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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达庸大使1990年底至1994年4月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他赴任时，海湾战争即将打响；离任时，伊拉克仍被制裁封锁。这是一段见证历史、很不平凡的经历，郑大使据此写就了《三进巴格达——我看到的海湾战争》一书。本刊特意摘取了“每一进”巴格达的精彩亮点，以飨读者。 ——编者手记
中央决定派遣钱外长出访中东
1987年初，我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调往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简称北也门）工作，任大使。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一国不能有两位大使同时在任。6月初，外交部通知我回国，待命前往伊拉克当大使。出乎意料的是，我还没有出发，中东地区形势就出现了重大变化。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美国乘机而动，向海湾调兵遣将。萨达姆会不会从科威特撤军？美国会不会对伊拉克动武？一时间，各方议论纷纷。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国驻约旦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类似的建议。
中央对此进行了再三的斟酌和考虑，于11月初决定派遣钱外长出访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四国。中国此时派代表团访问中东，有足够理由：第一，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通宵达旦出席相关会议，随身携带电话，与国内24小时“热线联系”。第二，自1956年中国同埃及建交以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长期保持正常友好的關系，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不断发展。现在中东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国没有什么具体行动，用老百姓的话讲，有点说不过去。第三，中国同冲突各方都能说得上话。尤其是刚刚同沙特建交（1990年7月），有条件到海湾大国沙特那里听听意见。海湾危机爆发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成立了联军，断绝了与伊拉克的直接官方接触。而有分量的阿拉伯国家在奔走一番之后，也有意无意地对伊拉克有所回避。有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派出特使去海湾做做工作。
我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跟随钱外长出访的还有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外长秘书沈国放等人。当时我还没有赴任，尽管伊拉克政府已经同意中国任命我为驻该国大使，但没有赴任也就没有递交国书（根据国际惯例，新任大使必须递交国书或国书副本后方能开始活动）。好在我是钱外长的随行人员，伊方又已经知道我是新任大使，问题不大。后来在伊活动时，伊方委实把我当成中国大使。
一周内（11月6日至13日）访问四个国家，日程很紧，且伊拉克和科威特上空已经封锁。代表团打破常规，向联合国监督实施对伊制裁的“661委员会”（1990年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61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进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编者注）申请，获准飞经伊、科上空。出访前，钱外长强调，此次出访性质比较特殊，主要是到海湾现场了解和调查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带解决方案，不充当调解人，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和平解决。
11月6日上午9点，代表团专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在当时的情势下，钱外长出访中东，和多位国家领导人会谈，在我国外交史上算是一次不多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穿梭外交”活动。
“巧遇”美国国务卿贝克
当日下午三点，专机抵达开罗。代表团稍事休息后便奔赴开罗老机场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在开罗“巧遇”，这是对外的说法。事实是，当时贝克也在开罗与埃及政府商谈海湾危机问题。美方获悉钱外长出访中东，私下要求在开罗安排见面。由于贝克当天就要离开开罗，会谈就安排在贝克专机起飞的开罗老机场。
贝克开门见山，寒暄几句就转入正题。他强调了几个方面：第一，美国要继续制裁伊拉克，继续向海湾增兵，对伊全面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一旦危机解除，美国会从海湾撤兵，只保留二战以来在海湾的海军力量。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联合国授权其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第二，美国反对“部分解决方案”（指伊拉克以撤军换取跨越伊科边界的整个鲁迈拉油田、布比延岛等出海口）。第三，美国反对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解决阿以争端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当时，面对严峻的外部压力，萨达姆打起“巴勒斯坦牌”，将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挂钩，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前提是以色列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撤军。美方认为如果同意这两个问题相挂钩，那萨达姆就成了解决中东问题（其核心就是巴以问题）的“英雄”。
