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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时空拉回到1600年前。
那时候，在西方，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信仰定于一尊，中世纪的“曙光”亦即将出现。
在中国，华夏大地的其中一块版图，正处在东晋皇帝司马曜的统治之下，其年号为“太元”。那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战争频繁，赤地千里。豪门大族牢牢地垄断着阶层上升通道，“王谢堂前燕”在那些深宅大院中翩翩飞舞。
陶渊明目睹了这一切，然后讲了一个故事：
清末时，富裕家庭的少妇。
在南方的武陵郡，有一个渔人，大概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沅江上打渔。有一天，他顺着沅江往上，进入五溪，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一道狭窄的入口后，发现了一座村庄：桃花源。
桃花源村完全与世隔绝，属于典型的封闭社会。渔人在这里惊呆了，他发现桃花源村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儿是停止的。而他所看到的人们，一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形象，就像是活在老子郑重推荐的那种“小国寡民”社会版本里。
桃花源村的故事，几乎是对传统社会最美好一面的生动描述。传统的中国人，在这里与自然和谐，无欲无求，充分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它作为理想社会，1600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梦中。
1600年后，我想告诉陶老师，据“驴友”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在以前武陵郡的区域，现在的湖南湘西、贵州铜仁等地，那些类似桃花源的偏僻村子也还有一些，足以成为“徒步”的目的地。但是，时空早已不是那个时空了。社会结构早已被一些神秘的力量修改成一种传统和现代混搭的状态，“传统中国人”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消失或被遗忘的物种。如果陶老师故事的主角渔人先生穿越到现在，有兴趣去看的话，他发现的将不再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情景，而是每个村至少有几个光棍。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几乎是一个宿命。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并不是有没有“现代性”的魔咒附身，而是走路的方式。
天变了，人亦变
董仲舒—对，就是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打造了“传统中国人”这种独特存在的那位—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段话显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如果我们可以玩点深沉，我想说它其实是破解传统社会何以为传统社会，传统中国人又如何变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密码。
把董大师的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天”如果变了，“道”也就变，传统社会就会终结，而人的存在也随之变化。
那传统中国人心中的“天”是什么呢？
按照古代的思維，很多形而上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只是来自于大家对某一个具体形象的事物的观察，这种观察深深地烙进了无数人的心智。然后，有文化的人开始忙活，把大家的这种社会认知加工，讲出了更有档次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具体的形象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有伦理色彩，弄得非常神秘，似乎预示着宇宙人生的重大秘密。
“天”就是如此。其他的生肖、命理、自然灾害也是如此。反正人们总是擅长从一只动物身上，从手掌的一条纹路上，从一个人的长相中发现重重玄机。如果这些形象居然没有隐喻什么深刻的含义，这样的生活不仅是没有意思，而且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鬼神世界，具有魅惑色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形象，总是需要联想到生死祸福的。即使只是眼皮跳了一下，那也是可能会有什么灾难在提前发出预警。
在一个只有四季的循环，没有时间向前流动的社会里，人们抬头对自然天象的观察，所获得的那种认知框架，正是荣格所讲的“原型”。由于它契入人的心智最深，因此可以做得非常深刻，且无所不包。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自然的天体中心“北极”、神话的众神之主“太一”、哲学的终极概念“道”、万物的原始起点“太极”等等，之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可以互换替换，是因为它们在古人的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于是，他设想，这是由于它们都出自古人对以北极为中心轴而运行的视觉天象的观察、体验、推测和衍绎。这种对自然天象的观察，继而对宇宙秩序的推理，强有力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葛兆光说：“当一个古代人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个‘秩序’也就是他思考所有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框架，无论是他在理解自然现象还是社会问题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用这个框架来观照，在这个框架的背后隐隐约约支持它的就是人们头上的‘苍穹’和脚下的‘大地’。”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关于“天”，以及由此推理出来的一系列思维、制度、伦理、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的灵魂，它没有被推倒，一切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非常类似于柏拉图所讲的“绝对理念”。传统中国人正是因为这个框架而传统。
