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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当然出发点”的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物质生产”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如何认识“生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无论是从精神的角度还是从物质的角度理解，生产都是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对象，如果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所提到的认识路径，就要遵循从表象具体到概念抽象，然后再由抽象概念到思维的具体再现。通过从一个具体联系到另一个具体，不断地辩证前进，最终连成一片互相确证形成有关整体的具体，这个过程所要求的认知内容的量是很庞大的；还要涉及到对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层次问题，即对于对象的认识到底是停留于知性的范围，还是已经进入到理性思辨的领域。关于知性范围内的知识，黑格尔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法官判定一起盗窃案件，“不可为这样那样的考虑而迟疑，不可左顾右盼而有所宽宥”，且不需要知道关于案情的太多细节，只需要按照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一一对应，然后作出一个出罪、入罪以及罪轻、罪重的判决，这样才能公正公平。而理性思辨的知识则不止于此，那是有关存在的知识，即有关“是其所是”的知识，并且这种有关“是”的知识要具体到能够回答存在本身的诸多细节差异和状态的原因，当然，从现在人类的认知水平看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有当我们对于对象、整体或者说大全认识从一种外在偶然的表象联系经过人们的探索活动达到一种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时，才算是认识把握了存在本身。不过这里又有一个预设了，即存在或者说生产的原则是规律性的，但如果最终存在的原则被确定是规律性的，那这本身又恰恰是一个极大的偶然。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如何认识“生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无论是从精神的角度还是从物质的角度理解，生产都是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对象，如果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所提到的认识路径，就要遵循从表象具体到概念抽象，然后再由抽象概念到思维的具体再现。通过从一个具体联系到另一个具体，不断地辩证前进，最终连成一片互相确证形成有关整体的具体，这个过程所要求的认知内容的量是很庞大的；还要涉及到对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层次问题，即对于对象的认识到底是停留于知性的范围，还是已经进入到理性思辨的领域。关于知性范围内的知识，黑格尔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法官判定一起盗窃案件，“不可为这样那样的考虑而迟疑，不可左顾右盼而有所宽宥”，且不需要知道关于案情的太多细节，只需要按照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一一对应，然后作出一个出罪、入罪以及罪轻、罪重的判决，这样才能公正公平。而理性思辨的知识则不止于此，那是有关存在的知识，即有关“是其所是”的知识，并且这种有关“是”的知识要具体到能够回答存在本身的诸多细节差异和状态的原因，当然，从现在人类的认知水平看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有当我们对于对象、整体或者说大全认识从一种外在偶然的表象联系经过人们的探索活动达到一种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时，才算是认识把握了存在本身。不过这里又有一个预设了，即存在或者说生产的原则是规律性的，但如果最终存在的原则被确定是规律性的，那这本身又恰恰是一个极大的偶然。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