钱外长告诉贝克：此次出访中东，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中国没有方案，我也没有被授权进行调解。我们在安理会框架内对伊领导人进行劝说。我会坦率地告诉他们，要么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要么遭受严重灾难。中国对海湾局势感到不安和忧虑。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贝克问钱外长：中国方面认为对伊制裁多少时间可以奏效？如果制裁无效，能否考虑其他手段？看来，贝克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对动武的态度。钱外长说，对制裁奏效所需的时间很难做出准确估计。中方希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能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做，后遗症可以少一些。钱外长转而问贝克，美国派军驻扎沙特，说是为了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钱外长和贝克谈了一个半小时。贝克一再强调，美国强硬立场不会改变，对和平解决危机也不抱乐观态度。听话听音，贝克对中国做出的和平努力，并不给予积极表态。看来，贝克急于会见钱外长，一是为了摸清我们对美国动武可能的反应，二是打算“先入为主”，对中国施加影响——谁也不得干预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主导地位，不能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对于我们而言，能尽早摸到美国的底牌，也有利于之后的访问。
萨达姆话锋一转：美国真的要打仗？ 对埃及、沙特和约旦的访问结束后，11月11日代表团专机降落在巴格达的萨达姆国际机场。机场相当现代化，但是由于制裁，国际航班多半已经停飞，机场显得冷冷清清。
第二天上午，代表团驱车前往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巴格达的官邸。谈话一开始，阿拉法特就单刀直入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应同科威特问题一起解决。阿拉法特说，战争对美国也相当危险，会产生不稳局面。伊斯兰和其他力量将会对美国搞恐怖行动，石油设施也会被摧毁，石油生产将长期停止。阿拉法特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支持萨达姆的“挂钩”论，借萨达姆的力量为巴勒斯坦问题寻求出路。对科威特被占领一事，阿拉法特则轻描淡写，有意回避。同阿拉法特会谈时，钱外长没有说多少话。
随后，代表团前往萨达姆的办公地点。我们早就听说萨达姆的办公地点和住所很神秘，果然，代表团车队在城里兜来兜去，不知转了多久，忽然在一栋高大建筑物群处停了下来。我们走进会客室，停留一会，又走出会客室，换车，换司机，再出发，来到一个类似军事驻地的地方。这里的门卫和官员都身穿清一色的复兴党制服，有的佩带手枪，有的手持冲锋枪。
看到此景，我不由想起在也门当大使时，有一次也门总统萨利赫给萨达姆送行，我也在现场。停机坪上停放着萨达姆的专机——美制波音747客机，不远处停着一架小型喷气式客机。萨达姆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然后向专机走去，进入机舱。谁知，不一会儿专机的舱门又打开了，萨达姆走下舷梯，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走向另一架飞机。这时，一位阿拉伯国家使节小声对我说，你看萨达姆在哪架飞机？我回答，他刚刚上了另外一架飞机呀。这位大使笑了笑说，不一定，没准他根本没有下飞机，还在专机上呢。我猛然醒悟：对呀，听说萨达姆有好几个替身呢！
回到正题。我们终于在萨达姆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萨达姆身材很魁梧，握手很有力，胡须浓密，嘴角好像有点歪（听说他曾经中风，患过面瘫）。萨达姆给我的初步印象，虽不似传说中的张牙舞爪，但自尊自大的神态中透出刚愎自用。
钱外长首先递交了杨尚昆主席给萨达姆的信。钱外长说，中国与伊拉克建交30多年了，关系一直很良好。中国支持阿拉伯的正义事业。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希望和平解决争端。
萨达姆用缓慢的语调说，对话是交换意见的最好方式，是达成一致的最好方式。他介绍了1990年5月到8月伊科两国之间发生的问题。萨达姆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像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一样。伊拉克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以法律形式承认过伊科边界。两伊战争后，科威特蚕食伊拉克领土，偷窃伊拉克石油资源。现在，科威特利用美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原因在于伊拉克一直呼吁以色列必须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土撤出去。再有，美国企图全面绝对地控制中东石油，早就说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让一个国家控制中东石油？”萨达姆伸出一个指头，摆了摆，大声说：“不对！”萨达姆还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以积极态度对待“8.12倡议”（即巴勒斯坦问题与科威特问题相挂钩）。
说到这里，萨达姆顿住，话锋一转问：“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钱外长首先反驳了萨达姆把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关系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中国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外长强调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联合国决议没有授权哪个国家派军队，但美国和盟国已组织了联军。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战场就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会遭受严重损失。现在要争取推迟、减少或避免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不会提出具体方案。如何做应由伊拉克自己决定。
薩达姆听了钱外长的话说道：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的情况下，伊拉克的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钱外长也立即起身同他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同萨达姆的会谈，钱外长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坦率，把我国的立场和形势发展的严重性阐述得清清楚楚。代表团在巴格达停留了两天，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手摸到了萨达姆的脉搏，萨达姆的确“病得不轻”。
