充分征求意见，经广泛论证才通过，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不可能刚实施不久就修改。
高明芹认为，每部法律的出台都会经过阵痛期，短期内新法对企业影响较大，但长期看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她建议国务院或劳动部门尽快出台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使法律规定更明确，这样才利于法律的执行。
姜颖最后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合同法》不应成为“替罪羊”，修改它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劳动关系稳定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在共享理念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不能削弱，更应切实保障，《劳动合同法》不仅不能废止，更应落实到位。对于《劳动合同法》本身以及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姜颖建议启动《劳动法》的修订，以发挥劳动基本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