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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1]虽然语言是抽象的、概括的，却能唤起读者的表象联想和想象，产生形象感。诗歌和文学作品是想象的艺术，而诗是语言的精粹，尤其要重视选择运用最易唤起读者联想和想象的词语，使诗句更具形象美感。诗歌的语言特质最具有形象美、情味美、凝练美、音乐美等。在诗歌鉴赏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诗歌语言特质，揣摩体会诗歌形象可感的、意味丰厚的、韵味独特的语言，在品读诗歌的语言中体会诗歌独特的韵味。那么诗歌语言有哪些特点呢？
一、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一首诗就是一幅画或多幅画，是由多个意象组合起来的画。德国文艺评论家莱新说：“诗是动的画，画是动的诗。”诗中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辽阔；有静景的描绘，动态的勾勒；有色彩的点染，线条的流动。
诗歌语言极具形象性，例如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十个文字就构成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很简单，景物只选四样：大漠、长河、孤烟、落日，表现出北方旷远荒凉的印象。给“孤烟”加上个“直”字，可见没有一丝的风，当然也没有风声，于是就有了个静寂的印象。给“落日”加上个“圆”字，并不是说唯有“落”才“圆”，而是说“落日”挂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见“圆”。圆圆的一轮“落日”不声不响地衬托在“长河”的背后，这是一个多么静寂的境界。一个“直”，一个“圆”，在图画方面说起来，都是简单的线条，可和那旷远荒凉的大漠、长河、孤烟、落日正相配，构成一幅十分悲壮的边塞风景画。
二、诗歌语言的跳跃性
闻一多说：“诗的长处在于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出无穷花样，装下无限的内容。”[2]这种弹性就体现为语言的跳跃性。这种弹性的获得来自：一是虚词的省略，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有这样两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十个字都是单音词，而且都是名词，无法分出哪个是主谓宾，哪个是定状补。十个意象并列，却能构成一个完美的意境，使读者在想象中充实言外之意，贴近自然境界。诗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真切的境界和朦胧的意味。二是诗句的跳跃，法国现代大诗人梵乐希曾“把散文比作走路”，“把诗歌比作跳舞”，形象说明了诗歌跳跃而变化多姿的语言特点。试看“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都是时空大跳跃，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白”。三是语序的颠倒。因语序颠倒而诗歌意境更美的实例很多，诸如“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陈子昂《春日登九华观》），“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李白《宫中行乐词六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这些诗句以打破语法规范的“越规”、“违法”的“倒装法”，使诗的语言灵活变异，富于弹性。
三、诗歌色彩语言的情感性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不仅要表现出事物的轮廓及其动态，使形象触手可及，呼之欲出，而且要表现出物象的色彩。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3]诗歌色彩感的形成，相当大的部分是由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承担的。色彩的冷暖传递着诗人不同的情感体验，一般来说暖色预示着热烈、活泼，积极向上，意气风发。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中写秋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毛泽东用暖色写出了秋天的生机勃勃，表达了诗人积极向上的热烈情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美。冷色代表着冷漠低沉，消极颓唐，孤寂凄凉。同样是写秋，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用清、白这一组冷色调，写出了秋的萧瑟、凄凉，抒发了落寞、惆怅、孤独的情怀。
四、诗歌语言的含蓄凝练性
诗人们总希望用最恰当、俭省的字句充分而圆满地表达出最丰富的感情。“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古诗词语言的高度凝练正是诗人刻苦锤炼、精心推敲的结果。我们品味诗歌语言时要特别注意品味那些经过诗人苦心经营、反复锤炼的字、句，品出其中包含的丰富含义和不尽韵味。
为了使语言含蓄隽永、意蕴丰富，诗人们非常注意对诗句中动词、形容词的锤炼。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最富有表现力，一首诗意蕴的深浅主要取决于这类词用得是否恰当和准确。
