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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靠近上地软件园,唐家岭不可能变成这么大规模的聚居村,”谢寒霜说。其实,大多数蚁族选择唐家岭的首要原因是“上班方便”,其次才是“房租便宜”,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基本都在上地和中关村地区。
谢寒霜在北京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接收了他。“软通动力推荐的公司还算‘靠谱’,SJC算是当时对日外包实力较强的公司之一。”
而在《计算机世界》记者对蚁族群体进行的访谈中,虽然被访者在大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与IT产业有关联,要么身在IT类公司,要么从事IT类的技术工作。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茫茫“蚁族”甘心“蜗居”在IT产业中呢?
欲望的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这样归纳“蚁族”不能离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原因——他们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大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在就业时很难找到工作。”
“蚁族”们的家乡大多在乡村和非中心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父母无权无势,回去基本很难出人头地。大学生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因此,找到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是最佳选择。
“如果对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IT产业最集中、用工量最大的就是北京。”IT职业教育专家金鹏这样分析,“上海是金融业中心,珠三角则是传统制造业聚集地,更需要技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在《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在上海、广州以及一些二级城市的大学城和郊区的城中村也有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存在,但他们的分布却较为分散,“大规模聚居”的特征并不明显。在北京,“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北部的海淀区和昌平区,在南部的丰台区、西部的石景山区、东部的通州区也有小范围的聚居现象,但从人口数量和集中度上讲,5万人的唐家岭可谓仅此一例。
“‘蚁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地和中关村。”《蚁族》一书副主编丁诚说。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在海淀区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后,这里有以联想、用友、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两万余家,每年新产生创业企业3000家。
丁诚曾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内做过调研,“这里聚居了2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万,但适合低收入者居住的地方却屈指可数。根据《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上地一套两居室的每月租金已经要3000元左右,往南就是寸土寸金的清华、北大、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上地和中关村工作的“蚁族”们只能继续向北找住处,唐家岭、土井村的聚居状况就此形成。
唐家岭之所以迅速膨胀到今天的5万人,和上地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先后改造和拆迁不无关系,使其成为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大型城中村。“从这一点上说,蚁族被发现还有很大的偶然性。”丁诚说。
白领的“假面”
金鹏发现,随着近几年软件外包的兴起和大量增值网站的建立,IT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排在各大行业前列。这些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也是劳动密集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门槛并不高。“现在要做软件开发,只要是理工科出身,数理基础、逻辑思维能力尚可,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够上手做一些基础业务。”金鹏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很多“黑盒测试”的工作更是没有任何门槛。
“无论是程序员、网管还是销售,至少都算是白领。”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陈宁认为,信息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提供了大量白领的工作机会。“IT产业白领的收入可能不会像金融行业那么高,但从数量上绝对要比金融领域大得多。而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快速消费品行业,虽然用工量也很大,但能算作白领的并不多,大都也不以大学生为招聘对象。”
事实确实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已达755万,去年4月出台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也指出,未来3年内解决就业岗位超过150万个,其中新增吸纳大学生就业近100万人。以人才吸纳能力最强的软件服务外包业为例,2001～2008年全国软件服务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8%。截至200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就已超过180万。根据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提供的数据,仅2009年的前五个月就有1057家外包公司在中国成立,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05个学校开办有计算机本科专业,共计在校生近30 万人。同其它专业相比,这两个数字都是第一。但是,在大学生就业研究机构麦可思发布的调查结果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仅次于法学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第二大专业。
为什么会如此呢?“由于许多专业开办得太过随意,很多大学毕业生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根本无法直接参与实战。”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指出,从课本到实战的过程要么由企业承担,要么是大学生毕业后自己花钱到一些培训机构培训。无论是哪种方式,在实训开始到真正在企业站稳脚跟之前,这些大学生的收入水平不会很高。这也是“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廉价的学历
狄群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被他称为“世界上最不需要门槛的专业”。虽然他所服务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百度,他却与所谓的IT人士毫无关联。
“我就是卖‘竞价排名’的,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最多能打300个,不知道被人骂了多少次。”狄群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1小时,下了班还得继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
一年之后,狄群就开始对每天周而复始的销售工作感到厌烦,他觉得销售工作压力很大,又没有技术含量,浪费了他的“本科毕业”。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同事,还在跟他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狄群彻底崩溃了,“我很怕,这份工作没啥前途。”
于是,狄群决定转行,他决心去搞计算机。文科出身的他一直觉得IT技术很神秘,读计算机专业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专业发展好、起点高、缺人手,毕业最少也能赚4000多。”
在一个培训老师拍着胸脯说“学完就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后,狄群在这家机构开始了手机系统编程的培训。培训地点在中关村附近的苏州街,为了省钱,他连续一个月都在路边摊吃5块钱一份的炒饼,“5块钱在唐家岭可以吃得不错,在中关村却只能吃饱。”
培训后,狄群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外企,但是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资被定为2000元,是当时培训班老师“承诺”的一半。
学技术出身的谢寒霜也不满意自己的工资。虽然被SJC录用作为工程师,但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00元。他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又高价做过培训,“2000块钱,在北京雇个保姆都不止这个价。”
谢寒霜不知道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现象已不足为奇。中国社科院《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已经指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的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甚至有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不及同龄农民工的情况发生。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也表示,按照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计算,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传统白领岗位仅占1/4即25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630万高校毕业生,将有38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进入白领岗位,比例高达60%。
毫无疑问,IT产业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信息产业能否承载起新生IT“蚁族”对未来发展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蚁族”在迷茫中彷徨。
谢寒霜在北京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接收了他。“软通动力推荐的公司还算‘靠谱’,SJC算是当时对日外包实力较强的公司之一。”
而在《计算机世界》记者对蚁族群体进行的访谈中,虽然被访者在大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与IT产业有关联,要么身在IT类公司,要么从事IT类的技术工作。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茫茫“蚁族”甘心“蜗居”在IT产业中呢?
