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年，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那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都会赞一声，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父亲一时答不上来。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親，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唤去。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而且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么？我每每一笑罢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也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么？”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呐？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么？”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父亲怒纠纠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羞愧，又一筹莫展。
记得一个周六晚上，我和老父母、妻子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家人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么？”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他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么？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么？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么？”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连片名都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看向屏幕——哪还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太多了。而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地是他的一份儿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那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都会赞一声，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父亲一时答不上来。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親，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唤去。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而且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么？我每每一笑罢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也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么？”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呐？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么？”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父亲怒纠纠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羞愧，又一筹莫展。
记得一个周六晚上，我和老父母、妻子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家人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么？”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他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么？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么？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么？”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连片名都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看向屏幕——哪还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太多了。而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地是他的一份儿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