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利用外资是各国进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人们的通常概念里,广东省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事情。但是,根据史料显示,1950年代广东已经对利用外资加以重视,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宝贵的实践和探索。在当时来说,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工作虽然只是处于探索和初步开展阶段,而且很多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但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在当时来说,需要开阔的眼光和视野,需要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我们通过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了我党利用外资的工作是走了曲折的弯路后才走上正道的。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党今天制定利用外资政策具有有益的借鉴作用。
利用外资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国外、境外的资金和进行对外贸易。
(一)广东利用外资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急待恢复和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而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资金有限,物资匮乏。无论从经济建设来说还是从新政权的巩固来说,都需要利用外资。
但是,当时除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我国友好往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经济上竭力封锁、禁运,制裁我国。所以我国选择了一条最便利的捷径——利用港澳、海外华侨资金。
1950年代广东党组织根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等特点,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政策,制定利用港澳资金和物资,吸引华侨资本、侨汇的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制订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规程:1949年12月,掌管广东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华南区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侨汇优待暂行办法》、《华南区国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华南区进出口贸易厂商登记暂行办法》、《华南区海关暂行进出口税税则》、《华南区进出口货物稽征暂行办法》等条例,使利用外资有章可循。
2、建立领导和管理机构。广东一解放,就逐步在全省设立各级国营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用以领导和管理外贸工作。1949年,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成立,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亲自兼任处长。1950年,华南区在财政委员会属下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广东、广西的对外贸易管理工作,1951年2月5日,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管理华南地区各口岸外贸业务工作。并在汕头、江门、石岐、梧州、湛江、南宁、海口等口岸设置分局,在惠阳、汕尾、深圳设置办事处,作为派出机构。
3、吸引华侨资本回来建设新广东。通过广东党组织的动员和牵线,1951年2月,在广州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这是建国后我国和我省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的资金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工业、信托等业务。“华企”成立时,50%以上的股东是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如何贤、马万祺、蚁美厚、陈祖沛、黄长水、黄洁、王宽诚、王源兴、陈君冷、司徒美堂等。此外,广东党组织还动员了一些泰国华侨集资在广东的海南岛(今海南省)建立了“新民垦殖公司”,种植新中国发展经济和战备急需的重要物资——橡胶。
1953年,广东制定吸收华侨及港澳人士投资的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吸收人民币四千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二亿元。这一规划超额提前实施了。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10月四年间,广东省6个主要城市的华侨投资额达762亿元。
4、抓住时机向毛泽东进言引进香港资金。1956年5月,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广东省委抓住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利用港澳资金的建议。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及时向毛泽东报告香港的情况。向毛泽东谈到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跌,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后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黄施民向毛泽东提出了华侨资金约有5亿美元流入香港,但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怕将来会被“共产”的顾虑的问题,毛泽东问5亿美元之中今年争取到的有多少。当毛泽东知道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达到时,他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陪同汇报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问是否允许外国资本家投资,毛泽东说原则上都可以,但条例要研究。他说: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毛泽东临走前叮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陶铸马上写了报告给中央,但是因为中央当时的侧重点在于政治运动,后来这件事没有办成,但是在当时普遍排斥资本主义的形势下,能够大胆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当时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摸不透,加上国际上的不利环境,所以中央对利用外资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国家利用外资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广东省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促进利用外资的工作。
(二)冲破“封锁、禁运”,开拓对外贸易新渠道
广东为了冲破西方阵营“封锁”、“禁运”的围墙,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对外贸易,与一切愿意同中国往来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广东成立了进出口物资紧急处理委员会,加强对进出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以广东为主的华南地区的口岸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通道。为了使进口物资安全地运到国内,广东把海外正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装卸、转港、换船,以避过“禁运”的检查。为了保证出口的安全收汇,以“先进后出、出入平衡”为原则采取了灵活的贸易方式,如包括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销易货、对开信用证易货等易货贸易方式。
