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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文课本再次翻到第十课，站在讲台上的王升安显得比以前更加自信。在无数次翻开这篇题为“北京”的课文之后，这位小学二年级的老师终于可以讲讲自己亲眼见到的北京了。
“天安门、水立方、故宫、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鸟巢”，眼神不好的王升安没有像往常一样费力地将课本凑在面前朗读课文，就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在北京参观过的地方。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是这次北京之行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厅。
在这里，王升安参加了2012年教师节晚会的录制。晚会里，他的台词只有一句话，“我们来自微山湖的微西小学，我们的学校就在船上，孩子们个个都会划船，整个微山湖都是我们的操场。”
这就是他这次北京之行的身上带着的标签——五所特殊地理位置的学校之一，船上学校的校长。
稀里糊涂当上教书匠
这是一艘大约30米长的水泥船，学校就是在船上搭建的简易板房。上课时，调皮的孩子会把磁铁在铁皮墙上滚来滚去，下课后，全校34个学生则会挤满船两侧半米宽左右的通道。
若有摩托艇从河道经过，教室里吊着的风扇会跟船身一起微微摇晃。但教室里的王升安和他面前坐的9个学生则根本不会察觉。
实际上，王升安已经和这所建在船上的学校一起，默默无闻了30多年。当参加晚会的邀请通过传真发到山东微山县时，县里的领导找到了乡里的领导，问：“你们微西村还有学校么？不是早就被撤了么？”
从北京回来以后，他的学校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九月份到现在，他接待了30多位记者。每次接到要求来采访的电话，王升安都不忘嘱托一句，“可能会让你失望啊，因为我真的没什么事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在他看来，在船上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根本不算什么事迹。而且就是这件事，也是稀里糊涂地开始的。
王升安1978高中毕业，当时因为“政治错误”而留在村里教书的“大知识分子”们开始陆续回城，村里学校的老师越来越少。“考不上大学，对前途感到迷茫”的王升安，来到微西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
尽管之前上学的时候，王升安穿的都是补丁接补丁的衣服，当上老师之后，他还是换上了有四个兜的国防服。“当老师了总得注意点形象不是。”王升安笑着说。不过他那时脚底下穿的仍是底被磨掉以后又重新接过的袜子。
实际上，当时仅有19岁的王升安比讲台底下坐着的孩子们大不了几岁，有的还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有时候，他会和同学们胡侃。一次，在讲完一篇提到伦敦的课文后，王升安突发奇想发动学生们想名字里带“敦”的地名。在想了几个之后，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再也想不起来了，就开始“七不伦敦”、“八不伦敦”的乱扯了。现在，50多岁的王开启想起这一幕，站在船头忍不住地哈哈大笑。
但是王升安已经不大记得那时他教过的课了，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冬天的寒冷，“那时候条件是真苦啊，一到冬天冻得我跟疯子一样满屋子乱跑。”
那时的微西小学还有五个年级，有200多个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只能挤到屋顶上上课。同时，屋顶也是全校的操场。
有的家庭他教过四代人
30多年过去后，现在的王升安已成了微西小学的校长，而王开启的孙女王瑞已经成他们家第四辈受过王升安教育的人。实际上，在微西村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三代人是他教出来的。
如今，他掌管的学校从五个年级缩减为现在包括学前班在内的三个年级，而他手下的“兵”，也仅有曹桂英一个人。
在微西小学，曹桂英有很多职务，她不仅是一年级和学前班的班主任，还掌管着整个学校的财务大权。当然，最重要的“职务”可能还是校长王升安的妻子。
起初，他也不想让妻子当民办教师，“不想让她跟着苦”。当了十来年的民办教师以后，王升安终于在1986年盼来了一次转正的机会。但是，辛苦等待出来的转正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
“当时说是优先照顾湖区的学校，我们离岸近，所以没有我们，”曹桂英说起当年的事依然一肚子不满，“但是你说，只要一涨水，我们不也成湖中心了么？”
“上面有上面的安排嘛，”王升安劝慰有点生气的妻子。
