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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第一次到新疆，但对它没有陌生感。它的太阳，与我故乡大兴安岭夏至前后的太阳太像了，对人间千般的不舍，迟迟不落。我曾在晚上八点钟，和几位朋友在伊犁河畔的一座八角亭里，看一对对盛装的新人，沐浴着阳光，在音乐和清风中翩翩起舞。看过了婚礼的热闹，九点钟吧，我又独自溜到果园摘杏子吃。而这个时刻的太阳，还明晃晃得如一面铜锣呢，惹得我直想往它身上投几个杏子，砸出点回音来。
除了这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太阳，其满面的青春气让我熟悉，还有一块土地在我的意念中也是熟悉了的，那就是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察布查尔，是锡伯语“粮仓”之意。而生活在这儿的锡伯人，是两百多年前从东北迁徙而来的。
锡伯人最初游猎于大兴安岭东麓，他们的始祖是鲜卑人。两千年前，鲜卑人走出大兴安岭森林，挺进中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历时148年。在大兴安岭阿里河密林深处，有一个嘎仙洞，1980年在石室内发现了石刻祝文，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这个神奇的洞窟，无疑是他们的“祖庙”。我曾在1986年探访过嘎仙洞，洞口呈三角形，洞内宽大幽深得如精心开凿的军备库，能容几辆卡车并行。我还记得抚摩了一下镌刻着祝文的石碑，其彻骨的阴凉至今难忘。那个年代，从中原到大兴安岭，快马也要走上十天半月的。拓跋焘得天下后不忘宗祖，让我对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据史书记载，拓跋焘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他崇尚节俭，厌恶奢华，率军时赏罚分明，曾有“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的至理名言。可惜这样的英雄，最终为手下的宦官所杀。看来自身的光芒过于耀眼了，刀剑的寒光逼近时，会难以辨析。而这混迹其中的不祥之光，往往跟毒蛇一样，看准时机，就会突然下口，熄灭一种大光明。于是，历史上也就有了一幕又一幕的黑暗时刻。
鲜卑后人的锡伯人，走出大兴安岭后，主要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们骑马善射，英勇无畏。所以，当清朝的西部边疆频频受到外敌侵扰时，乾隆皇帝想到了他们，发动了伟大的“长征”，抽调了锡伯族官兵一千多人，连同他们的家眷，共计三千两百多人，于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让集结在盛京(今沈阳)的他们，开始了西迁戍边。从沈阳到伊犁，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的话，是从东到西的一条漫长的线。两百多年前，依赖马车牛车前行的他们，要穿越这样的一条线，其艰辛可想而知。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农历八月经由蒙古高原时，正遇上暴风雪，牲畜大批死亡，人员多有冻伤，军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度过严冬。次年草返青后，他们从蒙古部落借了战马和骆驼，继续西行，谁知到达科布多时，恰逢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洪水阻隔，他们被迫停滞两个月。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挖野菜充饥。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伊犁。乾隆皇帝给他们西迁的期限是三年，而锡伯人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如果刨除被风雪和洪水围困的日子，这支队伍走完全程，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堪称奇迹!最让人震撼的是，队伍到达目的地时，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其中就有在旅途中出生的三百多个婴孩!可以想见，在漆黑如墨的暴风雪的夜晚，在洪水泛滥的血色黎明，锡伯人身上涌动的那股原始的生命之泉，是多么强旺。这样的民族，无疑是人间的牧歌天堂!
我们来到察布查尔的时候，是晚上七时许。参观锡伯族西迁纪念馆时，刚看完第一个展馆的西迁沙盘图，接待方就唤我们回返，说是当地的领导已经前往餐厅迎候，我们必须赶回去吃饭。我便与他们商量，能否容我们快速看完?只需一刻钟就行，谁知被斩钉截铁告知不可。回到旅行车上，我再次央求，仍未果，干是倔脾气上来了，抬腿下车，不管不顾的，奔回纪念馆。令我感动的是，旅美学者查建英女士也随之下了车。我们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两个馆，看到的是一些兵器和生活用具，然后来到院子。那里有一个小型射箭场，两面靶子竖在草地上。查建英拉弓射箭，箭中靶上，欢呼雀跃；而我不得要领，几次拉弓，箭在弦上，始终不发。馆长便手把手教我，终于射出一箭，不过它没有飞向靶子，而是一头栽在泥土中，壁立于青草之间，仿佛它就是青草中的一员。
离开察布查尔后，我们去了喀什。从南疆返回乌鲁木齐时，恰好是七月五日的黄昏。我们入住宾馆不久，城区暴力恐怖事件的消息传来。在那个不眠之夜，我几次走到宾馆的院子，在高大的树丛中游魂似的飘来荡去。那个夜晚的声音和气味，把我的心撕裂了。我的心在滴血的时候，眼前不时闪现出那支飞向泥土的箭。我多么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刀，只在欢歌时屠宰牲畜才亮出锋刃；所有的石头，只为女人在河畔哼着歌谣捶打衣服而生；而所有的棍棒，不过是为了打落果园中高挂枝头的桃李。我多么希望，我射出的那支飞向泥土的箭，会在秋日的寒露中，与万物同枯，与血腥永别，在转年的春天，安然复苏为一棵清香四溢的草，做露珠的巢。