动词在诗歌里具有“以最小的面积，表达最大的思想”（巴尔扎克语）的神奇作用。在勾勒人物形象、传情达意、摹写物态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诗歌语言的“凝练”特点在动词的应用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中的“敲”字，以声衬静更显静谧，动态演示新奇生动，使静谧中有生气。比“推”字更能点染静中有动，动静相生，增加了审美情绪。再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把春风给江南披上了绿装这一变化活画了出来，生动而又形象。动词、形容词的妙用，大大增添了诗的动人色彩，使诗歌含有了不尽的意境。只要抓住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反复吟唱，就能深刻领会诗家语高度凝练的特点，从而体会出诗歌中浓缩的内涵。
五、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中国上古时的诗歌、音乐、舞蹈原是三位一体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阙。”这里所描述的场面就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综合表演。在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中，对诗、乐、舞三者做了进一步论述：“诗者，志之所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有一种难解难分的特殊的亲缘关系，而音乐美又是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诗经》、乐府诗和历代词曲都能配乐歌唱。在诗歌后来的发展中，虽然与音乐逐渐分离，但仍保留了不少音乐的某些特质，形成诗歌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鲜明的节奏和铿锵调。
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主要因素，诗的节奏是指由于语言排列次序的不同而形成的有规律的抑扬顿挫。中国古体诗的节奏主要在于顿（即诗句中按律单位划分的大体均匀的段落）的安排，一般来说，四言诗是每句两顿，每顿两字节，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五言诗句三顿，每顿两字或一个字，“造化……钟……神季，阴阳……割……昏晓”（杜甫《望岳》）七言诗则每句四顿，每顿两字或一个字。这样读起来便觉节奏明快，跌宕有致，其中顿的字数的划分，固然与字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音调的和谐，近体诗（格律诗及词曲的节奏要求更严格，除了顿和字数的限制以外，还要合乎一定的平仄格律，即按每个字的音调的高低升降，分成平声字和仄声字，在诗句中按一定的格式交替使用，并和顿的安排恰好结合。这种平仄的要求不仅加强了诗句内部的抑扬和声调的变换，而且加强了诗句间的对照，从而增强了诗歌的旋律感，使全诗产生了悦耳的节奏感和极好的音乐效果。
诗歌音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押韵，押韵就是在诗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似的词，形成声音的重复回环，韵脚的重复也可以形成节奏。
总之，只有抓住了诗歌语言的这些特点，才能品味出诗歌的美，从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一、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一首诗就是一幅画或多幅画，是由多个意象组合起来的画。德国文艺评论家莱新说：“诗是动的画，画是动的诗。”诗中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辽阔；有静景的描绘，动态的勾勒；有色彩的点染，线条的流动。
诗歌语言极具形象性，例如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十个文字就构成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很简单，景物只选四样：大漠、长河、孤烟、落日，表现出北方旷远荒凉的印象。给“孤烟”加上个“直”字，可见没有一丝的风，当然也没有风声，于是就有了个静寂的印象。给“落日”加上个“圆”字，并不是说唯有“落”才“圆”，而是说“落日”挂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见“圆”。圆圆的一轮“落日”不声不响地衬托在“长河”的背后，这是一个多么静寂的境界。一个“直”，一个“圆”，在图画方面说起来，都是简单的线条，可和那旷远荒凉的大漠、长河、孤烟、落日正相配，构成一幅十分悲壮的边塞风景画。
二、诗歌语言的跳跃性
闻一多说：“诗的长处在于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出无穷花样，装下无限的内容。”[2]这种弹性就体现为语言的跳跃性。这种弹性的获得来自：一是虚词的省略，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有这样两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十个字都是单音词，而且都是名词，无法分出哪个是主谓宾，哪个是定状补。十个意象并列，却能构成一个完美的意境，使读者在想象中充实言外之意，贴近自然境界。诗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真切的境界和朦胧的意味。二是诗句的跳跃，法国现代大诗人梵乐希曾“把散文比作走路”，“把诗歌比作跳舞”，形象说明了诗歌跳跃而变化多姿的语言特点。试看“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都是时空大跳跃，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白”。三是语序的颠倒。因语序颠倒而诗歌意境更美的实例很多，诸如“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陈子昂《春日登九华观》），“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李白《宫中行乐词六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这些诗句以打破语法规范的“越规”、“违法”的“倒装法”，使诗的语言灵活变异，富于弹性。