广东尽力开拓与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的贸易往来。首先,把对外贸易的重点逐步转向苏联。广东在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也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成套设备;此外,向苏联出口了一些农副土特产品、矿产品等。越南将他们的产品谷米、豆、花生、木材、藤子、咖啡、桐油、肉桂、槟榔卖到广东,又从广东买回他们急需的布匹、棉织品、煤油、中西药材、生铁熟铁等物品。其次,抓住“封锁、禁运”的薄弱环节,大力开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底,锡兰(今斯里兰卡)第一个冲破“禁运”,与中国签订政府间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样,广东有一部分大米出口到锡兰,换回国内工业所急需的橡胶。之后又与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议和经济援助协议。第三,积极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采取“以民促官”的政策,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团体保持接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3年广东省进口商品总值为62850063美元,出口商品总值为124885160美元。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争取港澳各界人士对广东经济的支持
1950年代,广东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在争取港澳在经济上对广东支持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可贵的探索。
广东与香港、澳门在陆地上相连,历史上往来密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自由港地位由此变得愈发重要。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周恩来总理指示;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求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港澳商人经商经验丰富,因此广东政府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1950年5月,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香港和澳门的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参观。路线经由广州、沈阳等地。当观光团抵达广州时,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设宴招待观光团全体成员。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领导亲自参加。叶剑英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以便为以后的合作打基础。叶剑英在与澳门爱国商人马万祺叙家常时说:“希望你立足澳门,坚持下去,团结大多数港澳同胞,共同热爱祖国,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邀请马万祺、邓文钊、黄长水等港澳商人出席广东恢复国民经济问题座谈会。饶彰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对参加会议的广东企业家和港澳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大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献策献力。广东省政府财经、工业、商业方面的负责人分别讲话。在小组讨论时港澳商人认为要加速恢复和发展广东的经济,就必须根据广东是沿海地区,历史上有众多对外贸易港口,在世界各大洲中有许多广东籍华侨的特殊情况。马万祺说:“在研究和制定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政策和措施时,不要忘记华侨,要关心侨眷侨胞生活,调动千千万万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投资建设祖国,投资建设广东。”会议开了两天,大家对港澳同胞支援广东恢复经济取得共识。
马万祺从祖国观光回澳门后,扩大了推销国货的范围。他属下的大华行主要经销中国建筑材料、工艺品、抽纱刺绣等产品;新中行主要经销中国轻工业产品。他在澳门新马路、十月初五街开设中国土特产公司、药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发展与国内的经济联系,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马万祺还在香港、澳门两地参与中国皮鞋公司和各类副食品批发业的投资,为国内产品通过港澳转口海外,作出贡献。
观光团团员回港澳后在各种场合宣传在新中国的见闻,当时香港的各界社团都希望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纷纷邀请观光团成员前去给他们介绍回国观光的所见所闻,受邀者因此受到港英当局的忌恨。1950年底,观光团成员黄长水、陈祖沛、吴槐庭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这几位工商界人士先后回到广州参加工作。大成行经理陈祖沛在广州创办了皮革厂。刚投身祖国的陈祖沛,回到广州后就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参加1953年举办的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中,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之邀,组织了100多家土产进出口商共同投资,成立中南物资购销组,出口积压的土特产。其中一项最大宗的出口生意,是推销出口2000吨黑瓜子。同时,中南物资购销组利用出口所得外汇,进口西药、塑料、五金机械工具、矽钢板、手表等当时急需的物品。中南物资购销组的经营活动,极大地激活了广东的市场。当时大批的土产和中药材从祖国的西北、华北以及全国各地运抵广东,使得广东的铁路、车站、码头和仓库等运输和仓储部门都忙得不可开交。货物的进出口充实了广东的市场,“五反”以后陷入困境的广东工商业,被激活起来了。尤其是进出口行业,大批积压的土产商品出口以后,又进口了大量合销的商品供应广东和转运内地市场。多年之后,广东的外贸商还流行一句口头禅:“难忘1953黄金时代。”
广东有关部门还通过地下党员柯麟找到澳门爱国商人何贤,把已经起义的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批设备器材,总计2477箱,用4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这些设备器材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贵物资。
在朝鲜战争期间,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物资,何贤一次次联络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争购到这类物资,再设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广东,解决祖国的困难。
广东还注重对港澳政府上层的团结统战工作。华南财委在1951年7月12日关于《华南执行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对我必将加紧封锁,所以有意识利用澳门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中的一个漏洞,同样我们在香港也展开了各方面活动,目前香港政府之海关工商署、警察局、政治部甚至贪污部(专检查贪污之机构)都经常包私出口。”这是因为香港政府各部门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香港本身财政收入的利益,英国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利益,香港工商业家的利益等驱使他们对用走私的方式运送货物进大陆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我方从多方面进行工作,直至打通同港澳政府部门的关系,通过他们采取秘密的方式及所谓“包私出口”购进我们急需的物资。如“华南对外贸易服务社拟进口橡胶亦在进行中”。某茶厂与广州某进口商谈妥易货条款,将茶叶从广州运往香港易货,“为对进口货不背风险,将由进口行负责,惟须贴一部分费用与进口商,又某两茶叶公司负责人为了清债务接洽易货贸易起见,均拟于近日内赴港一行”。
