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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立志强国梦
“我这一辈子工作的几次大的变动，都是根据国家需要。每次转行我都是坚决服从，其中的原因还得从历史说起。”戚发轫说。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家庭，5岁时跟随家人迁往大连。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戚发轫做了亡国奴，直至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大连。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志愿军的伤员从朝鲜乘船被送到大连，作为中学生的戚发轫参与运送伤员。这些伤员都是被美国飞机扫射、轰炸的，场面让人不忍直视，但给少年的戚发轫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从此，“强国”成了他一生最为坚定的理想与信念。
国家不强盛，就会受人家的欺负。所以，那个时候戚发轫就下决心一定要为强国做点贡献。当时意识到造飞机可以强国，所以就立志一定要去学航空、造飞机，建设国防。抱着这样的愿望，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19岁的戚发轫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三个志愿选项，他全都填写了航空专业。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专门成立的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初期，人才奇缺，刚刚毕业的戚发轫服从国家分配，从航空转入导弹研究，正式踏入航天领域。然而，在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钱学森一人见过、研究过导弹。戚发轫等人对导弹的入门学习，也是从钱学森亲自编写的《导弹概论》开始的。1958年时，为了去苏联学习导弹技术，戚发轫花了好几个月补习俄语。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不接受军人去学习。戚发轫等人便脱下军装，打算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名单发下来，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都可以去，唯独戚发轫被拦了下来。因为戚发轫是学总体的，这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苏联不想让中国人获取核心技术。不久，苏联专家全部撤出中国，并带走了所有资料。戚发轫等人清醒地意识到：靠别人靠不了，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前苏联专家撤离后，戚发轫和同事们奋发图强，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的研制工作中，可是1962年发射时却以失败告终。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他们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两年后，“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两弹结合成功。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戚发轫参加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都成功发射。
就在戚发轫对火箭研制领域越来越入迷时，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他被当时负责卫星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与另外17人一起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调入研究院，成为自行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人们将他们称之为“航天十八勇士”。这是戚发轫此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中国航天的重要起点之一。之后的20多年里，戚发轫先后担任了“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花甲之年开辟新领域
2003年10月1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升空，成功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太空。而在“神舟五号”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的人正是戚发轫。
回忆神州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戚发轫感慨良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决定搞载人航天工程，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那一年他已年近花甲，压力和顾虑可想而知。“我去前苏联看过他们发射载人飞船，发射时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安全地把航天员们送入太空。我就在想，将来送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上天之前，我能说这句话吗，我能签这个字吗？”面对国家需要，戚发轫还是挑起了重担。他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中“神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在花甲之年再次開辟新领域。
一上任，他便做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组织队伍。当时我们的队伍结构中，总师、副总师都是老头，其余的都是年轻人，那个时候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有句话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队伍中的人员流失了很多，我们组建的是一支‘老头’加‘小伙子’的队伍。二是拿出一个方案，当时关于飞船的方案可以借鉴美国和前苏联的，两国方案各有利弊。美国的返回舱比较大，航天员在里面比较舒适，但是不利于返回；前苏联的返回舱较小，容易返回，但是抛弃了生活舱，是可惜的。经过多次商定，我们最后决定借鉴前苏联的方案，但是把返回舱稍微改大一些，然后再将生活舱改成轨道舱，在返回过程中留到轨道上，让它变成一个小实验室，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既减少了浪费，又在保证航天员相对舒适的基础上降低了返回的难度。三是组建一个试验基地，现在的北京航天城也就是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四是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因为飞船分系统和设备的研制都分属于不同部门，所以，必须要有一套可行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戚发轫的首任飞船“总师”工作，就这么紧张地开始了。
