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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里巴巴出现了一系列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决策和改变。蚂蚁金服上市暂缓，阿里遭遇到史无前例的182.28亿元的重罚，以及投入200亿固执布局社区团购等行为，再加上阿里高管蒋凡事件的影响，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里女员工舆情事件，使得马云和阿里巴巴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个创新文化、商业生态一度引领中国商界的标杆企业，缘何逐渐走向平庸，渐渐跟不上时代，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不少媒体认为，阿里文化正在慢慢变质。虽然马云已经公开“退休”，但是阿里巴巴处处有马云的烙印。所以，企业生病了，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企业家的问题。从当初媒体和粉丝追捧，到现在跌落神坛，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问诊
从网上的公开信息分析，一切似乎有迹可循。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马云说“如果你想挣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没有，今天也没有。钱越多，责任越大”。
2019年4月，马云在一次演说中再次说到本身对钱没有兴趣，“我从来没有碰过钱”（1999年之后）。同年4月的另一次演讲中他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称“996是福气”立即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争议。
类似的有争议的话语导致口碑一次次反转。
当然，给马云最致命一击的应当是2020年10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會上的演讲。马云以“外行非专业人士”的身份，剑指当代世界金融体制的基石之一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系统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是缺乏系统的风险。”
马云说得兴起，瞄准时下的金融监管火力全开。“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监和管不一样，政策和文件也不一样，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是机制建设，激励发展。今天需要‘政策专家’，而不是‘文件专家’……”“全球很多监管部门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风险，整个经济不发展的风险。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仅仅是监管技能的比赛。”“我们现在管的能力很强，监的能力不够，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这一番演讲可谓是石破天惊，太偏执或者说太狂妄，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笔者只能说是“病得不轻”。
把脉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克里斯？阿基里斯曾经写道：“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天分极高的人几乎总能做成他们要做的事，所以他们极少有失败的经验，而正因为他们极少失败，所以他们从来不曾学过如何在失败中汲取教训。”
吴晓波在《大败局Ⅱ》中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的业界领袖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所以，它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因为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
但是众多企业家的迷失，难道仅仅是因为忽视了最基本的原则么吗？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企业家精神危机？马云曾经说过中国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历史不会因为今天而改变。会有仅存侥幸的人，毕竟不多。”一向乐观的马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悲观的想法？
带着诸多的疑问，笔者试图从企业、企业家的双重性和两面性等诸多的矛盾中找到答案，或者试图从中寻找到一种平衡。
企业家的滑铁卢：“梦想”与“野心”的分水岭在哪里？
对企业家来说，你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拿破仑说过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被引用了无数遍，它似乎永远是适用的。这是一个不讲究出身与背景的竞技场，机会永远属于那些勇于追求的人。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在吴晓波的《大败局Ⅱ》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企业家职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性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在商业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如果戴国芳不去长江边建他的大钢厂，如果宋如华专心经营一个软件园，如果顾雏军买进科龙后不再从事其他收购活动，如果唐万新就只专注于他的“三驾马车”，那么，也许所有的败局都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假设又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崛起于一个狂热的商业世纪，那个时代给予了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太多的诱惑与想象空间，它让每个人都梦想自己在一夜之间能成为一个超越平凡的人。所以，最好的与最坏的结局往往一体两面。
2014年底，蚂蚁金融成立之初的一次峰会论坛中，马云说过这么一句大话：“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当时很多行业大咖都在嘲笑马云，银行机构更是没放在眼里。但时间证明，马云当初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平台曾经出尽了风头，将传统银行狠狠地甩在了后面。尤其是支付宝的各种应用场景，很多银行要去求着支付宝合作，以从流量金融中分一杯羹。 2020年10月，马云说：“今天要不要来讲，坦白说我也很纠结。但是我想我们这批人，有一个东西是责无旁贷的，就是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的发展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只有一两次，现在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是马云在外滩峰会上的开场白，结合前文提到的对金融监管的点评，笔者无从得知这是梦想，还是野心，毕竟梦想与野心没有明确的分水岭。他是为理想而献身的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屠龙的勇士变成的恶龙？时间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