但这个关于“天”的框架有一个Bug，正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需要依赖时间上的循环，而不是向前流动，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封闭。一个人一辈子待在他所出生的乡村里，只知道现在是冬天，然后过不了多久就是春天，而不是今年是2018年，明年是2019年，“天”是不会变的。
跟中国有点类似，西方的传统社会，尤其是停滞的中世纪，也有一个“天”的框架。只不过，他们的“天”，名字叫做上帝。西方文化人（教士）所讲的故事，在说服力程度上绝对不逊色于传统中国文化人（儒生）。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创造了世界，人有原罪，人需要向上帝忏悔，他的生活，应该是带有神性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西方的传统社会，同样有巨大的Bug。但这个Bug和中国的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最害怕的是社会流动性。流动性意味着封闭社会被打破，对“天”的原有框架也就被动摇，瓦解。所以，鄙视商人，闭关锁国，还有对流民的恐惧，其实是一种心智上的本能。至于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倒没有什么问题，本来这个框架就预设了只是在世俗中体验神圣性而已。 可是，对于西方传统社会来说，它不害怕社会流动性，但一世俗化问题就致命了。世俗化意味着褪去了神圣性，关于上帝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建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也就被釜底抽薪。
于是，马丁·路德等人，只能换别的版本继续讲这个故事，进行所谓的“宗教改革”。而那个时候，已经是现代性的发端，中世纪早已被甩在了身后。所有人都知道，已经不可能回头。
历史断裂了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经作出一个设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比方说在公元1500年时，不信上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到了公元2000年，仅仅500年之后，许多人不信上帝不仅容易，而且甚至不可避免呢？
对这个设问，他自己的回答是：在公元1500年时，实在是有很多特征，有利于去讲上帝存在的故事了。
比如，那时候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证明了上帝创世的故事。一个人活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信仰上帝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那个时候，到处是崇拜和仪式，一个人不得不遭遇无处不在的上帝。
又比如，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迷魅”的世界，人们所生活的空间里，充满了种种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
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很不幸，这几个特征都消失了。上帝因此也可以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退场。信仰上帝似乎不再是生活的“刚需”，而是一种心灵或精神上的“改善性需求”。
导致这几个特征最初开始消失的因素居然非常简单：物质利益上的享受。
西方从传统社会走到现代社会，其逻辑链条正是：先有物质利益的创造，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然后对物质利益享受进行思想、文艺论证，即文艺复兴；再到哲学、科学完成对宇宙秩序的颠覆。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不过是西方从传统走到现代时的经济、思想预热，那么到18世纪，当牛顿成为新的上帝，人们歌唱着“自然和规律在黑暗中看也看不清，神说要让牛顿来使得万物光明”，西方人已经完成用一个以“科技-资本主义”为神的世俗社会，来取代上帝所对应的那个传统社会的大业了。
中国传说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晚于西方。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小姐的爱情故事正发生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代，就连武大郎这样的人卖烧饼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商业品牌，都买得起房。而到明朝的万历年间，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随处可见，包括像王世贞这样的高风亮节人士（有人揭发他就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兰陵笑笑生”）都一边享受腐败的封建社会待遇，一边过着类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
但无论怎样，并没有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们已经说了传统中国并不怕世俗社会。同样它也不仅仅是缺乏类似于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预热。问题仍然是：没有触动到传统中国人的宇宙秩序。
但是，当中国停滞的时候，已经鸟枪换炮的西方人不请自来了。社会流动性，不是从中国内部，经过内生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左），李政道（右）与他们的妻子。
最先来的一个人是意大利人，名字叫利玛窦。他在1601年，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农历腊月来到北京。到中国来，他负有神圣职责：传教。
不过，利玛窦在中国28年，除了让2500余人信仰天主教，以及和徐光启一道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进行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外，对传统中国人向现代的转型没有太多的影响。
他的那副世界地图，本来足以震撼到中国人的宇宙秩序的，但为了适应中国人以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了地图的中央；而在解释地球是球形的观念时，他也作了很多淡化和调和。这就好办，他所带来的那些奇异观念，很快就被移位、稀释、溶解进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而他，也被称为“西儒”。