其实，王升安那时每月十几元钱的收入已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家庭了。在一次搬家时，王升安好不容易找了一艘机船，但船上的家当“加起来也不值一百块钱”。搬完家后，他用仅有的钱买了一碟花生米，一碟鸭肝请他们“撮一顿”。来帮忙的人看着“破衣烂衫怪可怜的孩子”，没动筷子就走了。
那时王升安也想过离开学校。他班里的学生们每天都会去湖里捕鱼，每天也能卖五六十元钱，这基本上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终于有一次，在家人的催促下，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学校了，他甚至都已经跟一艘运输船签好了协议。但是到去跟学生告别的时候，又不忍心了。
“这教书啊，有时候跟烟瘾一样，想戒还戒不掉。”老校长嘿嘿地笑。
为了补贴家用，他能做的，只有每天早上3点起来割芦苇根，为家里换来20多元钱的收入。
不仅如此，那时在船上教书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王升安夫妇依然记得，那时的微山湖水面，要比现在的河道宽阔得多，风掀起的浪特别大。一次上课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水泥铸成的校船被风浪推向了湖中心，而重达500斤的铁锚也失去了作用。
“要是船被吹得横过来，水就会从窗户里直接灌进去，全船的人就完了。”当时，王升安跳入湖水中，双脚踩在铁锚的两个钩子上，试图用自己的重量将锚重新压入泥中。但是在狂风中这丝毫不起作用，校船带着铁锚和锚上的校长，一起剧烈地摇摆。
“当时幸亏是遇到了一块芦苇地啊，把锚给勾住了。”校长深吸了一口烟，回忆当时双腿被勾得满是伤口的场景，沉默了下来。
就在曹桂英加入微西小学时，这里总共有五个老师，慢慢地，这些代课老师都离开了校船，终于校船上只剩下她和王升安。
这个时候，学校里再也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一旦惹这个妻子兼代课老师生气，她就会赌气说，“我不管了，三个年级都你带去。”
“其实哪能啊，都是气话。”曹桂英背着丈夫偷偷跟记者说。至今，这个得了厚厚一沓奖状的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00元。
无法退休的“文艺老青年”
在这个夫妻搭档的学校，分工也很有讲究。妻子负责音乐课，她教孩子们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丈夫负责体育课，在船旁边的一小块轧平的土地上，一旦孩子们要玩老鹰捉小鸡，身高1.8米的王升安就不得不佝偻着腰。
夫妻俩还经常面临突发情况。学前班孩子年龄小，有的会在课堂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这时候，闻见臭味的曹桂英就不得不赶紧把孩子带出去洗裤子，而留下课堂让王升安“救火”。
即使下课以后，夫妻二人的生活也基本围绕着学校转。王升安也抽不出空认真打理自己的鱼塘。甚至当得知在泰安上学的儿子生病时，他们都无法及时赶过去，只能在周五下课以后赶到泰安，然后周日下午再回学校上课。
“当过去时儿子都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天了，我一看眼泪就流出来了，”曹桂英说，“走的时候又哭了一次。”
稍稍空闲的日子，他也更愿意拿养鱼的时间读书，他喜欢读鲁迅，老舍，郭沫若，孙犁，刘绍棠，朱自清，他最喜欢路遥，有的作品甚至能成段地背诵。王升安歪着脑袋问从北京来的记者，“《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还在么？”
这个“文艺老青年”还孜孜不倦地给一个杂志常年投稿，尽管变成铅字的文章不及手掌大。
“可能是文章牢骚有点多吧，”王升安爽朗地嘿嘿一笑。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投稿的一篇《我的民师生活》中写道，“当寒冬来临，我们家挤在一条破船上，风浪来临时，我的心都碎了。”
1989年的夏天，王升安突然发烧。当时正值期末考试，他就自己吃了点退烧药试图扛过去。结果病情反而恶化。终于，持续的高烧让他失去了右眼的角膜。从此他不得不戴上茶色的墨镜。
繁忙的工作让王校长的北京之行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因为他不得不赶紧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在课堂上，王升安跟同学们感慨，他很遗憾没能去成王府井和西单，因为听说北京人“买东西都在王府井，买衣服都在西单。”
“那我估计中央的领导人都得去王府井赶集。”王升安抿着嘴笃定地跟学生们说。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校长又得到了一个喜讯，听说乡里已经决定要向微西小学派一名年轻的老师，这样，50多岁的夫妻俩就能休息休息，甚至可以开始考虑退休的事了。但是，王升安也担心年轻的老师到底能不能派来。“毕竟，到了这个地方年轻人还咋寻媳妇儿啊。”