1950年代广东与港澳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虽然规模不大,但通过可以利用的国际空间,起到了互补余缺,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作用。
(四)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现实意义
1950年代广东对利用外资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利的国际环境制约着广东外贸的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是不能关起门来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给广东利用外资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同时,“左”的指导思想也严重束缚了利用外资的发展。但是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思路以及探索实践,给广东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利用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很有借鉴意义。痛定思痛,广东党组织认识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才能振兴,国力才能增强。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向中央提出大规模利用外资和进行多方位的对外贸易的要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广东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
30年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6年广东实际吸收外资达178.08亿美元。现在到了深入发展的瓶颈时期。利用外资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广东改革开放的道路该怎样走下去?同时,中央要求广东先行先试,制定并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广东正面临着新一轮大发展的浪潮。
笔者认为,大力发展了30年的粤港澳经济合作应该更加解放思想,应该更深入、更全面。共同把粤港澳三地打造成为一个内外联动、互利共赢、优质高效的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拓展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在金融方面,前段时期实行的两地人民币结算制度,就是粤港澳经济合作到一定程度,更加深入,从而思想更解放的结果。在贸易方面以农副产品的出口为例,应该注意质量和安全,建设一批优质的现代化的农副产品出口创汇基地。同时借鉴香港那套严格、健全、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机制,从加强监督、提高产品质量入手,生产放心食品,从而打开销路,建立起良性循环的销售链。例如深圳光明华侨农场创办于1958年,到1980年连续亏损了23年。改革开放后,在政策指引和政府扶持下,农场成为规模经营的现代化畜禽产品对港出口基地。农场严把质量关,产品全部出口香港,在香港口碑很好。农场生产的“维他奶”,在香港已家喻户晓。
除了欧美之外,广东可放开视野,多方面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把目光看向东欧、东南亚、南美洲等新兴经济体。利用这些地区的资金,接受它们的投资,引进它们擅长而我们没有又需要的项目。在对欧美贸易方面,抓住经济危机的机会,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做好广东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竞争力。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探索实践,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东通过总结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今天利用外资的道路走得更坚定、更宽广。
利用外资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国外、境外的资金和进行对外贸易。
(一)广东利用外资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急待恢复和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而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资金有限,物资匮乏。无论从经济建设来说还是从新政权的巩固来说,都需要利用外资。
但是,当时除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我国友好往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经济上竭力封锁、禁运,制裁我国。所以我国选择了一条最便利的捷径——利用港澳、海外华侨资金。
1950年代广东党组织根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等特点,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政策,制定利用港澳资金和物资,吸引华侨资本、侨汇的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制订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规程:1949年12月,掌管广东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华南区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侨汇优待暂行办法》、《华南区国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华南区进出口贸易厂商登记暂行办法》、《华南区海关暂行进出口税税则》、《华南区进出口货物稽征暂行办法》等条例,使利用外资有章可循。
2、建立领导和管理机构。广东一解放,就逐步在全省设立各级国营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用以领导和管理外贸工作。1949年,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成立,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亲自兼任处长。1950年,华南区在财政委员会属下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广东、广西的对外贸易管理工作,1951年2月5日,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管理华南地区各口岸外贸业务工作。并在汕头、江门、石岐、梧州、湛江、南宁、海口等口岸设置分局,在惠阳、汕尾、深圳设置办事处,作为派出机构。
3、吸引华侨资本回来建设新广东。通过广东党组织的动员和牵线,1951年2月,在广州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这是建国后我国和我省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的资金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工业、信托等业务。“华企”成立时,50%以上的股东是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如何贤、马万祺、蚁美厚、陈祖沛、黄长水、黄洁、王宽诚、王源兴、陈君冷、司徒美堂等。此外,广东党组织还动员了一些泰国华侨集资在广东的海南岛(今海南省)建立了“新民垦殖公司”,种植新中国发展经济和战备急需的重要物资——橡胶。