互联网企业家的“两面性”：离“华尔街”近了，离“硅谷”却远了
与美国的谷歌、亚马逊、雅虎几乎同步，中国于20世纪末诞生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人物，并且以20年左右的时间创造出了世界级的奇迹。他们是英雄，也是枭雄。
华为管理顾问田涛这样评价互联网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商业革命者。无论从理念层面、体制层面还是商业模式层面，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与文化形态都有着巨大的颠覆性，乃至于巨大的破坏性。很长一段时期，他们简直是在真空地带前进，自信满满且雄心勃勃，为争取机会而猛烈碰撞，“你不改革我就革命”——用互联网荡涤一切所谓传统制造业、传统金融业、传统生意、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崇尚互联网万能主义。
互联网企业家们的优点也正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是过往20多年的一个大幻觉的鼓吹者，也是狂热的践行者。他们自信能在过去不存在规则的地方创造规则，或者推倒旧规则重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公式，包括发明新词汇，诸如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不知道自己走得太远了，让时代失去平衡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他们的雄心或野心是被硅谷和华尔街撑大的，但在技术创新与市值导向的天平上，有太多的企业向后者大幅傾斜，甚至一切奔着上市去，奔着独角兽去，奔着市值去——离“华尔街”近了，离“硅谷”却远了。
互联网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数据、数据，数据为王，还有一个特征是“互联网达尔文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信奉的是文明的弱肉强食法则，在一切能侵入的行业、领域跑马圈地，并类同于阿米巴虫的繁殖，一变二、二变四……进而实现大者恒大、强者恒强的所谓的“生态圈”。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交际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厥功至伟。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创新。我们的创新大多是跟随式的，大多是“柜台式创新”，大多是在交易环节、流通环节、营销环节的创新。而谷歌、亚马逊、脸书则不同，在基础研究、原创技术方面它们远远走在了世界领先的道路上。
所以，俞敏洪曾经公开评论“拼多多、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利用人们的低级趣味赚钱。”所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他们“眼中没有星辰大海”。
中西方企业管理文化的“双重性”：得有自己的根与魂
当前，在世界管理学界掌握话语权的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中国的工商管理学院用的就是西方的教材，讲的也是西方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西方的文化情境。而中国的企业根植于中国文化情境之中，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企业中所能发挥的效用必然大打折扣。
对此，马云曾经有过清醒的认识，他在2012年接受《时尚先生》记者李翔的采访中指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从基督教的思想过来的。包括日本的精益管理，也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在里面的。中国公司的管理，要不就是从西方学一些管理思想过来，要不就是从日本学习一些流程管理的方法，没有一个文化根基。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化根基，中国的管理才能够进入到世界的管理财富中。我从太极拳里悟出了儒释道文化，很有味道的东西。我把它融入到企业管理，这样我是很有根源的。否则你今天去剽窃了一下GE的六西格玛，明天去学习了—下日本的精益管理，后天再去学习下欧洲的资本运作，但人家的东西是有根基在里面的。你没有根基是不行的。”
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吴春波曾经说过，“华为从1988年到1997年一直是很烂的公司。我在1995年进入华为，那个时候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就像一个土匪头带着一帮穷人抢粮食”。
1997年以后，任正非改造华为，把华为这帮人改造成正规军。他引进了什么呢？财务是毕马威的，客户管理是埃森哲的，述职制度是微软的，精密生产是丰田的……华为以削足适履的方式从14家国际著名公司学习西方一切反映现代企业发展的管理知识和技能，所以，华为的国际化没出问题，为什么没出问题？因为华为的管理是与国际接轨的。
华为唯一没学的，就是企业文化。因为任正非认为，“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正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企业家才需要学会将传统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的制度建设，将传统的“道商”文化、“儒商”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相融合。
处方
十年前的阿里，也病了一次。
阿里巴巴在2011年到2012年遭遇空前考验。先是“金牌供应商”欺诈门事件，后是支付宝剥离独立事件引发公关危机，然后是淘宝商城变成“淘宝伤城”，再然后是聚划算腐败案。
回顾十年前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马云的反思，“我觉得太极拳带给我最大的是哲学上的思考。阴和阳，物极必反，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该聚。这些跟企业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从道家里学到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去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培养生态系统，无为的生态系统。让它慢慢、慢慢生长。”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特别是《周易》与道家思想已经对马云的管理理念产生巨大影响。