中央决定派遣钱外长出访中东
1987年初，我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调往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简称北也门）工作，任大使。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一国不能有两位大使同时在任。6月初，外交部通知我回国，待命前往伊拉克当大使。出乎意料的是，我还没有出发，中东地区形势就出现了重大变化。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美国乘机而动，向海湾调兵遣将。萨达姆会不会从科威特撤军？美国会不会对伊拉克动武？一时间，各方议论纷纷。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国驻约旦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类似的建议。
中央对此进行了再三的斟酌和考虑，于11月初决定派遣钱外长出访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四国。中国此时派代表团访问中东，有足够理由：第一，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通宵达旦出席相关会议，随身携带电话，与国内24小时“热线联系”。第二，自1956年中国同埃及建交以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长期保持正常友好的關系，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不断发展。现在中东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国没有什么具体行动，用老百姓的话讲，有点说不过去。第三，中国同冲突各方都能说得上话。尤其是刚刚同沙特建交（1990年7月），有条件到海湾大国沙特那里听听意见。海湾危机爆发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成立了联军，断绝了与伊拉克的直接官方接触。而有分量的阿拉伯国家在奔走一番之后，也有意无意地对伊拉克有所回避。有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派出特使去海湾做做工作。
我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跟随钱外长出访的还有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外长秘书沈国放等人。当时我还没有赴任，尽管伊拉克政府已经同意中国任命我为驻该国大使，但没有赴任也就没有递交国书（根据国际惯例，新任大使必须递交国书或国书副本后方能开始活动）。好在我是钱外长的随行人员，伊方又已经知道我是新任大使，问题不大。后来在伊活动时，伊方委实把我当成中国大使。
一周内（11月6日至13日）访问四个国家，日程很紧，且伊拉克和科威特上空已经封锁。代表团打破常规，向联合国监督实施对伊制裁的“661委员会”（1990年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61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进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编者注）申请，获准飞经伊、科上空。出访前，钱外长强调，此次出访性质比较特殊，主要是到海湾现场了解和调查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带解决方案，不充当调解人，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和平解决。
11月6日上午9点，代表团专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在当时的情势下，钱外长出访中东，和多位国家领导人会谈，在我国外交史上算是一次不多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穿梭外交”活动。
“巧遇”美国国务卿贝克
当日下午三点，专机抵达开罗。代表团稍事休息后便奔赴开罗老机场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在开罗“巧遇”，这是对外的说法。事实是，当时贝克也在开罗与埃及政府商谈海湾危机问题。美方获悉钱外长出访中东，私下要求在开罗安排见面。由于贝克当天就要离开开罗，会谈就安排在贝克专机起飞的开罗老机场。
贝克开门见山，寒暄几句就转入正题。他强调了几个方面：第一，美国要继续制裁伊拉克，继续向海湾增兵，对伊全面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一旦危机解除，美国会从海湾撤兵，只保留二战以来在海湾的海军力量。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联合国授权其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第二，美国反对“部分解决方案”（指伊拉克以撤军换取跨越伊科边界的整个鲁迈拉油田、布比延岛等出海口）。第三，美国反对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解决阿以争端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当时，面对严峻的外部压力，萨达姆打起“巴勒斯坦牌”，将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挂钩，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前提是以色列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撤军。美方认为如果同意这两个问题相挂钩，那萨达姆就成了解决中东问题（其核心就是巴以问题）的“英雄”。
