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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艺术的交流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了朝鲜半岛古典礼乐文化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中国音乐 朝鲜半岛音乐 唐乐 宋乐 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可溯源到箕子时代。据史料考证，周朝与箕氏朝鲜之间就有可能通过这种往来而进行过音乐艺术的交流。到汉代，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汉四郡地区的联系空前密切。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中国与其音乐艺术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大规模文化交流产生了朝鲜半岛新的音乐文化。此时期，一些中国的乐曲、舞蹈甚至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鼓吹乐。新罗伽耶琴音乐于勒十二曲中的“狮子伎”，就是自中国传入新罗的西域音乐。而从新罗真兴王(540-576年)时期的一些大臣就伽耶乐师于勒所创作的十二首曲子是不是亡国之音进行争论的情况看，儒家的有关音乐与政治关系的音乐思想，显然已经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新罗。
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时代乡乐达到鼎盛时期，而作为新的音乐形态的外来音乐文化悄然而至，开始融入新罗社会，这正是中国唐朝音乐。唐朝音乐的传入，对多种多样地发展以王族为中心的朝鲜贵族社会所要求的新形态音乐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玉宝高等六都品出身的音乐家，受到唐朝音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新形态的音乐，丰富了统一新罗的乡乐。
至此，传输至朝鲜半岛的唐朝音乐至新罗末期与乡乐相对抗，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引起朝鲜半岛音乐发生新的变化的原动力。
高丽时代“唐乐”的概念比统一新罗时代更为宽泛，“唐乐”隶属于高丽王立音乐机关的左部，与乡乐共同，为当时贵族社会音乐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高丽时期“唐乐”的特征为：不仅学习中国唐朝的俗乐，而且由中国音乐人直接到高丽国教授“唐乐”于高丽音乐人。
宋朝音乐于10世纪中叶传至高丽国，中国的乐工被派遣到高丽国，在此进行演奏活动。12世纪前的高丽朝音乐，由乡乐与“唐乐”两大主流而形成，而大晟雅乐的出现致使高丽音乐重新整合为三大主流，因而，历史上也把此时期视为朝鲜半岛音乐发展史上发生重要变迁的时期。大晟雅乐的传入，使朝鲜音乐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象。
作为代表宋朝雅乐发展最高成就的大晟乐，在1105年创制完成不久，就传人高丽。1114年，高丽使臣安稷崇从宋朝带回宋徽宗赠与的新乐器和曲谱以及指诀图。就在这一年，高丽睿宗王(1106～1122年在位)立即将新乐用于太庙祭礼乐。1116年，高丽使臣王字之等人又从宋朝带回大晟乐。从此，大晟乐被高丽王朝广泛用于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文宣王庙等重大祭祀礼仪，构成高丽时代音乐三大系列之一。
到了13世纪，随着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其蒙古族舞蹈及包括音乐在内的公演艺术逐步融入朝鲜半岛艺术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在高丽乐中散见的胡乐即指元朝音乐，胡舞或胡歌即指蒙古族歌舞，此外胡汉杂戏也是从元朝传入高丽国元杂剧中的一种。
金元时期，作为综合音乐、舞蹈、演唱等艺术形式的戏曲艺术开始兴起。当时，元大都是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中心。一些居住在元大都的高丽文人，也是元杂剧的热心观众，高丽王公还曾邀请元朝杂剧艺人到高丽演出。元曲在高丽的流行，曾对高丽时期时调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朝鲜朝时代，由于李氏朝朝鲜推行崇儒斥佛政策，各种祭祀仪礼上使用的中国雅乐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为了复兴礼乐，世宗王(1419～1450年在位)曾任用朴琛对历代音乐进行整理，明确把朝鲜音乐划分为雅乐、“唐乐”和乡乐三大部类。世宗王又派黄植到明朝考察音乐，并绘制各种乐器图样带回韩国。1493年朝鲜朝音乐家成倪编撰的《乐学轨范》是朝鲜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乐学轨范》参照了10种中国文献资料所编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乐学轨范》对雅乐、“唐乐”、乡乐的乐曲、乐谱、乐舞、乐器、乐队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朝鲜朝初期，逐渐出现了“唐乐”的乡乐化趋势，到了朝鲜朝后期，朝鲜半岛音乐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征，其一就是用于呈才伴奏音乐的被称之为“乡唐交奏”的这一较为特殊演奏形态。所谓“乡唐交奏”就是以唐乐器与乡乐器的混合编制，进行唐乐与乡乐的交替演奏。圣宗(1469-1494)年间，以前只用于唐乐演奏的方响、唐笛、桐箫等加入到了演奏乡乐的序列中，使“唐乐器”与乡乐器间显著区别日趋减少，同时“唐乐”的特征也随之淡泊。“乡唐交奏”始于朝鲜朝前期，至朝鲜朝后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艺术的交流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了朝鲜半岛古典礼乐文化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
