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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解释资本主义长波问题作出了贡献，但它在近年来的发展中逐渐脱离了这一研究主题。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该理论的构建过程，并梳理该理论发展早期的相关争论，为该理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内生性；外生性
一、引言
霍华德·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开头提到，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和北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发表《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将其定义为确保单个资本家能够进行资本积累的，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整体（Gordon，1978）。在其后的一篇论文《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中，戈登进一步阐发了前文的观点：资本积累既不会在真空中实现，也不会在杂乱无章中实现，而是借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说，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互为关联的四项制度结构所构成：其一，积累的当事人，即公司结构；其二，积累的动力，包括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其三，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包括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其四，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社会中家庭的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求结构、金融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Gordon，1980）。
此前，国内学者在引介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都梳理了上述观点，但很少专门提到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如何构建的。从该理论的主要文献来看，戈登在于1978年和1980年提出并阐发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之后，同时参加了两项合作研究：在第一项研究中与戈登合作的学者是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和迈克尔·赖希（Michael Reich），他们三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共同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并于1982年出版合著《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该书也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首部专著；在第二组研究中与戈登合作的是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他们的合作始于1983年，研究课题是对美国二战后制度变量与资本总体盈利能力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提出者，以及这两项长期合作研究的共同参与者，戈登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一点为他的合作者所证实（Reich，1997；Bowles and Weisskopf，1998）。戈登1996年逝世后，他所参与的两个研究组合都以解散告终，除赖希以外，其他三位学者都淡出这一研究领域，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一批学者开始主导该研究领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和修正了大卫·戈登的理论观点，也使得该理论的未来走向趋于模糊。因此，以回顾大卫·戈登的学术贡献为切入点，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早期的发展，对于整合该理论的传统资源，以及延续该理论在当下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构建过程；第三部分梳理曼德尔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批评，以及戈登本人的回应；第四部分简要比较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近期与早期的研究，就该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给出简要评论。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构建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长波理论研究得以复苏，戈登也参与其中。他在構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受到了如下两个学派的启发：其一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长波理论，熊彼特以较早发现资本主义长波现象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持续时间约为50年的长波，并指出导致长期繁荣出现的因素是特定时间内创新的蜂聚，使经济摆脱萧条的因素，则是创新的再次蜂聚产生；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学派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戈登对上述两个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轮廓。
戈登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危机，两相间隔的时间多在50年上下，此前的几次危机分别爆发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它们之间的间隔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恰好相符，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史时，戈登侧重观察从某一次长波的萧条期到下一次长波的扩张期的转变过程，他指出，这些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分别借由欧洲1848年革命、主要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非经济因素得以实现的。然而，传统长波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视作给定，从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与长周期变化的“纯粹”经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联。在戈登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体现为对经济本身的冲击，而且也影响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终结危机的力量也可能并非出自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与政治、社会方面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接下来，戈登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将制度因素纳入长波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抽象程度的三层次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抽象的层次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般意义上的运动规律，最为具体的层次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常活动中的体现，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积累阶段理论，则可以归入抽象性居于中间层次的分析，它一方面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瞬息万变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于当下的适用性。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使用中间层次分析者不乏其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使用了积累阶段概念，宇野弘藏沿袭了列宁的做法，把资本主义发展史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段理论”。戈登的中间层次分析则借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揭示了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长波关联的关系，以及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积累从危机阶段自我复原（recuperative）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ordon（1980）把积累的社会结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概括为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一：经济体制整体层面的经济危机相应导致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命题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潜在地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