现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不可否认，企业家如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也会有缺点和错误，也有违纪违法现象，甚至也会有人犯罪。但是，这丝毫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不断认知、不断调整、不断提高的过程，企业家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进步的，难免会有人磕磕绊绊，甚至掉队落伍。有的企业家过去犯下错误，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应当全面地、历史地分析对待，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教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刘鹤副总理也曾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就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习总书记在2020年企业家座谈会上，多次强调企业家精神，并提出五点希望，其中第三条是诚信守法，第四条是承担社会责任。而这恰恰是一些企业家当前急需弥补的一堂课，需要立即服下的一剂汤药。
汤药
汤药是中医特有的治病救人的方法，中国的一些企业病也需要与中医中药同源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根治。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如何做富人的问题上，根据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视财富若浮云，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努力做一个“富而好德”的企业家;在微软企业文化中，力求注入以人为本、“无为而治”、平等自由的道学精神。
美国GE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也极力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人请教杰克？韦尔奇：“什么是优秀的管理理念？”他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和“无为而治”的思想，针对西方的烦琐的“制度化管理”回答说：“简单的管理。”这个有趣的“简单的管理”回答，揭示了现代管理的真谛。
美国管理学大师艾博契特，在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中，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善用人者为之下”的不争之德，并评论说：“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
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曾经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老的思想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松下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松下公司花园里，塑了一尊老子的铜像，下面石座上刻着中文：“道可道，非常道。”他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充分肯定。把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思想，自觉地运用于企业管理，从而完成由硬性管理向软性管理的转化，使许多企业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华为培训中心区的门口，立有一块巨石，上面写着8个大字“小胜靠智，大胜在德”。无独有偶，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也提出了“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企业理念，牛根生解释说：“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香港富商李嘉诚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认为做人是本、赚钱是末。
企业经营取得利潤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只有经得起道德检验的利润，才能真正赢得社会的敬重，带来人格上的光辉。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就要强化诚信意识，自觉依法合规经营。因此，加强企业家的道德修养，把品德视为商道的根基，才能为基业长青注入不竭动力。“德商”是个人和企业行动的方向盘。“德商”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全球定位系统”，它是人生的“道德定位系统”。“德商”能够发挥“道德定位系统”的功能，帮助人们确定企业行为的目标和方向，使人们能在茫茫商海中更好地驾驭资源、情商、智商、胆商和技术去获取企业的成功。
企业家社会责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陶朱、子贡、白圭到徽商、晋商等，无不具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努力践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怀着“言商仍向儒”的崇高道德理想并获得实业成功的张謇，坚持“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救国主张，先后创立各类学校达数百所，而这些活动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经营利润分配对社会的回馈。
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商”“儒商”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的研究越来越多，运用中华商道而成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从实践分析，一般认为，中国商业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仁为本”“以义制利”“以礼行义”“智者乐水”“诚实守信”五个方面，而这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也有诸多的契合。
十年前，阿里巴巴还不够大，马云能够运用“道商”的智慧治愈了当初的小病。笔者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也一定能够运用中国的商道治愈现在的大企业病，为更多的企业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经营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为世界管理理念的发展贡献出中华智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