利玛窦之后191年，1792年，英国人来了。这次，来的是一个人所带领的多达700人的庞大外交团队。他的名字叫马嘠尔尼。他要见的人，换成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先生，也就是乾隆皇帝。
在这一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它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顶点，但实际上早已危机频繁，维系社会运作的一切正日薄西山。而同时期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现代性已经让他们武装到牙齿，征服了大半个地球和邻近中国的印度，号称“日不落帝国”。有意思的是，当时乾隆和很多大清的大臣，还不知道“英吉利”是在哪里，以为是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鬼要来朝贡了。
马嘠尔尼想打开中国的国门做生意，但和利玛窦想打开中国的文化市场一样，同样铩羽而归。不过，他为1840年所发生的那个故事，积累了相应的情报知识。
終于，1840年，历史断裂了。
从这一年起，军舰，地球仪，世界地图，天文，洋枪洋炮，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宇宙秩序击得支离破碎。看着不可逆转的这一切，中国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头脑终于承认，这片土地，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被卷入的玩家，把传统看成尊严的玩家
从心理分析上说，西方人走入现代化的历程，是因为对中世纪的“压抑”的反抗。现代性首先是对他们的心理能量的一种巨大释放（文艺复兴），然后，再从中释放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创造潜能（哲学，科学），增强了其生理能量（船坚炮利）。所以，他们在成为“现代人”时，是一种力量感增强的群体性狂欢。
中国人在心理上并不是这个路径。
很久很久以来，“天朝上国”的梦幻，足以支撑中国人的心理生存，哪怕历史只是像周树人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之间轮回，也只是出现内部的周期性紊乱，而触动不了宇宙秩序。 黑格尔说传统中国没有历史，虽然有鄙视的味道，但排除其中的价值判断，只从认知上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本身就不符合线性思维，不是在时间上向前，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非常“现代性”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不是这样理解的。
在传统中国，在时间的刻度上，用的一直是皇帝的年号，比如陶老师讲桃花源村的故事时用的是“晋太元中”。这些年号，在新的皇帝登基时又重新开始，就像四季交替一样。时间的刻度，因此构造了符合“天”的宇宙秩序的时空循环思维，而不是“进步﹣倒退”的“时间向前，空间扩展”的线性思维。
因此，传统中国人，根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没办法适应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那种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开的“脱域机制”。大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预设了是“熟人”，对人和社会的认知更多是具体、形象的。像那位闯入了桃花源村的渔人大哥，按现在的理解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应该作出心理防御和保持心理距离的，只能用角色打交道，但是，桃花源村的人，和其他传统中国人一样，还没有配备这样的心理模式。
所以，当用“现代性”武装起来的英国人1840年出现在传统中国人面前时，后者在目瞪口呆中不仅无法理解冒出来的这一切，而且在根本上缺乏心智上的防御。这是两个世界的撞击，两种宇宙秩序的交手，最契合对宇宙的理解的那一方，拥有绝对的胜算，就像现在流行的二战大兵穿越回古代，一千人就可以战胜10万罗马军团的游戏一样。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按其逻辑自行解体，而恰恰是被外在强力打破，是“被动卷入的现代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任人宰割的无尽屈辱，伴随着世界性的社会价值排序的确立，而中国，根据我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排序的公式“社会价值排序=利益食物链 心理食物链 审美价值链”，无论是在利益食物链上，心理食物链上，还是审美价值链上，都处于较低的位置。仅仅是因为要生存，中国才屈服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从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制夷”，到整体的激进社会转型。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很不甘心。
从心理生存，以及更好的心理生存的角度出发，中国人显然存在这样一个二元心态：在现代性的这场普遍性游戏中，作为被卷入的玩家，既想用现代性的游戏规则来让自己不只有被吊打的命，也想用传统来确立自己的尊严—它可以在心理上抹去自己屈服于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性社会价值排序的屈辱。中国的传统，似乎一直都处于社会价值排序的高端。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女学生穿着旗袍合影。
在一开始，传统也许妨碍了中国参与现代性的游戏，从而遭到激进的抨击，就像五四运动时期；但当中国已经在现代性的游戏中，拥有了很多筹码之后，传统就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和爭夺世界性社会价值排序位置的价值。
西方人对传统不会这么纠结。他们中的一些人怀念传统，要怀念到古希腊，比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希望西方人去追寻古希腊的那种“美德”。但这是因为现代性出了一大堆问题，所以才觉得传统可能是一个药方。他们只是把传统看成药方。
但中国不是。中国把传统看成了尊严，而且，是失落了的尊严。找回这个尊严，不是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而恰恰是现代性取得成就的一个结果。
