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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1902年，十九岁中了秀才的他，奉母之命考上了武昌的“文普通中学”。这所离家八百里的新式学堂，是晚清推行新政的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兴办的。正到了心怀天下年龄的宋教仁，得以在课堂里接触到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
就在五年前，梁启超受王先谦等湖南士绅之邀，由粤入湘，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两湖之地一时成为改良思潮的发轫之所，“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宋教仁往武昌求学过境长沙时，虽然梁任公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逐，他尤要瞻望梁的故迹。
以梁为师的年青一辈中，既有宋教仁这样出身贫寒之士，也不乏绅门望族之后。就在宋教仁考入文普通中学后一年，有一后进“补湘人两百年之遗憾”，在殿试中一举而高中进士，此人名谭延闿（时年二十三岁）。他的父亲官至两广总督，为他留下了号称百万金的家财。
开明官绅治理下的两湖，兴办教育，工商业渐有起色，但官费巨靡而效益低下。隆隆驱动的汉冶萍公司出产的钢铁甚至卖不过变法前的小铁矿，而拖着浓烟驶入湘沅流域的外国轮船，则挤掉了五十万纤夫水手的饭碗。
一股激进的思潮混含着排外情绪，让躁动的课堂里渐安不下一张书桌，而宋教仁成了第一批被文普通中学开除的两名学生之一。原因是，有证据表明，他和1904年趁慈禧七十寿辰在长沙起事的革命党人黄兴有染。
事实上，此时的宋教仁已加入了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这个掩人耳目的名字，其实是在武昌一条僻巷里成立的激进社团。就在武昌新军第八镇的炮口之下，它的成员不少来自于一箭之遥的驻防新军工程营，后来成了辛亥革命首役的骨干。
这处鲜为人知的遗迹，在“辛亥之都”武汉原址上新立了铭牌。缺席了首役现场，曾被宋教仁引为终生大憾，于今意外地得到了补偿。而在1904年举事失败的宋教仁、黄兴们，则被年青士绅中的同情者保护了下来，其中就有谭延闿。
次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也大大转移了人们对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当时国内的舆论多以“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评议时局的变化。用宪政研究专家王人博教授的话说，“从彼时直到宋教仁去世，开始了中国人追求宪政最轰轰烈烈的时代”。
酝酿：骚乱息，保路起
1905年6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时，建议立宪，引发了群臣上书响应，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北洋大臣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在联奏中，“立宪则皇位永固，相位旦夕不保，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减轻，一曰内乱可消”的说法，终于触动了慈禧。清廷于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并定下了九年预备立宪期。
不出一年，两湖地区继江苏之后，成为率先成立召开宪政筹备会的省份。三年前高中进士的谭延闿，此时一摇身入了湖南谘议局，已然成为地方上的立宪派领袖，带领着一群在政治上谋进取的年轻士绅和地方富商，操演起了议会行宪。
湖南谘议局大楼于今尤在，西式的会堂气魄宏大，单层的挑高超过四米，只是当年群贤毕至的议席早已被拆除，如今换成了一处弃置的室内羽毛球场。置身这球网如蛛网般挂起的议会厅，百多年前地方议员们为湖南保路而据理力争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真实。