说起退休，王升安第一个想去的就是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馆里，那多了不起啊。”讲台上的王升安跟学生们描述着。可惜那次在博物馆里，忙着照顾随行学生的王升安，根本没时间细细浏览。
“天安门、水立方、故宫、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鸟巢”，眼神不好的王升安没有像往常一样费力地将课本凑在面前朗读课文，就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在北京参观过的地方。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是这次北京之行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厅。
在这里，王升安参加了2012年教师节晚会的录制。晚会里，他的台词只有一句话，“我们来自微山湖的微西小学，我们的学校就在船上，孩子们个个都会划船，整个微山湖都是我们的操场。”
这就是他这次北京之行的身上带着的标签——五所特殊地理位置的学校之一，船上学校的校长。
稀里糊涂当上教书匠
这是一艘大约30米长的水泥船，学校就是在船上搭建的简易板房。上课时，调皮的孩子会把磁铁在铁皮墙上滚来滚去，下课后，全校34个学生则会挤满船两侧半米宽左右的通道。
若有摩托艇从河道经过，教室里吊着的风扇会跟船身一起微微摇晃。但教室里的王升安和他面前坐的9个学生则根本不会察觉。
实际上，王升安已经和这所建在船上的学校一起，默默无闻了30多年。当参加晚会的邀请通过传真发到山东微山县时，县里的领导找到了乡里的领导，问：“你们微西村还有学校么？不是早就被撤了么？”
从北京回来以后，他的学校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九月份到现在，他接待了30多位记者。每次接到要求来采访的电话，王升安都不忘嘱托一句，“可能会让你失望啊，因为我真的没什么事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在他看来，在船上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根本不算什么事迹。而且就是这件事，也是稀里糊涂地开始的。
王升安1978高中毕业，当时因为“政治错误”而留在村里教书的“大知识分子”们开始陆续回城，村里学校的老师越来越少。“考不上大学，对前途感到迷茫”的王升安，来到微西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
尽管之前上学的时候，王升安穿的都是补丁接补丁的衣服，当上老师之后，他还是换上了有四个兜的国防服。“当老师了总得注意点形象不是。”王升安笑着说。不过他那时脚底下穿的仍是底被磨掉以后又重新接过的袜子。
实际上，当时仅有19岁的王升安比讲台底下坐着的孩子们大不了几岁，有的还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有时候，他会和同学们胡侃。一次，在讲完一篇提到伦敦的课文后，王升安突发奇想发动学生们想名字里带“敦”的地名。在想了几个之后，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再也想不起来了，就开始“七不伦敦”、“八不伦敦”的乱扯了。现在，50多岁的王开启想起这一幕，站在船头忍不住地哈哈大笑。
但是王升安已经不大记得那时他教过的课了，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冬天的寒冷，“那时候条件是真苦啊，一到冬天冻得我跟疯子一样满屋子乱跑。”
那时的微西小学还有五个年级，有200多个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只能挤到屋顶上上课。同时，屋顶也是全校的操场。
有的家庭他教过四代人
30多年过去后，现在的王升安已成了微西小学的校长，而王开启的孙女王瑞已经成他们家第四辈受过王升安教育的人。实际上，在微西村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三代人是他教出来的。
如今，他掌管的学校从五个年级缩减为现在包括学前班在内的三个年级，而他手下的“兵”，也仅有曹桂英一个人。
在微西小学，曹桂英有很多职务，她不仅是一年级和学前班的班主任，还掌管着整个学校的财务大权。当然，最重要的“职务”可能还是校长王升安的妻子。
起初，他也不想让妻子当民办教师，“不想让她跟着苦”。当了十来年的民办教师以后，王升安终于在1986年盼来了一次转正的机会。但是，辛苦等待出来的转正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
“当时说是优先照顾湖区的学校，我们离岸近，所以没有我们，”曹桂英说起当年的事依然一肚子不满，“但是你说，只要一涨水，我们不也成湖中心了么？”
“上面有上面的安排嘛，”王升安劝慰有点生气的妻子。
其实，王升安那时每月十几元钱的收入已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家庭了。在一次搬家时，王升安好不容易找了一艘机船，但船上的家当“加起来也不值一百块钱”。搬完家后，他用仅有的钱买了一碟花生米，一碟鸭肝请他们“撮一顿”。来帮忙的人看着“破衣烂衫怪可怜的孩子”，没动筷子就走了。