除了这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太阳，其满面的青春气让我熟悉，还有一块土地在我的意念中也是熟悉了的，那就是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察布查尔，是锡伯语“粮仓”之意。而生活在这儿的锡伯人，是两百多年前从东北迁徙而来的。
锡伯人最初游猎于大兴安岭东麓，他们的始祖是鲜卑人。两千年前，鲜卑人走出大兴安岭森林，挺进中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历时148年。在大兴安岭阿里河密林深处，有一个嘎仙洞，1980年在石室内发现了石刻祝文，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这个神奇的洞窟，无疑是他们的“祖庙”。我曾在1986年探访过嘎仙洞，洞口呈三角形，洞内宽大幽深得如精心开凿的军备库，能容几辆卡车并行。我还记得抚摩了一下镌刻着祝文的石碑，其彻骨的阴凉至今难忘。那个年代，从中原到大兴安岭，快马也要走上十天半月的。拓跋焘得天下后不忘宗祖，让我对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据史书记载，拓跋焘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他崇尚节俭，厌恶奢华，率军时赏罚分明，曾有“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的至理名言。可惜这样的英雄，最终为手下的宦官所杀。看来自身的光芒过于耀眼了，刀剑的寒光逼近时，会难以辨析。而这混迹其中的不祥之光，往往跟毒蛇一样，看准时机，就会突然下口，熄灭一种大光明。于是，历史上也就有了一幕又一幕的黑暗时刻。
鲜卑后人的锡伯人，走出大兴安岭后，主要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们骑马善射，英勇无畏。所以，当清朝的西部边疆频频受到外敌侵扰时，乾隆皇帝想到了他们，发动了伟大的“长征”，抽调了锡伯族官兵一千多人，连同他们的家眷，共计三千两百多人，于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让集结在盛京(今沈阳)的他们，开始了西迁戍边。从沈阳到伊犁，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的话，是从东到西的一条漫长的线。两百多年前，依赖马车牛车前行的他们，要穿越这样的一条线，其艰辛可想而知。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农历八月经由蒙古高原时，正遇上暴风雪，牲畜大批死亡，人员多有冻伤，军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度过严冬。次年草返青后，他们从蒙古部落借了战马和骆驼，继续西行，谁知到达科布多时，恰逢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洪水阻隔，他们被迫停滞两个月。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挖野菜充饥。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伊犁。乾隆皇帝给他们西迁的期限是三年，而锡伯人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如果刨除被风雪和洪水围困的日子，这支队伍走完全程，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堪称奇迹!最让人震撼的是，队伍到达目的地时，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其中就有在旅途中出生的三百多个婴孩!可以想见，在漆黑如墨的暴风雪的夜晚，在洪水泛滥的血色黎明，锡伯人身上涌动的那股原始的生命之泉，是多么强旺。这样的民族，无疑是人间的牧歌天堂!
我们来到察布查尔的时候，是晚上七时许。参观锡伯族西迁纪念馆时，刚看完第一个展馆的西迁沙盘图，接待方就唤我们回返，说是当地的领导已经前往餐厅迎候，我们必须赶回去吃饭。我便与他们商量，能否容我们快速看完?只需一刻钟就行，谁知被斩钉截铁告知不可。回到旅行车上，我再次央求，仍未果，干是倔脾气上来了，抬腿下车，不管不顾的，奔回纪念馆。令我感动的是，旅美学者查建英女士也随之下了车。我们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两个馆，看到的是一些兵器和生活用具，然后来到院子。那里有一个小型射箭场，两面靶子竖在草地上。查建英拉弓射箭，箭中靶上，欢呼雀跃；而我不得要领，几次拉弓，箭在弦上，始终不发。馆长便手把手教我，终于射出一箭，不过它没有飞向靶子，而是一头栽在泥土中，壁立于青草之间，仿佛它就是青草中的一员。
离开察布查尔后，我们去了喀什。从南疆返回乌鲁木齐时，恰好是七月五日的黄昏。我们入住宾馆不久，城区暴力恐怖事件的消息传来。在那个不眠之夜，我几次走到宾馆的院子，在高大的树丛中游魂似的飘来荡去。那个夜晚的声音和气味，把我的心撕裂了。我的心在滴血的时候，眼前不时闪现出那支飞向泥土的箭。我多么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刀，只在欢歌时屠宰牲畜才亮出锋刃；所有的石头，只为女人在河畔哼着歌谣捶打衣服而生；而所有的棍棒，不过是为了打落果园中高挂枝头的桃李。我多么希望，我射出的那支飞向泥土的箭，会在秋日的寒露中，与万物同枯，与血腥永别，在转年的春天，安然复苏为一棵清香四溢的草，做露珠的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