谭延闿等忙于适应新身份的士绅，在把持着大多数官办工商业的老派官绅面前，力陈铁路公办的弊端，以民间出资筑路为可行。他们反对老派官绅对所有人开征盐税的办法集资，而倡议累进税率以免贫民赋役。此说一出，使得立宪派在舆论中颇得支持。 据当年远赴中国考察各地咨议局情况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记载，“良知和礼节，是各省谘议局开会的特点”。而议会初开的两年里，两湖地区明显的骚乱减少了，收回铁路权力和立宪运动渐成新闻的中心。
到了1910年岁末，当军机处站在老派官绅一边，未经谘议局同意，支持地方官府径直发行了一连串铁路债券时，一场前所未见的弹劾军机处的“国会要案”，引发了各省谘议局的联合逼宫。这也成了清廷颁布立宪诏书以来，立宪派最为激烈的一次抗争。
早在1905年，宋教仁就曾质疑清廷立宪的动机，“西太后纵能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当此际，这个亡命日本已逾五年的革命党人，已从陆军科转攻法政科，眼光愈加老到的他，直指立宪派的局限，“中国今日只有宪法大纲，且尚未有施行之效力，而资政院之发生，则由于一纸之上谕，何从得云宪法上机关？”
革命：扎硬寨，破旧屋
立宪派与官僚的角力还在进行，当时汉口的报纸评述，“今日之政府，是一种与吾辈隔绝之物，是一种与吾辈的利益南辕北辙独行其事的集团，因而与吾辈针锋相对。”话已至此，可谓官民的隔阂已极。
1910年资政院开第一次常年会后，各省谘议局代表群集上海，公推代表赴京游说清廷要员，请求速开国会。从上海北上的代表觐见庆亲王时，仍婉转陈词，但求“不流血而开国会，足见吾国之文明”，不想被一句反问搪塞了回来，“国民之程度如何？”立宪代表再要进言，直接遭举茶送客，只得立门槛长叹，“釜水将沸，而游鱼未知。”
连续三次请愿一直持续到1910年末，都以失败告终。改良主义的精神领袖梁启超也开始转而求政党，梁的亲信徐佛苏，谓其为宪政“扎硬寨”。英国驻京代表已在报告中预见到，“从摄政王方面发表出来的对加速立宪要求的又一次拒绝，定将给朝廷带来灾厄危机，并要促成一次革命”。
1911年5月，清廷推出了八名满人、一名蒙古人、四名汉人组成的所谓“皇族内阁”，更消磨掉了最后一点人心，先前与革命派一直势同水火的江苏谘议局局长张骞，也开始转而同情革命。
当此之季，会党纷起。宋教仁、黄兴等人从日本回到国内，再密谋革命，发现行情已大不同于去国之时。当年要用真金白银交结哥老会、三合会，如今以共进会、文学社等各种名目掩护的激进团体多如牛毛；而宪友会、政学会等谘议局内人士组织的改良社团，则蔚然有现代政党的雏形。
据统计，清末仅商会就有900余个，教育会723个，农学会近300处，仅此三项相加，已2000所有余。当时一位西方观察家判断：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而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
立宪派绅商勤于参与公共建设，成为地方上一言九鼎的人物。像湖南谘议局的谭延闿、手握上海华界水电命脉的商人李平书，都成了革命党人极力拉拢的对象。
在武昌发动辛亥首役时，宋教仁则往返沪汉之间，筹划东南响应，以免武汉陷于孤立。首役之后不出一月，在上海的张园（即今天的静安别墅），珠宝商、米豆商捐钱捐物，聚议国事。如今这个被格调小店填满的红砖老洋房区，过去还曾是烟花柳巷之地。但在那个革命的非常年代，会场上铃响三遍之后，台下的绅商立陷入一片轮次发言的踊跃之状。
响应起义的十七省代表，在此商定了临时政府的《鄂州约法》。这部草具后来民国《临时约法》雏形的宪法性文件，依宋教仁的设计，在各省原代议制谘议局的基础上，形成一实质的“责任内阁”。据此，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执掌了湖南都督府，取代革命党人焦达峰，成为主政者；而李平书也在上海都督府被公推为民政长。
湖南社科院的民国史专家章开沅先生谓，“说辛亥打响了第一枪，不如说迈出了第一步，即以鄂州军政府与鄂州约法为象征的民主共和第一步。”
在全国形势未定的革命风潮中，清末不到十年的宪政探索被革命所代替，宋教仁们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避免了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血腥与长期混乱，但比起现代宪政鼻祖英国的转型，近代中国的求索也还只是只闻其响。
革命初成，民国始造。曾经致力于帝制的宋教仁又再出发，走上他念兹在兹的建造议会宪政的不归路。在历史的关键处，他碰上了三颗致命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