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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甫出,无疑对中国如候鸟般迁徙于中国大江南北的2亿多农民工是个福音。但是,每年年关将至而能领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务工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微乎其微。“老无所依”一直是这个群体的集体伤痛,日后也必将成为各地财政的主要压力和未来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退保潮何以再现
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意在鼓励农民工踊跃参保,没想到却引发了退保潮:2009年12月31日,深圳市近两万名参保者办理退保手续,人数创深圳历史新高。2010年1月4日,佛山市佛山两千工人为退保堵厂门……
而这主要源于养老保险有两个门槛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和连续缴费,且长达15年的累计缴费年限很难在各地间转移接续。由于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行政区划为边界,采取个人缴费加地方统筹的方式,地方统筹的养老保险金归当地所有参保人共有,所以参保人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时,不可以转走企业缴纳的部分。
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记者表示:“养老保险收费,尤其是对企业收缴保险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涉及到建立档案、资金保管、办理手续,这都需要成本。”唐钧认为,如果都要输出地承担这些成本,会影响收缴的积极性。如果,这些成本由中央财政负担则更好。同时,参保人留下的企业缴的那份钱,也是当地政府一块很大的利益。
有大量的社保资金都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沉淀下来,成为当地政府一笔不小的“预算外收入”。因此,也就出现了很多地方都“愿转不愿接”、对退保大开绿灯的现象。
唐钧认为,目前采取的转移接续方式,显然并非治本之策,同时会导致管理成本的提高,治本之策仍然是尽快全国统筹。
与此同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建议草案上已经增加规定:国家将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现在看来,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高,缴纳的养老保险多,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低,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太大是最难调和的矛盾,“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间财政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难点。
另一方面,唐钧认为还是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技术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有一万亿,但地方却有账没钱,这是最大的障碍。”
唐钧建议,如果按“各缴费地分段计算”,那么他退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都按他的缴费时间及他退休时当地的平均标准给他计算养老金(时间短的可以打个折扣),然后由“退休地统一支付”,就是由退休地都把他各地的领取标准汇总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来给付,钱直接发到他的银行账户上。在中央,建立一个结算中心,各省(市、区)根据流动就业职工的数据资料,到这个中心去进行结算,而流动就业职工和农民工则可以任意选择和变更退休养老的地方。
假如上述设想如愿成立,那么,公众呼吁依旧甚至梦寐以求的“通存通兑的一卡通”将不再是场梦。
迫建社会安全网
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迟迟没有全国联网,实现一卡通式的漫游,究其原因在哪里呢?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这主要涉及到统筹地方之间、尤其是富裕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利益平衡问题。
魏加宁建议,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大量铺路架桥,而是尽快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解决人们后顾之忧,以此刺激消费水平,撬动内需市场。
他指出,基础建设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获益的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失业人员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吃,没有住,就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带来诸多不稳定。现在的情况是,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生死都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去救企业,企业就没有了效率,更会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
企业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就会倒闭,关键还要看有多少企业新生。而政府要解决的是企业破产后,失业的工人要有饭吃,要有社会保障,他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固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政府资金投在这儿,才真正是解决民生问题。
魏加宁指出,日本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陷入绝对贫困之中,需要政府救助。1946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生活保护法》,对处在贫困线以下的所有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有效地帮助穷人渡过了战后经济难关,此后日本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健康保险法》,要求1961年4月以前全国所有市町村中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必须强制参保,日本至此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年金法》,将原来并未参与养老保险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人纳入养老保险中,规定1961年4月以前20岁至60岁的日本农民、个体经营者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所以,到了1961年,日本农村基本上建立起了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近十多年来,日本在经济上一直萧条不振,政治上不断更换政党领袖,国民下岗失业问题迟迟没有改善,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日本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
魏加宁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社会安全网建立起来,否则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未来的发展必定会遭遇巨大的风险。
退保潮何以再现
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意在鼓励农民工踊跃参保,没想到却引发了退保潮:2009年12月31日,深圳市近两万名参保者办理退保手续,人数创深圳历史新高。2010年1月4日,佛山市佛山两千工人为退保堵厂门……
而这主要源于养老保险有两个门槛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和连续缴费,且长达15年的累计缴费年限很难在各地间转移接续。由于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行政区划为边界,采取个人缴费加地方统筹的方式,地方统筹的养老保险金归当地所有参保人共有,所以参保人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时,不可以转走企业缴纳的部分。
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记者表示:“养老保险收费,尤其是对企业收缴保险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涉及到建立档案、资金保管、办理手续,这都需要成本。”唐钧认为,如果都要输出地承担这些成本,会影响收缴的积极性。如果,这些成本由中央财政负担则更好。同时,参保人留下的企业缴的那份钱,也是当地政府一块很大的利益。
有大量的社保资金都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沉淀下来,成为当地政府一笔不小的“预算外收入”。因此,也就出现了很多地方都“愿转不愿接”、对退保大开绿灯的现象。
唐钧认为,目前采取的转移接续方式,显然并非治本之策,同时会导致管理成本的提高,治本之策仍然是尽快全国统筹。
与此同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建议草案上已经增加规定:国家将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现在看来,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高,缴纳的养老保险多,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低,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太大是最难调和的矛盾,“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间财政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难点。
另一方面,唐钧认为还是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技术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有一万亿,但地方却有账没钱,这是最大的障碍。”
唐钧建议,如果按“各缴费地分段计算”,那么他退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都按他的缴费时间及他退休时当地的平均标准给他计算养老金(时间短的可以打个折扣),然后由“退休地统一支付”,就是由退休地都把他各地的领取标准汇总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来给付,钱直接发到他的银行账户上。在中央,建立一个结算中心,各省(市、区)根据流动就业职工的数据资料,到这个中心去进行结算,而流动就业职工和农民工则可以任意选择和变更退休养老的地方。
假如上述设想如愿成立,那么,公众呼吁依旧甚至梦寐以求的“通存通兑的一卡通”将不再是场梦。
迫建社会安全网
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迟迟没有全国联网,实现一卡通式的漫游,究其原因在哪里呢?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这主要涉及到统筹地方之间、尤其是富裕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利益平衡问题。
魏加宁建议,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大量铺路架桥,而是尽快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解决人们后顾之忧,以此刺激消费水平,撬动内需市场。
他指出,基础建设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获益的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失业人员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吃,没有住,就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带来诸多不稳定。现在的情况是,危机一来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业,这是不对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生死都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去救企业,企业就没有了效率,更会产生很大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
企业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就会倒闭,关键还要看有多少企业新生。而政府要解决的是企业破产后,失业的工人要有饭吃,要有社会保障,他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固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政府资金投在这儿,才真正是解决民生问题。
魏加宁指出,日本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陷入绝对贫困之中,需要政府救助。1946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生活保护法》,对处在贫困线以下的所有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有效地帮助穷人渡过了战后经济难关,此后日本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健康保险法》,要求1961年4月以前全国所有市町村中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必须强制参保,日本至此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年金法》,将原来并未参与养老保险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人纳入养老保险中,规定1961年4月以前20岁至60岁的日本农民、个体经营者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所以,到了1961年,日本农村基本上建立起了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近十多年来,日本在经济上一直萧条不振,政治上不断更换政党领袖,国民下岗失业问题迟迟没有改善,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日本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
魏加宁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社会安全网建立起来,否则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未来的发展必定会遭遇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