欲望的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这样归纳“蚁族”不能离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原因——他们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大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在就业时很难找到工作。”
“蚁族”们的家乡大多在乡村和非中心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父母无权无势,回去基本很难出人头地。大学生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因此,找到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是最佳选择。
“如果对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IT产业最集中、用工量最大的就是北京。”IT职业教育专家金鹏这样分析,“上海是金融业中心,珠三角则是传统制造业聚集地,更需要技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在《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在上海、广州以及一些二级城市的大学城和郊区的城中村也有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存在,但他们的分布却较为分散,“大规模聚居”的特征并不明显。在北京,“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北部的海淀区和昌平区,在南部的丰台区、西部的石景山区、东部的通州区也有小范围的聚居现象,但从人口数量和集中度上讲,5万人的唐家岭可谓仅此一例。
“‘蚁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地和中关村。”《蚁族》一书副主编丁诚说。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在海淀区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后,这里有以联想、用友、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两万余家,每年新产生创业企业3000家。
丁诚曾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内做过调研,“这里聚居了2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万,但适合低收入者居住的地方却屈指可数。根据《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上地一套两居室的每月租金已经要3000元左右,往南就是寸土寸金的清华、北大、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上地和中关村工作的“蚁族”们只能继续向北找住处,唐家岭、土井村的聚居状况就此形成。
唐家岭之所以迅速膨胀到今天的5万人,和上地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先后改造和拆迁不无关系,使其成为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大型城中村。“从这一点上说,蚁族被发现还有很大的偶然性。”丁诚说。
白领的“假面”
金鹏发现,随着近几年软件外包的兴起和大量增值网站的建立,IT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排在各大行业前列。这些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也是劳动密集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门槛并不高。“现在要做软件开发,只要是理工科出身,数理基础、逻辑思维能力尚可,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够上手做一些基础业务。”金鹏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很多“黑盒测试”的工作更是没有任何门槛。
“无论是程序员、网管还是销售,至少都算是白领。”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陈宁认为,信息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提供了大量白领的工作机会。“IT产业白领的收入可能不会像金融行业那么高,但从数量上绝对要比金融领域大得多。而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快速消费品行业,虽然用工量也很大,但能算作白领的并不多,大都也不以大学生为招聘对象。”
事实确实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已达755万,去年4月出台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也指出,未来3年内解决就业岗位超过150万个,其中新增吸纳大学生就业近100万人。以人才吸纳能力最强的软件服务外包业为例,2001～2008年全国软件服务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8%。截至200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就已超过180万。根据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提供的数据,仅2009年的前五个月就有1057家外包公司在中国成立,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05个学校开办有计算机本科专业,共计在校生近30 万人。同其它专业相比,这两个数字都是第一。但是,在大学生就业研究机构麦可思发布的调查结果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仅次于法学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第二大专业。
为什么会如此呢?“由于许多专业开办得太过随意,很多大学毕业生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根本无法直接参与实战。”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指出,从课本到实战的过程要么由企业承担,要么是大学生毕业后自己花钱到一些培训机构培训。无论是哪种方式,在实训开始到真正在企业站稳脚跟之前,这些大学生的收入水平不会很高。这也是“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廉价的学历
狄群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被他称为“世界上最不需要门槛的专业”。虽然他所服务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百度,他却与所谓的IT人士毫无关联。
“我就是卖‘竞价排名’的,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最多能打300个,不知道被人骂了多少次。”狄群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1小时,下了班还得继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
一年之后,狄群就开始对每天周而复始的销售工作感到厌烦,他觉得销售工作压力很大,又没有技术含量,浪费了他的“本科毕业”。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同事,还在跟他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狄群彻底崩溃了,“我很怕,这份工作没啥前途。”
于是,狄群决定转行,他决心去搞计算机。文科出身的他一直觉得IT技术很神秘,读计算机专业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专业发展好、起点高、缺人手,毕业最少也能赚4000多。”
在一个培训老师拍着胸脯说“学完就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后,狄群在这家机构开始了手机系统编程的培训。培训地点在中关村附近的苏州街,为了省钱,他连续一个月都在路边摊吃5块钱一份的炒饼,“5块钱在唐家岭可以吃得不错,在中关村却只能吃饱。”
培训后,狄群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外企,但是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资被定为2000元,是当时培训班老师“承诺”的一半。
学技术出身的谢寒霜也不满意自己的工资。虽然被SJC录用作为工程师,但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00元。他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又高价做过培训,“2000块钱,在北京雇个保姆都不止这个价。”
谢寒霜不知道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现象已不足为奇。中国社科院《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已经指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的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甚至有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不及同龄农民工的情况发生。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也表示,按照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计算,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传统白领岗位仅占1/4即25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630万高校毕业生,将有38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进入白领岗位,比例高达60%。
毫无疑问,IT产业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信息产业能否承载起新生IT“蚁族”对未来发展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蚁族”在迷茫中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