所以，“实现中民华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人来说，正是在心理逻辑上的深刻回应。
那时候，在西方，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信仰定于一尊，中世纪的“曙光”亦即将出现。
在中国，华夏大地的其中一块版图，正处在东晋皇帝司马曜的统治之下，其年号为“太元”。那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战争频繁，赤地千里。豪门大族牢牢地垄断着阶层上升通道，“王谢堂前燕”在那些深宅大院中翩翩飞舞。
陶渊明目睹了这一切，然后讲了一个故事：
在南方的武陵郡，有一个渔人，大概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沅江上打渔。有一天，他顺着沅江往上，进入五溪，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一道狭窄的入口后，发现了一座村庄：桃花源。
桃花源村完全与世隔绝，属于典型的封闭社会。渔人在这里惊呆了，他发现桃花源村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儿是停止的。而他所看到的人们，一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形象，就像是活在老子郑重推荐的那种“小国寡民”社会版本里。
桃花源村的故事，几乎是对传统社会最美好一面的生动描述。传统的中国人，在这里与自然和谐，无欲无求，充分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它作为理想社会，1600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梦中。
1600年后，我想告诉陶老师，据“驴友”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在以前武陵郡的区域，现在的湖南湘西、贵州铜仁等地，那些类似桃花源的偏僻村子也还有一些，足以成为“徒步”的目的地。但是，时空早已不是那个时空了。社会结构早已被一些神秘的力量修改成一种传统和现代混搭的状态，“传统中国人”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消失或被遗忘的物种。如果陶老师故事的主角渔人先生穿越到现在，有兴趣去看的话，他发现的将不再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情景，而是每个村至少有几个光棍。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几乎是一个宿命。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并不是有没有“现代性”的魔咒附身，而是走路的方式。
天变了，人亦变
董仲舒—对，就是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打造了“传统中国人”这种独特存在的那位—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段话显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如果我们可以玩点深沉，我想说它其实是破解传统社会何以为传统社会，传统中国人又如何变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密码。
把董大师的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天”如果变了，“道”也就变，传统社会就会终结，而人的存在也随之变化。
那传统中国人心中的“天”是什么呢？
按照古代的思維，很多形而上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只是来自于大家对某一个具体形象的事物的观察，这种观察深深地烙进了无数人的心智。然后，有文化的人开始忙活，把大家的这种社会认知加工，讲出了更有档次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具体的形象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有伦理色彩，弄得非常神秘，似乎预示着宇宙人生的重大秘密。
“天”就是如此。其他的生肖、命理、自然灾害也是如此。反正人们总是擅长从一只动物身上，从手掌的一条纹路上，从一个人的长相中发现重重玄机。如果这些形象居然没有隐喻什么深刻的含义，这样的生活不仅是没有意思，而且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鬼神世界，具有魅惑色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形象，总是需要联想到生死祸福的。即使只是眼皮跳了一下，那也是可能会有什么灾难在提前发出预警。
在一个只有四季的循环，没有时间向前流动的社会里，人们抬头对自然天象的观察，所获得的那种认知框架，正是荣格所讲的“原型”。由于它契入人的心智最深，因此可以做得非常深刻，且无所不包。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自然的天体中心“北极”、神话的众神之主“太一”、哲学的终极概念“道”、万物的原始起点“太极”等等，之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可以互换替换，是因为它们在古人的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于是，他设想，这是由于它们都出自古人对以北极为中心轴而运行的视觉天象的观察、体验、推测和衍绎。这种对自然天象的观察，继而对宇宙秩序的推理，强有力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葛兆光说：“当一个古代人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个‘秩序’也就是他思考所有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框架，无论是他在理解自然现象还是社会问题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用这个框架来观照，在这个框架的背后隐隐约约支持它的就是人们头上的‘苍穹’和脚下的‘大地’。”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关于“天”，以及由此推理出来的一系列思维、制度、伦理、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的灵魂，它没有被推倒，一切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非常类似于柏拉图所讲的“绝对理念”。传统中国人正是因为这个框架而传统。