命题三：无论是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制度矛盾爆发，资本总体积累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可能同时瓦解。
另一方面，戈登也强调，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整体性。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有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简单加总，后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还创造了具有统一内在结构的社会结构，戈登将这两种观点分别称为弱公式化假说（weak formulation）和强公式化假说（strong formulation），他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强公式化假说，并在之后的经验研究中一再强调这一点。
总的来说，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制度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虽然对于长波扩张期与萧条期之间的相互转换至关重要，却并不是与经济运行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而是各自从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一旦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成，使得单个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得以具备，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渐趋扩张，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得积累的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这又进一步使得单个资本积累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体转而陷入萧条，乃至爆发危机。这些依次出现的、包含扩张和萧条在内的数个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连缀而成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
作为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离不开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也正是戈登所参与的两组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戈登与爱德华兹和赖希专门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他们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从19世纪早期至今的历史演进中略有重叠的三个阶段，即19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最初无产阶级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开始的同质化阶段，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分割化阶段，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长波是相吻合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都是在某一个萧条和危机时期发生的，它们都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持续而服务的（Gordon et al.，1982）；戈登与鲍尔斯和韦斯科普夫的合作研究则考察了二战后美国经济中资本总体盈利能力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主要变量，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资本家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把二战后美国“黄金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描述为：资方与劳方之间达成协议；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霸权；资方与公民之间达成协议；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趋于缓和（Bowles et al.，1983）。
三、曼德尔与戈登关于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争论
在戈登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之后不久，另一位同样研究长波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与戈登类似，曼德尔也赞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基本规律在当代“具体”的历史中仍然起作用，能够得到史实的验证，他对资本主义长波所持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理论，都只能是资本积累理论（Mandel，1980），与戈登借由积累阶段理论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也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争论。
曼德尔对长波理论的研究，是以利润率为切入点的。他一方面认同马克思提出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认为该规律可以用以解释长波由扩张期到萧条期的转变，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规律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平均利润率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的时长期高涨的原因。他致力于考察马克思所提出的六个变量，分别为资本总体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变动、积累率的变动、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动、不变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划分、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Mandel，1975）。之所以要考察这些变量，是因為它们一方面是利润率水平的自变量，另一方面又可能受到外生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时尤其明显，此时，这些变量可能会受到一些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变动，提高利润率，以至于暂时抵消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曼德尔一方面承认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制度因素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性。在探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的情形时，曼德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外生的超经济因素明显地造成了这些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它们并没有激起转折的动态过程，相反，这种过程只能由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制度因素虽然可以通过上述六个变量作用于资本积累，但它只可能外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上述论证，曼德尔重复了托洛茨基的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自身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导致萧条长波向扩张长波的自动的内在逻辑，要达到转变的目的，外部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言及于此，曼德尔对戈登之间的批评就呼之欲出了，在他看来，长波从萧条期转为下一次扩张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戈登却把萧条长波的结果看成是由先前时期资本积累过程和劳动组织来预先决定的。曼德尔认为，一旦使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把制度因素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产物，则就必然接受了资本主义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观点，进而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本身的重要性。
