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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服装店主高嵩、浙江嘉善的私营企业女老板豆芽和广州的媒体记者郭华分别生活在中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高嵩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买了一套房，再把户口从农村老家迁移到燕郊。但他并不生活在这里。他说，“房子、户口都止步在潮白河这一岸的燕郊，而工作、生活、梦想甚至爱情，都在河对岸的北京游荡。”
豆芽则是个“钟摆族”——平时住在嘉善的公司，周末住上海。豆芽说，嘉善很早前就有一个独特的“13579”现象：10%的嘉善人在上海工作、生活；30%以上工业品是为上海企业配套或通过上海进入其他地区；50%的农产品销往上海；70%的游客来自上海；90%的外资和县外内资受上海影响进入嘉善，“这么一算，和我一样的‘钟摆族’其实特别多。”
郭华在广州上班，妻子在佛山上班，两人在广佛交界的地铁站旁买了房子。对郭华来说，这个小家就是“广佛同城”的一个缩影。身为记者的郭华发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在广州上班的白领选择在佛山南海居住。从南海到广州，必经金沙洲，金沙洲横跨广佛，但行政上归属于广州。长期以来，广州对金沙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热心，“总有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觉”。
在高嵩看来，京津冀的发展就是赶不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就拿地铁来说，北京所有的地铁线，都是到了与河北的边界，就戛然而止了。”
很多研究者也持类似观念，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一直令京津冀地区略显尴尬。
不过，在长期专注城市群问题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士林教授看来，在这三个大城市群中，目前尚没有一个可以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他两个，各城市群在综合指标上各有优势和不足，“目前都比较重视产业、交通和行政，或是急功近利，需要什么模式就出台什么政策，难以在三者中形成合力，效率很低、政策衔接性差。”
行政还是市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撰文指出，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最大的区别是：政治的考量要大于经济的判断，区域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
这种观点在目前占据主流。盘古智库创始人、新型城镇化专家易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京津冀一体化多年推不动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力量不充分，“很多人说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办公室级别不够高，我觉得这还是行政主导的思维，级别越高可能问题越大。”
很多人把地铁视为京津冀行政壁垒的一个典型现象。多年来，关于北京地铁延伸至河北的消息起起伏伏，“我们对这种消息都已经麻木了”，高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燕郊盼望地铁通北京至少已经十年了，但总感觉是河北“剃头挑子一头热”。
北京方面则始终未置可否。有媒体报道，今年5月22日北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上，北京官方首次确认地铁将至河北，但具体城市未披露。但随后北京市规划委出面澄清，“未发布过任何跨省地铁线路规划的信息”。
在易鹏看来，这件事如果由政府来谈，困难重重，“应该由各地成立政府控股的投融资有限公司，通过市场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曾表示，京津冀关系与珠三角、长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三地四方”的关系。“第四方是指能量无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一身二任，既是一个独立的直辖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观上造成了北京是这一区域的超级存在或超级主体。”
不过，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更倾向从市场因素看待京津冀的症结，“真正的合作都是市场、企业的合作，是要素的流动，政府只能影响合作，不能完全主导，京津冀未来也是如此。”
但他坦言，京津冀范围内，行政壁垒比较严重，这方面是最不令人满意的。
“行政切割最明显之处，就是基础设施没有互联互通，影响了要素的流动。北京基础设施很发达，路网密度和质量都很好，但是一到河北，路少，不畅通，尤其是很多断头路”，肖金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最大的区别，在于北京与河北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巨大落差，“北京与河北存在一个悬崖，不是缓坡。”
在他看来，这种落差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对接，更影响了要素的流动。相比之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市场因素更为充分和活跃，是不争的事实。
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与外界接触的地区。作为全国最早受益于外向经济模式发展的地区，1990年珠三角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曾经一度达到了128.55%，而当时的长三角和京津冀其外贸依存度仅为22.11%和18.56%。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比较低。
一体化是政府还是市场在推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不太赞同用一种“政府—市场”二分法。他认为，在中国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有些阶段和层面是政府主导，而有些阶段和层面则是市场主导，有些问题表面上是政府主导而实际上是市场主导，有些问题则相反，甚至还有先是政府主导后来被市场替代，也有先是市场发动但陷入困境后又不得不让政府来接管”。
辐射还是虹吸？
对比三地，不少学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京津冀一带存在着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贫困带”，但是在长三角，江浙两省和上海接壤的区县，江浙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上海郊县，而苏州市所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甚至要超过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