1953年,广东制定吸收华侨及港澳人士投资的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吸收人民币四千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二亿元。这一规划超额提前实施了。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10月四年间,广东省6个主要城市的华侨投资额达762亿元。
4、抓住时机向毛泽东进言引进香港资金。1956年5月,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广东省委抓住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利用港澳资金的建议。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及时向毛泽东报告香港的情况。向毛泽东谈到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跌,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后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黄施民向毛泽东提出了华侨资金约有5亿美元流入香港,但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怕将来会被“共产”的顾虑的问题,毛泽东问5亿美元之中今年争取到的有多少。当毛泽东知道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达到时,他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陪同汇报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问是否允许外国资本家投资,毛泽东说原则上都可以,但条例要研究。他说: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毛泽东临走前叮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陶铸马上写了报告给中央,但是因为中央当时的侧重点在于政治运动,后来这件事没有办成,但是在当时普遍排斥资本主义的形势下,能够大胆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当时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摸不透,加上国际上的不利环境,所以中央对利用外资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国家利用外资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广东省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促进利用外资的工作。
(二)冲破“封锁、禁运”,开拓对外贸易新渠道
广东为了冲破西方阵营“封锁”、“禁运”的围墙,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对外贸易,与一切愿意同中国往来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广东成立了进出口物资紧急处理委员会,加强对进出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以广东为主的华南地区的口岸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通道。为了使进口物资安全地运到国内,广东把海外正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装卸、转港、换船,以避过“禁运”的检查。为了保证出口的安全收汇,以“先进后出、出入平衡”为原则采取了灵活的贸易方式,如包括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销易货、对开信用证易货等易货贸易方式。
广东尽力开拓与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的贸易往来。首先,把对外贸易的重点逐步转向苏联。广东在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也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成套设备;此外,向苏联出口了一些农副土特产品、矿产品等。越南将他们的产品谷米、豆、花生、木材、藤子、咖啡、桐油、肉桂、槟榔卖到广东,又从广东买回他们急需的布匹、棉织品、煤油、中西药材、生铁熟铁等物品。其次,抓住“封锁、禁运”的薄弱环节,大力开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底,锡兰(今斯里兰卡)第一个冲破“禁运”,与中国签订政府间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样,广东有一部分大米出口到锡兰,换回国内工业所急需的橡胶。之后又与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议和经济援助协议。第三,积极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采取“以民促官”的政策,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团体保持接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3年广东省进口商品总值为62850063美元,出口商品总值为124885160美元。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争取港澳各界人士对广东经济的支持
1950年代,广东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在争取港澳在经济上对广东支持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可贵的探索。
广东与香港、澳门在陆地上相连,历史上往来密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自由港地位由此变得愈发重要。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周恩来总理指示;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求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港澳商人经商经验丰富,因此广东政府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1950年5月,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香港和澳门的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参观。路线经由广州、沈阳等地。当观光团抵达广州时,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设宴招待观光团全体成员。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领导亲自参加。叶剑英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以便为以后的合作打基础。叶剑英在与澳门爱国商人马万祺叙家常时说:“希望你立足澳门,坚持下去,团结大多数港澳同胞,共同热爱祖国,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邀请马万祺、邓文钊、黄长水等港澳商人出席广东恢复国民经济问题座谈会。饶彰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对参加会议的广东企业家和港澳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大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献策献力。广东省政府财经、工业、商业方面的负责人分别讲话。在小组讨论时港澳商人认为要加速恢复和发展广东的经济,就必须根据广东是沿海地区,历史上有众多对外贸易港口,在世界各大洲中有许多广东籍华侨的特殊情况。马万祺说:“在研究和制定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政策和措施时,不要忘记华侨,要关心侨眷侨胞生活,调动千千万万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投资建设祖国,投资建设广东。”会议开了两天,大家对港澳同胞支援广东恢复经济取得共识。