但这个关于“天”的框架有一个Bug，正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需要依赖时间上的循环，而不是向前流动，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封闭。一个人一辈子待在他所出生的乡村里，只知道现在是冬天，然后过不了多久就是春天，而不是今年是2018年，明年是2019年，“天”是不会变的。
跟中国有点类似，西方的传统社会，尤其是停滞的中世纪，也有一个“天”的框架。只不过，他们的“天”，名字叫做上帝。西方文化人（教士）所讲的故事，在说服力程度上绝对不逊色于传统中国文化人（儒生）。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创造了世界，人有原罪，人需要向上帝忏悔，他的生活，应该是带有神性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西方的传统社会，同样有巨大的Bug。但这个Bug和中国的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最害怕的是社会流动性。流动性意味着封闭社会被打破，对“天”的原有框架也就被动摇，瓦解。所以，鄙视商人，闭关锁国，还有对流民的恐惧，其实是一种心智上的本能。至于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倒没有什么问题，本来这个框架就预设了只是在世俗中体验神圣性而已。 可是，对于西方传统社会来说，它不害怕社会流动性，但一世俗化问题就致命了。世俗化意味着褪去了神圣性，关于上帝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建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也就被釜底抽薪。
于是，马丁·路德等人，只能换别的版本继续讲这个故事，进行所谓的“宗教改革”。而那个时候，已经是现代性的发端，中世纪早已被甩在了身后。所有人都知道，已经不可能回头。
历史断裂了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经作出一个设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比方说在公元1500年时，不信上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到了公元2000年，仅仅500年之后，许多人不信上帝不仅容易，而且甚至不可避免呢？
对这个设问，他自己的回答是：在公元1500年时，实在是有很多特征，有利于去讲上帝存在的故事了。
比如，那时候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证明了上帝创世的故事。一个人活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信仰上帝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那个时候，到处是崇拜和仪式，一个人不得不遭遇无处不在的上帝。
又比如，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迷魅”的世界，人们所生活的空间里，充满了种种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
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很不幸，这几个特征都消失了。上帝因此也可以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退场。信仰上帝似乎不再是生活的“刚需”，而是一种心灵或精神上的“改善性需求”。
导致这几个特征最初开始消失的因素居然非常简单：物质利益上的享受。
西方从传统社会走到现代社会，其逻辑链条正是：先有物质利益的创造，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然后对物质利益享受进行思想、文艺论证，即文艺复兴；再到哲学、科学完成对宇宙秩序的颠覆。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不过是西方从传统走到现代时的经济、思想预热，那么到18世纪，当牛顿成为新的上帝，人们歌唱着“自然和规律在黑暗中看也看不清，神说要让牛顿来使得万物光明”，西方人已经完成用一个以“科技-资本主义”为神的世俗社会，来取代上帝所对应的那个传统社会的大业了。
中国传说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晚于西方。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小姐的爱情故事正发生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代，就连武大郎这样的人卖烧饼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商业品牌，都买得起房。而到明朝的万历年间，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随处可见，包括像王世贞这样的高风亮节人士（有人揭发他就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兰陵笑笑生”）都一边享受腐败的封建社会待遇，一边过着类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
但无论怎样，并没有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们已经说了传统中国并不怕世俗社会。同样它也不仅仅是缺乏类似于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预热。问题仍然是：没有触动到传统中国人的宇宙秩序。
但是，当中国停滞的时候，已经鸟枪换炮的西方人不请自来了。社会流动性，不是从中国内部，经过内生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最先来的一个人是意大利人，名字叫利玛窦。他在1601年，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农历腊月来到北京。到中国来，他负有神圣职责：传教。
不过，利玛窦在中国28年，除了让2500余人信仰天主教，以及和徐光启一道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进行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外，对传统中国人向现代的转型没有太多的影响。
他的那副世界地图，本来足以震撼到中国人的宇宙秩序的，但为了适应中国人以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了地图的中央；而在解释地球是球形的观念时，他也作了很多淡化和调和。这就好办，他所带来的那些奇异观念，很快就被移位、稀释、溶解进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而他，也被称为“西儒”。