面对曼德尔的批评，戈登并未改变初衷。他重申，只有产生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才能使得长波从萧条转向下一次扩张，而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新内容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内生于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其中一个注释中，戈登批评了曼德尔，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阶段爆发的阶级斗争，是雇佣工人为争取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举动，而雇佣工人是否会选择阶级斗争，又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与危机的情形，并不像曼德尔所说完全是外生变量。他接下来批评曼德尔和其他坚持托洛茨基传统的学者把经济力量和政治策略人为分割开来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他们长期参加政治斗争的结果，理论上却并不可信（Gordon，1980）。两年后，戈登再次批评了曼德尔，他说，虽然包括曼德尔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强调不平衡发展和资本主义阶段的重要性，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转型，从而在理解资本主义阶段时只提到了“竞争性”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戈登看来，上述做法没有能够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覆盖面和复杂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制度视作资本积累过程的内生因素，则是为了弥补上述做法的不足（Gordon et al.，1982）。 20世紀90年代，戈登在考察长波的内生性/外生性争论（Endogeneity/Exogeneity Debate）时，重提他当年与曼德尔的争论。他指出，曼德尔虽然在解释长波从扩张期到萧条期时着眼于利润率，却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发展，新自然资源得以探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上层建筑’主要事实的战争与革命，都能决定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停滞期和衰退期的性质和相互替代，从而以外生因素解释长波从萧条期到下一次扩张期转向。曼德尔在托洛茨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折衷，却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可，例如，一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批评了曼德尔，并主张完全以利润率解释资本主义长波现象。戈登认为，曼德尔的折衷之所以不够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理论，与曼德尔相比，新熊彼特学派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并以之代指帮助技术革命扩散的惯行制度安排的做法，既顾及到曼德尔所讨论的技术革命，又勾勒出长波不同阶段的关键特征，覆盖面要广于曼德尔的长波研究，从而与资本积累本身的复杂性更为相符。
四、结语
在1994年出版的首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专题论文集中，不同学者就如何推进这一理论发展所持的思路就已相去甚远：戈登与爱德华兹、赖希共同撰文，指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同时具有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内部边界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分隔开来，外部边界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同社会制度中与资本积累无关的各种制度分隔开来（Gordon et al.，1994）。大卫·科兹则重复了先前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批评，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戈登所说，是在形成一个整体之后才促进资本积累的，而是包括核心制度和边缘制度，其中，核心制度率先形成，并推动长波进入扩张期，边缘制度则在稍后逐渐形成（Kotz，1987）。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戈登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强公式化假说，相比于戈登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它与抽象层次分析的距离更远了。
自2003年起，科兹将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用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考察（Kotz，2003）。这种更为具体的考察与资本积累本身到底有多大的相关性？科兹没有像戈登与鲍尔斯、韦斯科普夫的研究那样定量测算这种相关性，也没有从理论层面上予以解释。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无最终定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然没有结束的背景下，如何超越对新自由主义史实的考察，界定新自由主义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长波萧条期之后的积累阶段中所居地位，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所无可回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顾海良，张新总译校.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2.
[2]谢克.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博托莫尔主编，陈叔平，王谨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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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otz， D. M.“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4（1987），16-38.
[11]Kotz， D. M.“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5.3（2003）， 263-70.
[12]Mandel，E. Late Capitalism.Translated by Joris De Bres.London：NLB，1975.
[13]Mandel.E.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Verso，1980.
[14]Reich， M.“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9.3（1997）：1-10.
【关键词】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内生性；外生性
一、引言
霍华德·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开头提到，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和北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发表《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将其定义为确保单个资本家能够进行资本积累的，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整体（Gordon，1978）。在其后的一篇论文《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中，戈登进一步阐发了前文的观点：资本积累既不会在真空中实现，也不会在杂乱无章中实现，而是借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说，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互为关联的四项制度结构所构成：其一，积累的当事人，即公司结构；其二，积累的动力，包括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其三，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包括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其四，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社会中家庭的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求结构、金融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Gordon，1980）。
此前，国内学者在引介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都梳理了上述观点，但很少专门提到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如何构建的。从该理论的主要文献来看，戈登在于1978年和1980年提出并阐发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之后，同时参加了两项合作研究：在第一项研究中与戈登合作的学者是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和迈克尔·赖希（Michael Reich），他们三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共同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并于1982年出版合著《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该书也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首部专著；在第二组研究中与戈登合作的是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他们的合作始于1983年，研究课题是对美国二战后制度变量与资本总体盈利能力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提出者，以及这两项长期合作研究的共同参与者，戈登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一点为他的合作者所证实（Reich，1997；Bowles and Weisskopf，1998）。戈登1996年逝世后，他所参与的两个研究组合都以解散告终，除赖希以外，其他三位学者都淡出这一研究领域，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一批学者开始主导该研究领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和修正了大卫·戈登的理论观点，也使得该理论的未来走向趋于模糊。因此，以回顾大卫·戈登的学术贡献为切入点，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早期的发展，对于整合该理论的传统资源，以及延续该理论在当下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构建过程；第三部分梳理曼德尔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批评，以及戈登本人的回应；第四部分简要比较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近期与早期的研究，就该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给出简要评论。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构建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长波理论研究得以复苏，戈登也参与其中。他在構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受到了如下两个学派的启发：其一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长波理论，熊彼特以较早发现资本主义长波现象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持续时间约为50年的长波，并指出导致长期繁荣出现的因素是特定时间内创新的蜂聚，使经济摆脱萧条的因素，则是创新的再次蜂聚产生；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学派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戈登对上述两个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轮廓。