三、诗歌色彩语言的情感性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不仅要表现出事物的轮廓及其动态，使形象触手可及，呼之欲出，而且要表现出物象的色彩。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3]诗歌色彩感的形成，相当大的部分是由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承担的。色彩的冷暖传递着诗人不同的情感体验，一般来说暖色预示着热烈、活泼，积极向上，意气风发。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中写秋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毛泽东用暖色写出了秋天的生机勃勃，表达了诗人积极向上的热烈情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美。冷色代表着冷漠低沉，消极颓唐，孤寂凄凉。同样是写秋，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用清、白这一组冷色调，写出了秋的萧瑟、凄凉，抒发了落寞、惆怅、孤独的情怀。
四、诗歌语言的含蓄凝练性
诗人们总希望用最恰当、俭省的字句充分而圆满地表达出最丰富的感情。“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古诗词语言的高度凝练正是诗人刻苦锤炼、精心推敲的结果。我们品味诗歌语言时要特别注意品味那些经过诗人苦心经营、反复锤炼的字、句，品出其中包含的丰富含义和不尽韵味。
为了使语言含蓄隽永、意蕴丰富，诗人们非常注意对诗句中动词、形容词的锤炼。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最富有表现力，一首诗意蕴的深浅主要取决于这类词用得是否恰当和准确。
动词在诗歌里具有“以最小的面积，表达最大的思想”（巴尔扎克语）的神奇作用。在勾勒人物形象、传情达意、摹写物态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诗歌语言的“凝练”特点在动词的应用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中的“敲”字，以声衬静更显静谧，动态演示新奇生动，使静谧中有生气。比“推”字更能点染静中有动，动静相生，增加了审美情绪。再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把春风给江南披上了绿装这一变化活画了出来，生动而又形象。动词、形容词的妙用，大大增添了诗的动人色彩，使诗歌含有了不尽的意境。只要抓住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反复吟唱，就能深刻领会诗家语高度凝练的特点，从而体会出诗歌中浓缩的内涵。
五、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中国上古时的诗歌、音乐、舞蹈原是三位一体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阙。”这里所描述的场面就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综合表演。在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中，对诗、乐、舞三者做了进一步论述：“诗者，志之所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有一种难解难分的特殊的亲缘关系，而音乐美又是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诗经》、乐府诗和历代词曲都能配乐歌唱。在诗歌后来的发展中，虽然与音乐逐渐分离，但仍保留了不少音乐的某些特质，形成诗歌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鲜明的节奏和铿锵调。
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主要因素，诗的节奏是指由于语言排列次序的不同而形成的有规律的抑扬顿挫。中国古体诗的节奏主要在于顿（即诗句中按律单位划分的大体均匀的段落）的安排，一般来说，四言诗是每句两顿，每顿两字节，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五言诗句三顿，每顿两字或一个字，“造化……钟……神季，阴阳……割……昏晓”（杜甫《望岳》）七言诗则每句四顿，每顿两字或一个字。这样读起来便觉节奏明快，跌宕有致，其中顿的字数的划分，固然与字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音调的和谐，近体诗（格律诗及词曲的节奏要求更严格，除了顿和字数的限制以外，还要合乎一定的平仄格律，即按每个字的音调的高低升降，分成平声字和仄声字，在诗句中按一定的格式交替使用，并和顿的安排恰好结合。这种平仄的要求不仅加强了诗句内部的抑扬和声调的变换，而且加强了诗句间的对照，从而增强了诗歌的旋律感，使全诗产生了悦耳的节奏感和极好的音乐效果。
诗歌音乐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押韵，押韵就是在诗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似的词，形成声音的重复回环，韵脚的重复也可以形成节奏。
总之，只有抓住了诗歌语言的这些特点，才能品味出诗歌的美，从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