利玛窦之后191年，1792年，英国人来了。这次，来的是一个人所带领的多达700人的庞大外交团队。他的名字叫马嘠尔尼。他要见的人，换成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先生，也就是乾隆皇帝。
在这一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它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顶点，但实际上早已危机频繁，维系社会运作的一切正日薄西山。而同时期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现代性已经让他们武装到牙齿，征服了大半个地球和邻近中国的印度，号称“日不落帝国”。有意思的是，当时乾隆和很多大清的大臣，还不知道“英吉利”是在哪里，以为是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鬼要来朝贡了。
马嘠尔尼想打开中国的国门做生意，但和利玛窦想打开中国的文化市场一样，同样铩羽而归。不过，他为1840年所发生的那个故事，积累了相应的情报知识。
終于，1840年，历史断裂了。
从这一年起，军舰，地球仪，世界地图，天文，洋枪洋炮，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宇宙秩序击得支离破碎。看着不可逆转的这一切，中国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头脑终于承认，这片土地，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被卷入的玩家，把传统看成尊严的玩家
从心理分析上说，西方人走入现代化的历程，是因为对中世纪的“压抑”的反抗。现代性首先是对他们的心理能量的一种巨大释放（文艺复兴），然后，再从中释放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创造潜能（哲学，科学），增强了其生理能量（船坚炮利）。所以，他们在成为“现代人”时，是一种力量感增强的群体性狂欢。
中国人在心理上并不是这个路径。
很久很久以来，“天朝上国”的梦幻，足以支撑中国人的心理生存，哪怕历史只是像周树人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之间轮回，也只是出现内部的周期性紊乱，而触动不了宇宙秩序。 黑格尔说传统中国没有历史，虽然有鄙视的味道，但排除其中的价值判断，只从认知上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本身就不符合线性思维，不是在时间上向前，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非常“现代性”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不是这样理解的。
在传统中国，在时间的刻度上，用的一直是皇帝的年号，比如陶老师讲桃花源村的故事时用的是“晋太元中”。这些年号，在新的皇帝登基时又重新开始，就像四季交替一样。时间的刻度，因此构造了符合“天”的宇宙秩序的时空循环思维，而不是“进步﹣倒退”的“时间向前，空间扩展”的线性思维。
因此，传统中国人，根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没办法适应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那种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开的“脱域机制”。大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预设了是“熟人”，对人和社会的认知更多是具体、形象的。像那位闯入了桃花源村的渔人大哥，按现在的理解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应该作出心理防御和保持心理距离的，只能用角色打交道，但是，桃花源村的人，和其他传统中国人一样，还没有配备这样的心理模式。
所以，当用“现代性”武装起来的英国人1840年出现在传统中国人面前时，后者在目瞪口呆中不仅无法理解冒出来的这一切，而且在根本上缺乏心智上的防御。这是两个世界的撞击，两种宇宙秩序的交手，最契合对宇宙的理解的那一方，拥有绝对的胜算，就像现在流行的二战大兵穿越回古代，一千人就可以战胜10万罗马军团的游戏一样。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按其逻辑自行解体，而恰恰是被外在强力打破，是“被动卷入的现代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任人宰割的无尽屈辱，伴随着世界性的社会价值排序的确立，而中国，根据我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排序的公式“社会价值排序=利益食物链 心理食物链 审美价值链”，无论是在利益食物链上，心理食物链上，还是审美价值链上，都处于较低的位置。仅仅是因为要生存，中国才屈服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从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制夷”，到整体的激进社会转型。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很不甘心。
从心理生存，以及更好的心理生存的角度出发，中国人显然存在这样一个二元心态：在现代性的这场普遍性游戏中，作为被卷入的玩家，既想用现代性的游戏规则来让自己不只有被吊打的命，也想用传统来确立自己的尊严—它可以在心理上抹去自己屈服于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性社会价值排序的屈辱。中国的传统，似乎一直都处于社会价值排序的高端。
在一开始，传统也许妨碍了中国参与现代性的游戏，从而遭到激进的抨击，就像五四运动时期；但当中国已经在现代性的游戏中，拥有了很多筹码之后，传统就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和爭夺世界性社会价值排序位置的价值。
西方人对传统不会这么纠结。他们中的一些人怀念传统，要怀念到古希腊，比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希望西方人去追寻古希腊的那种“美德”。但这是因为现代性出了一大堆问题，所以才觉得传统可能是一个药方。他们只是把传统看成药方。
但中国不是。中国把传统看成了尊严，而且，是失落了的尊严。找回这个尊严，不是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而恰恰是现代性取得成就的一个结果。
所以，“实现中民华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人来说，正是在心理逻辑上的深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