戈登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危机，两相间隔的时间多在50年上下，此前的几次危机分别爆发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它们之间的间隔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恰好相符，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史时，戈登侧重观察从某一次长波的萧条期到下一次长波的扩张期的转变过程，他指出，这些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分别借由欧洲1848年革命、主要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非经济因素得以实现的。然而，传统长波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视作给定，从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与长周期变化的“纯粹”经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联。在戈登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体现为对经济本身的冲击，而且也影响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终结危机的力量也可能并非出自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与政治、社会方面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接下来，戈登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将制度因素纳入长波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抽象程度的三层次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抽象的层次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般意义上的运动规律，最为具体的层次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常活动中的体现，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积累阶段理论，则可以归入抽象性居于中间层次的分析，它一方面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瞬息万变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于当下的适用性。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使用中间层次分析者不乏其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使用了积累阶段概念，宇野弘藏沿袭了列宁的做法，把资本主义发展史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段理论”。戈登的中间层次分析则借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揭示了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长波关联的关系，以及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积累从危机阶段自我复原（recuperative）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ordon（1980）把积累的社会结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概括为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一：经济体制整体层面的经济危机相应导致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命题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潜在地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
命题三：无论是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制度矛盾爆发，资本总体积累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可能同时瓦解。
另一方面，戈登也强调，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整体性。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有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简单加总，后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还创造了具有统一内在结构的社会结构，戈登将这两种观点分别称为弱公式化假说（weak formulation）和强公式化假说（strong formulation），他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强公式化假说，并在之后的经验研究中一再强调这一点。
总的来说，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制度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虽然对于长波扩张期与萧条期之间的相互转换至关重要，却并不是与经济运行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而是各自从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一旦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成，使得单个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得以具备，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渐趋扩张，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得积累的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这又进一步使得单个资本积累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体转而陷入萧条，乃至爆发危机。这些依次出现的、包含扩张和萧条在内的数个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连缀而成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
作为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离不开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也正是戈登所参与的两组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戈登与爱德华兹和赖希专门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他们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从19世纪早期至今的历史演进中略有重叠的三个阶段，即19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最初无产阶级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开始的同质化阶段，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分割化阶段，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长波是相吻合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都是在某一个萧条和危机时期发生的，它们都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持续而服务的（Gordon et al.，1982）；戈登与鲍尔斯和韦斯科普夫的合作研究则考察了二战后美国经济中资本总体盈利能力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主要变量，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资本家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把二战后美国“黄金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描述为：资方与劳方之间达成协议；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霸权；资方与公民之间达成协议；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趋于缓和（Bowles et al.，1983）。
三、曼德尔与戈登关于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争论