那时王升安也想过离开学校。他班里的学生们每天都会去湖里捕鱼，每天也能卖五六十元钱，这基本上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终于有一次，在家人的催促下，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学校了，他甚至都已经跟一艘运输船签好了协议。但是到去跟学生告别的时候，又不忍心了。
“这教书啊，有时候跟烟瘾一样，想戒还戒不掉。”老校长嘿嘿地笑。
为了补贴家用，他能做的，只有每天早上3点起来割芦苇根，为家里换来20多元钱的收入。
不仅如此，那时在船上教书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王升安夫妇依然记得，那时的微山湖水面，要比现在的河道宽阔得多，风掀起的浪特别大。一次上课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水泥铸成的校船被风浪推向了湖中心，而重达500斤的铁锚也失去了作用。
“要是船被吹得横过来，水就会从窗户里直接灌进去，全船的人就完了。”当时，王升安跳入湖水中，双脚踩在铁锚的两个钩子上，试图用自己的重量将锚重新压入泥中。但是在狂风中这丝毫不起作用，校船带着铁锚和锚上的校长，一起剧烈地摇摆。
“当时幸亏是遇到了一块芦苇地啊，把锚给勾住了。”校长深吸了一口烟，回忆当时双腿被勾得满是伤口的场景，沉默了下来。
就在曹桂英加入微西小学时，这里总共有五个老师，慢慢地，这些代课老师都离开了校船，终于校船上只剩下她和王升安。
这个时候，学校里再也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一旦惹这个妻子兼代课老师生气，她就会赌气说，“我不管了，三个年级都你带去。”
“其实哪能啊，都是气话。”曹桂英背着丈夫偷偷跟记者说。至今，这个得了厚厚一沓奖状的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00元。
无法退休的“文艺老青年”
在这个夫妻搭档的学校，分工也很有讲究。妻子负责音乐课，她教孩子们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丈夫负责体育课，在船旁边的一小块轧平的土地上，一旦孩子们要玩老鹰捉小鸡，身高1.8米的王升安就不得不佝偻着腰。
夫妻俩还经常面临突发情况。学前班孩子年龄小，有的会在课堂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这时候，闻见臭味的曹桂英就不得不赶紧把孩子带出去洗裤子，而留下课堂让王升安“救火”。
即使下课以后，夫妻二人的生活也基本围绕着学校转。王升安也抽不出空认真打理自己的鱼塘。甚至当得知在泰安上学的儿子生病时，他们都无法及时赶过去，只能在周五下课以后赶到泰安，然后周日下午再回学校上课。
“当过去时儿子都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天了，我一看眼泪就流出来了，”曹桂英说，“走的时候又哭了一次。”
稍稍空闲的日子，他也更愿意拿养鱼的时间读书，他喜欢读鲁迅，老舍，郭沫若，孙犁，刘绍棠，朱自清，他最喜欢路遥，有的作品甚至能成段地背诵。王升安歪着脑袋问从北京来的记者，“《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还在么？”
这个“文艺老青年”还孜孜不倦地给一个杂志常年投稿，尽管变成铅字的文章不及手掌大。
“可能是文章牢骚有点多吧，”王升安爽朗地嘿嘿一笑。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投稿的一篇《我的民师生活》中写道，“当寒冬来临，我们家挤在一条破船上，风浪来临时，我的心都碎了。”
1989年的夏天，王升安突然发烧。当时正值期末考试，他就自己吃了点退烧药试图扛过去。结果病情反而恶化。终于，持续的高烧让他失去了右眼的角膜。从此他不得不戴上茶色的墨镜。
繁忙的工作让王校长的北京之行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因为他不得不赶紧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在课堂上，王升安跟同学们感慨，他很遗憾没能去成王府井和西单，因为听说北京人“买东西都在王府井，买衣服都在西单。”
“那我估计中央的领导人都得去王府井赶集。”王升安抿着嘴笃定地跟学生们说。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校长又得到了一个喜讯，听说乡里已经决定要向微西小学派一名年轻的老师，这样，50多岁的夫妻俩就能休息休息，甚至可以开始考虑退休的事了。但是，王升安也担心年轻的老师到底能不能派来。“毕竟，到了这个地方年轻人还咋寻媳妇儿啊。”
说起退休，王升安第一个想去的就是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馆里，那多了不起啊。”讲台上的王升安跟学生们描述着。可惜那次在博物馆里，忙着照顾随行学生的王升安，根本没时间细细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