钱外长告诉贝克：此次出访中东，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中国没有方案，我也没有被授权进行调解。我们在安理会框架内对伊领导人进行劝说。我会坦率地告诉他们，要么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要么遭受严重灾难。中国对海湾局势感到不安和忧虑。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贝克问钱外长：中国方面认为对伊制裁多少时间可以奏效？如果制裁无效，能否考虑其他手段？看来，贝克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对动武的态度。钱外长说，对制裁奏效所需的时间很难做出准确估计。中方希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能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做，后遗症可以少一些。钱外长转而问贝克，美国派军驻扎沙特，说是为了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钱外长和贝克谈了一个半小时。贝克一再强调，美国强硬立场不会改变，对和平解决危机也不抱乐观态度。听话听音，贝克对中国做出的和平努力，并不给予积极表态。看来，贝克急于会见钱外长，一是为了摸清我们对美国动武可能的反应，二是打算“先入为主”，对中国施加影响——谁也不得干预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主导地位，不能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对于我们而言，能尽早摸到美国的底牌，也有利于之后的访问。
萨达姆话锋一转：美国真的要打仗？ 对埃及、沙特和约旦的访问结束后，11月11日代表团专机降落在巴格达的萨达姆国际机场。机场相当现代化，但是由于制裁，国际航班多半已经停飞，机场显得冷冷清清。
第二天上午，代表团驱车前往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巴格达的官邸。谈话一开始，阿拉法特就单刀直入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应同科威特问题一起解决。阿拉法特说，战争对美国也相当危险，会产生不稳局面。伊斯兰和其他力量将会对美国搞恐怖行动，石油设施也会被摧毁，石油生产将长期停止。阿拉法特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支持萨达姆的“挂钩”论，借萨达姆的力量为巴勒斯坦问题寻求出路。对科威特被占领一事，阿拉法特则轻描淡写，有意回避。同阿拉法特会谈时，钱外长没有说多少话。
随后，代表团前往萨达姆的办公地点。我们早就听说萨达姆的办公地点和住所很神秘，果然，代表团车队在城里兜来兜去，不知转了多久，忽然在一栋高大建筑物群处停了下来。我们走进会客室，停留一会，又走出会客室，换车，换司机，再出发，来到一个类似军事驻地的地方。这里的门卫和官员都身穿清一色的复兴党制服，有的佩带手枪，有的手持冲锋枪。
看到此景，我不由想起在也门当大使时，有一次也门总统萨利赫给萨达姆送行，我也在现场。停机坪上停放着萨达姆的专机——美制波音747客机，不远处停着一架小型喷气式客机。萨达姆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然后向专机走去，进入机舱。谁知，不一会儿专机的舱门又打开了，萨达姆走下舷梯，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走向另一架飞机。这时，一位阿拉伯国家使节小声对我说，你看萨达姆在哪架飞机？我回答，他刚刚上了另外一架飞机呀。这位大使笑了笑说，不一定，没准他根本没有下飞机，还在专机上呢。我猛然醒悟：对呀，听说萨达姆有好几个替身呢！
回到正题。我们终于在萨达姆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萨达姆身材很魁梧，握手很有力，胡须浓密，嘴角好像有点歪（听说他曾经中风，患过面瘫）。萨达姆给我的初步印象，虽不似传说中的张牙舞爪，但自尊自大的神态中透出刚愎自用。
钱外长首先递交了杨尚昆主席给萨达姆的信。钱外长说，中国与伊拉克建交30多年了，关系一直很良好。中国支持阿拉伯的正义事业。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希望和平解决争端。
萨达姆用缓慢的语调说，对话是交换意见的最好方式，是达成一致的最好方式。他介绍了1990年5月到8月伊科两国之间发生的问题。萨达姆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像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一样。伊拉克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以法律形式承认过伊科边界。两伊战争后，科威特蚕食伊拉克领土，偷窃伊拉克石油资源。现在，科威特利用美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原因在于伊拉克一直呼吁以色列必须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土撤出去。再有，美国企图全面绝对地控制中东石油，早就说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让一个国家控制中东石油？”萨达姆伸出一个指头，摆了摆，大声说：“不对！”萨达姆还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以积极态度对待“8.12倡议”（即巴勒斯坦问题与科威特问题相挂钩）。
说到这里，萨达姆顿住，话锋一转问：“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钱外长首先反驳了萨达姆把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关系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中国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外长强调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联合国决议没有授权哪个国家派军队，但美国和盟国已组织了联军。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战场就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会遭受严重损失。现在要争取推迟、减少或避免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不会提出具体方案。如何做应由伊拉克自己决定。
薩达姆听了钱外长的话说道：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的情况下，伊拉克的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钱外长也立即起身同他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同萨达姆的会谈，钱外长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坦率，把我国的立场和形势发展的严重性阐述得清清楚楚。代表团在巴格达停留了两天，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手摸到了萨达姆的脉搏，萨达姆的确“病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