在戈登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之后不久，另一位同样研究长波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与戈登类似，曼德尔也赞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基本规律在当代“具体”的历史中仍然起作用，能够得到史实的验证，他对资本主义长波所持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理论，都只能是资本积累理论（Mandel，1980），与戈登借由积累阶段理论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也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争论。
曼德尔对长波理论的研究，是以利润率为切入点的。他一方面认同马克思提出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认为该规律可以用以解释长波由扩张期到萧条期的转变，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规律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平均利润率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的时长期高涨的原因。他致力于考察马克思所提出的六个变量，分别为资本总体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变动、积累率的变动、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动、不变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划分、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Mandel，1975）。之所以要考察这些变量，是因為它们一方面是利润率水平的自变量，另一方面又可能受到外生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时尤其明显，此时，这些变量可能会受到一些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变动，提高利润率，以至于暂时抵消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曼德尔一方面承认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制度因素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性。在探讨长波由萧条期转向下一次扩张期的情形时，曼德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外生的超经济因素明显地造成了这些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它们并没有激起转折的动态过程，相反，这种过程只能由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制度因素虽然可以通过上述六个变量作用于资本积累，但它只可能外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上述论证，曼德尔重复了托洛茨基的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自身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导致萧条长波向扩张长波的自动的内在逻辑，要达到转变的目的，外部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言及于此，曼德尔对戈登之间的批评就呼之欲出了，在他看来，长波从萧条期转为下一次扩张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戈登却把萧条长波的结果看成是由先前时期资本积累过程和劳动组织来预先决定的。曼德尔认为，一旦使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把制度因素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产物，则就必然接受了资本主义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观点，进而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本身的重要性。
面对曼德尔的批评，戈登并未改变初衷。他重申，只有产生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才能使得长波从萧条转向下一次扩张，而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新内容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内生于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其中一个注释中，戈登批评了曼德尔，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阶段爆发的阶级斗争，是雇佣工人为争取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举动，而雇佣工人是否会选择阶级斗争，又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与危机的情形，并不像曼德尔所说完全是外生变量。他接下来批评曼德尔和其他坚持托洛茨基传统的学者把经济力量和政治策略人为分割开来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他们长期参加政治斗争的结果，理论上却并不可信（Gordon，1980）。两年后，戈登再次批评了曼德尔，他说，虽然包括曼德尔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强调不平衡发展和资本主义阶段的重要性，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转型，从而在理解资本主义阶段时只提到了“竞争性”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戈登看来，上述做法没有能够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覆盖面和复杂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制度视作资本积累过程的内生因素，则是为了弥补上述做法的不足（Gordon et al.，1982）。 20世紀90年代，戈登在考察长波的内生性/外生性争论（Endogeneity/Exogeneity Debate）时，重提他当年与曼德尔的争论。他指出，曼德尔虽然在解释长波从扩张期到萧条期时着眼于利润率，却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发展，新自然资源得以探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上层建筑’主要事实的战争与革命，都能决定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停滞期和衰退期的性质和相互替代，从而以外生因素解释长波从萧条期到下一次扩张期转向。曼德尔在托洛茨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折衷，却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可，例如，一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批评了曼德尔，并主张完全以利润率解释资本主义长波现象。戈登认为，曼德尔的折衷之所以不够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理论，与曼德尔相比，新熊彼特学派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并以之代指帮助技术革命扩散的惯行制度安排的做法，既顾及到曼德尔所讨论的技术革命，又勾勒出长波不同阶段的关键特征，覆盖面要广于曼德尔的长波研究，从而与资本积累本身的复杂性更为相符。
四、结语
在1994年出版的首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专题论文集中，不同学者就如何推进这一理论发展所持的思路就已相去甚远：戈登与爱德华兹、赖希共同撰文，指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同时具有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内部边界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分隔开来，外部边界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同社会制度中与资本积累无关的各种制度分隔开来（Gordon et al.，1994）。大卫·科兹则重复了先前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批评，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戈登所说，是在形成一个整体之后才促进资本积累的，而是包括核心制度和边缘制度，其中，核心制度率先形成，并推动长波进入扩张期，边缘制度则在稍后逐渐形成（Kotz，1987）。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戈登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强公式化假说，相比于戈登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它与抽象层次分析的距离更远了。
自2003年起，科兹将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用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考察（Kotz，2003）。这种更为具体的考察与资本积累本身到底有多大的相关性？科兹没有像戈登与鲍尔斯、韦斯科普夫的研究那样定量测算这种相关性，也没有从理论层面上予以解释。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无最终定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然没有结束的背景下，如何超越对新自由主义史实的考察，界定新自由主义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长波萧条期之后的积累阶段中所居地位，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所无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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