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剑阁:改革,必须了解历史,不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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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以色列不过弹丸之地,但创新能力很强,包括李嘉诚先生在内,很多中国投资机构都对以色列一些初创公司进行了投资。为什么以色列的创新做得这么好?
  李剑阁:首先,说得形象一点,以色列的创新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常务副校长阿龙教授在演讲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以色列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否则就会被邻居当成早餐吃下去”。危机感,是最有效的创新驱动力。
  其次,我们应该研究犹太民族的特点。犹太人近2000年在全球大流散,长期受到迫害。很多国家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土地,这反而成就了犹太民族善于工商经营、教育科研和艺术创作的特点。
  工業革命之后,欧洲犹太人中,专业人士比例出奇的高,比如律师、会计师、金融家、艺术家,还有手工艺人。后来科学家、教授也特别多。这些职业的特点是“人力资本富集”,便于在社会动荡中“随身携带”。
  另外,以色列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这是它的立国之本。以色列复国时就制定《回归法》,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可以无条件获得以色列国籍,这吸引了大量全球犹太精英。上世纪90年代,来自东欧、前苏联的犹太人大量回归以色列。这极大地推动以色列科学技术的崛起。
  还有一点,以色列年轻人必须服兵役。我在参观一些以色列创新企业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层都是当年从军时的战友。当年的长官和士兵会一起创业。战友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这使得以色列本土企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南风窗:你有个观点,年轻人都去做金融,这不太好,中国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也在大型金融央企担任过董事长,为什么现在这样说?
  李剑阁: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是时代的产物,它总是反映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或者初期,没有人特别热衷去金融机构。那时的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但银行只能算政府的“出纳”。因此,没有很多人想去做金融从业人员。
我在参观一些以色列创新企业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层都是当年从军时的战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吃香的行业是外贸。为什么?因为管制和垄断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而且,那时出国接触外部世界也对年轻人极有吸引力。
  但1990年代初开始,中央把外贸经营权大幅度放开,国有外贸公司企业化经营,民营外贸公司出现,行业的超额利润没有了,所以,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
  但外贸体制改革却是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就。记得1987年,我去美国访问。中国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总很激动地对我说,中央下达给外贸口的任务是每天创汇一亿美元,算起来也就是全年300多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我们光对美贸易顺差就有3000亿美元。开放给外贸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改革的成果。
  前几年,金融成为了最吃香的行业,同样是因为超额利润。有一个统计,中国银行业的利润超过了整个实体经济的利润,为什么?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利率有一定的管制。但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情况正在改变。
  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我经常对学生讲,全民搞金融,这个国家不会强大。只有强大的科技和制造业,国家才会具备硬实力。优秀的青年应该更多学理工,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理工科是广阔天地,未来大有前途。
  南风窗:现在,部分政府部门希望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在芯片产业,大量集成电路基金在各地出现,背后都有政府背景。怎么看?
  李剑阁:发展芯片产业肯定不能离开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是要注意,第一,发展芯片不能光靠资金堆积和人海战术。第二,全球最好的面向市场的芯片公司都不是国企。发展芯片也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
  南风窗: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发掘和奖掖了一大批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作为理事长,对年轻人的经济研究有何建议?
  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一路走来。代代相传,现在由我主持。我认为,年轻人从事经济研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知道中国经济从哪里来,才能明白到哪里去。我们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现阶段依然处在转型时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基本认识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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