经过7年努力，1999年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一步！2001年1月10日，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飞船的系统结构有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新的提高。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发射成功，运载火箭、飞船和测控发射系统进一步完善，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发射成功，除没有载人外，其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我国成为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曾有人问，神舟五号发射时你怎么不紧张呢？戚发轫笑着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神舟一号发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当年研制神舟一号的情况很特殊。立项的时候要求“争八保九”——即争取1998年首次发射，确保不晚于1999年发射。因为“神舟”首飞被列入当年澳门回归、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庆典三件大事之一。但是按照飞船的研制进度，要实现这个目标太困难。为什么？戚发轫回忆说，按照程序，我们1998年11月才做初样地面试验，暴露出问题后进行改进，然后再生产，送正样上天。从初样地面试验到正样发射只有不到一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军令状已经立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准时发射。最后真让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借鉴曾研制过的返回式卫星的经验，利用做过地面试验的初样的部分组件，改装成用于发射的正样飞船。这个办法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就下定决心这样做，也获得了领导的支持。
面对党和国家的高度期望，在经过不到两年的奋战之后，戚发轫带领的那支“老头”加“小伙子”的队伍，成功解决了“神舟一号”发射的关键问题：1999年11月20日6点30分，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至此，中国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一步！
谁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
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这也是戚老最感到内疚的事情。谈到此处，他深情地说，“在生活中我没有当好一个儿子，没有当好一个丈夫，更没有当好一位父亲。年轻时对父母，结婚以后对妻子，老了对儿女，都没有尽责，照顾很少。” 儿女小时候，每逢过节要买什么食品时，他都只好对孩子们说：“你们如果想吃，就自己排队去买吧！”于是，每每是七岁的老大牵着两岁半的老二，去排队购买当时按计划供应的、少得可怜的各类食品。
2000年，他的夫人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但神舟二号飞船正处在攻坚的重要阶段，戚发轫几乎没有时间去陪伴老伴，就连“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也没能兑现。2001年，戚老的老伴儿不幸因病去世。正在承担神舟四号任务的戚老顾不上悲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因为他知道，看中国的宇航员进入太空，也是老伴儿生前最大的愿望。但当戚发轫作为总设计师的神舟五号飞船把我国航天员送入太空时，老伴已经不在了。这也成了戚发轫一生的遗憾。戚发轫说：“我没后悔过，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很自豪的事情。干事业总会有牺牲。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几代人去支撑。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抉择，我还是会优先选择服务国家。”
戚发轫深深爱着自己的老伴儿和家人。老伴儿去世了好几年，戚老仍不愿搬进更宽敞的新房，甚至连老伴儿留下的物品他都力保原样。他说，这样子，就像她一直还在……与此同时，戚老也觉得自己亏欠她太多太多。为了支持戚发轫的航天事业，贤慧的妻子姜福玲总是一人承担着所有的难事、烦心事。决不让丈夫有丝毫分心，这是她一贯的行事准则。
两个人能如此心甘情愿地奉献，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更大的爱。戚老说：“一个人最大的爱是爱国”。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戚老把一生最多的心血和汗水贡献给了国家。在戚老心中，愛国是理所当然的，是不需要讨论的。
有爱才有坚持。在一次采访中，戚发轫讲述了当年搞两弹结合时的往事。试验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连帐篷都没有，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地窝子”里。所谓“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在坑上面搭个支架，坑里面再放一个大通铺，几十个人睡在一起。试验要两班倒，下夜班的人回去也不敢开灯，一个不小心，就睡到了别人的被窝……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靠着大家的毅力与智慧，“两弹搞成了，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厉害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是航天人的特质：爱党、爱国，使命、奉献！
星空浩瀚，探无止境。从嫦娥奔月的飞天神话，到屈原“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天问，再到纵使粉身碎骨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道路的万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探索茫茫宇宙的脚步。而中国航天人61年来的奋斗与奉献，让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天穹之上，中国人在太空中留下了一百多颗卫星，把11名宇航员成功送上太空；广寒宫旁，“嫦娥”“玉兔”展现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新的创造力；湛湛青天，“天上宫阙”不再仅是诗人美丽的想象，更是中国人迈向浩瀚宇宙的前哨……
而所有这些光荣与梦想，都离不开像戚发轫这样的中国航天人，离不开他们一生的奉献与付出。
他们，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