马万祺从祖国观光回澳门后,扩大了推销国货的范围。他属下的大华行主要经销中国建筑材料、工艺品、抽纱刺绣等产品;新中行主要经销中国轻工业产品。他在澳门新马路、十月初五街开设中国土特产公司、药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发展与国内的经济联系,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马万祺还在香港、澳门两地参与中国皮鞋公司和各类副食品批发业的投资,为国内产品通过港澳转口海外,作出贡献。
观光团团员回港澳后在各种场合宣传在新中国的见闻,当时香港的各界社团都希望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纷纷邀请观光团成员前去给他们介绍回国观光的所见所闻,受邀者因此受到港英当局的忌恨。1950年底,观光团成员黄长水、陈祖沛、吴槐庭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这几位工商界人士先后回到广州参加工作。大成行经理陈祖沛在广州创办了皮革厂。刚投身祖国的陈祖沛,回到广州后就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参加1953年举办的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中,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之邀,组织了100多家土产进出口商共同投资,成立中南物资购销组,出口积压的土特产。其中一项最大宗的出口生意,是推销出口2000吨黑瓜子。同时,中南物资购销组利用出口所得外汇,进口西药、塑料、五金机械工具、矽钢板、手表等当时急需的物品。中南物资购销组的经营活动,极大地激活了广东的市场。当时大批的土产和中药材从祖国的西北、华北以及全国各地运抵广东,使得广东的铁路、车站、码头和仓库等运输和仓储部门都忙得不可开交。货物的进出口充实了广东的市场,“五反”以后陷入困境的广东工商业,被激活起来了。尤其是进出口行业,大批积压的土产商品出口以后,又进口了大量合销的商品供应广东和转运内地市场。多年之后,广东的外贸商还流行一句口头禅:“难忘1953黄金时代。”
广东有关部门还通过地下党员柯麟找到澳门爱国商人何贤,把已经起义的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批设备器材,总计2477箱,用4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这些设备器材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贵物资。
在朝鲜战争期间,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物资,何贤一次次联络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争购到这类物资,再设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广东,解决祖国的困难。
广东还注重对港澳政府上层的团结统战工作。华南财委在1951年7月12日关于《华南执行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对我必将加紧封锁,所以有意识利用澳门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中的一个漏洞,同样我们在香港也展开了各方面活动,目前香港政府之海关工商署、警察局、政治部甚至贪污部(专检查贪污之机构)都经常包私出口。”这是因为香港政府各部门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香港本身财政收入的利益,英国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利益,香港工商业家的利益等驱使他们对用走私的方式运送货物进大陆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我方从多方面进行工作,直至打通同港澳政府部门的关系,通过他们采取秘密的方式及所谓“包私出口”购进我们急需的物资。如“华南对外贸易服务社拟进口橡胶亦在进行中”。某茶厂与广州某进口商谈妥易货条款,将茶叶从广州运往香港易货,“为对进口货不背风险,将由进口行负责,惟须贴一部分费用与进口商,又某两茶叶公司负责人为了清债务接洽易货贸易起见,均拟于近日内赴港一行”。
1950年代广东与港澳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虽然规模不大,但通过可以利用的国际空间,起到了互补余缺,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作用。
(四)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现实意义
1950年代广东对利用外资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利的国际环境制约着广东外贸的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是不能关起门来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给广东利用外资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同时,“左”的指导思想也严重束缚了利用外资的发展。但是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思路以及探索实践,给广东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利用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很有借鉴意义。痛定思痛,广东党组织认识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才能振兴,国力才能增强。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向中央提出大规模利用外资和进行多方位的对外贸易的要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广东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
30年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6年广东实际吸收外资达178.08亿美元。现在到了深入发展的瓶颈时期。利用外资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广东改革开放的道路该怎样走下去?同时,中央要求广东先行先试,制定并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广东正面临着新一轮大发展的浪潮。
笔者认为,大力发展了30年的粤港澳经济合作应该更加解放思想,应该更深入、更全面。共同把粤港澳三地打造成为一个内外联动、互利共赢、优质高效的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拓展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在金融方面,前段时期实行的两地人民币结算制度,就是粤港澳经济合作到一定程度,更加深入,从而思想更解放的结果。在贸易方面以农副产品的出口为例,应该注意质量和安全,建设一批优质的现代化的农副产品出口创汇基地。同时借鉴香港那套严格、健全、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机制,从加强监督、提高产品质量入手,生产放心食品,从而打开销路,建立起良性循环的销售链。例如深圳光明华侨农场创办于1958年,到1980年连续亏损了23年。改革开放后,在政策指引和政府扶持下,农场成为规模经营的现代化畜禽产品对港出口基地。农场严把质量关,产品全部出口香港,在香港口碑很好。农场生产的“维他奶”,在香港已家喻户晓。
除了欧美之外,广东可放开视野,多方面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把目光看向东欧、东南亚、南美洲等新兴经济体。利用这些地区的资金,接受它们的投资,引进它们擅长而我们没有又需要的项目。在对欧美贸易方面,抓住经济危机的机会,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做好广东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竞争力。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探索实践,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东通过总结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今天利用外资的道路走得更坚定、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