[1]文成叶，朝鲜音乐史1、2[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8。
[2]文成叶，朝鲜乐器发达史[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5。
[3]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J]，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4]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J]，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1999。
[5]鲁栋银，韩国音乐通论[J]，韩国学术情报(株)。
[6]芳松，韩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一志社，1983。
[7]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246页，中华书局，1977。
[8]宋芳松，韩国音乐通史，92页，一潮阁，1983。
关键词：中国音乐 朝鲜半岛音乐 唐乐 宋乐 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可溯源到箕子时代。据史料考证，周朝与箕氏朝鲜之间就有可能通过这种往来而进行过音乐艺术的交流。到汉代，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汉四郡地区的联系空前密切。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中国与其音乐艺术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大规模文化交流产生了朝鲜半岛新的音乐文化。此时期，一些中国的乐曲、舞蹈甚至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鼓吹乐。新罗伽耶琴音乐于勒十二曲中的“狮子伎”，就是自中国传入新罗的西域音乐。而从新罗真兴王(540-576年)时期的一些大臣就伽耶乐师于勒所创作的十二首曲子是不是亡国之音进行争论的情况看，儒家的有关音乐与政治关系的音乐思想，显然已经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新罗。
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时代乡乐达到鼎盛时期，而作为新的音乐形态的外来音乐文化悄然而至，开始融入新罗社会，这正是中国唐朝音乐。唐朝音乐的传入，对多种多样地发展以王族为中心的朝鲜贵族社会所要求的新形态音乐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玉宝高等六都品出身的音乐家，受到唐朝音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新形态的音乐，丰富了统一新罗的乡乐。
至此，传输至朝鲜半岛的唐朝音乐至新罗末期与乡乐相对抗，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引起朝鲜半岛音乐发生新的变化的原动力。
高丽时代“唐乐”的概念比统一新罗时代更为宽泛，“唐乐”隶属于高丽王立音乐机关的左部，与乡乐共同，为当时贵族社会音乐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高丽时期“唐乐”的特征为：不仅学习中国唐朝的俗乐，而且由中国音乐人直接到高丽国教授“唐乐”于高丽音乐人。
宋朝音乐于10世纪中叶传至高丽国，中国的乐工被派遣到高丽国，在此进行演奏活动。12世纪前的高丽朝音乐，由乡乐与“唐乐”两大主流而形成，而大晟雅乐的出现致使高丽音乐重新整合为三大主流，因而，历史上也把此时期视为朝鲜半岛音乐发展史上发生重要变迁的时期。大晟雅乐的传入，使朝鲜音乐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象。
作为代表宋朝雅乐发展最高成就的大晟乐，在1105年创制完成不久，就传人高丽。1114年，高丽使臣安稷崇从宋朝带回宋徽宗赠与的新乐器和曲谱以及指诀图。就在这一年，高丽睿宗王(1106～1122年在位)立即将新乐用于太庙祭礼乐。1116年，高丽使臣王字之等人又从宋朝带回大晟乐。从此，大晟乐被高丽王朝广泛用于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文宣王庙等重大祭祀礼仪，构成高丽时代音乐三大系列之一。
到了13世纪，随着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其蒙古族舞蹈及包括音乐在内的公演艺术逐步融入朝鲜半岛艺术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在高丽乐中散见的胡乐即指元朝音乐，胡舞或胡歌即指蒙古族歌舞，此外胡汉杂戏也是从元朝传入高丽国元杂剧中的一种。
金元时期，作为综合音乐、舞蹈、演唱等艺术形式的戏曲艺术开始兴起。当时，元大都是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中心。一些居住在元大都的高丽文人，也是元杂剧的热心观众，高丽王公还曾邀请元朝杂剧艺人到高丽演出。元曲在高丽的流行，曾对高丽时期时调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朝鲜朝时代，由于李氏朝朝鲜推行崇儒斥佛政策，各种祭祀仪礼上使用的中国雅乐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为了复兴礼乐，世宗王(1419～1450年在位)曾任用朴琛对历代音乐进行整理，明确把朝鲜音乐划分为雅乐、“唐乐”和乡乐三大部类。世宗王又派黄植到明朝考察音乐，并绘制各种乐器图样带回韩国。1493年朝鲜朝音乐家成倪编撰的《乐学轨范》是朝鲜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乐学轨范》参照了10种中国文献资料所编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乐学轨范》对雅乐、“唐乐”、乡乐的乐曲、乐谱、乐舞、乐器、乐队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朝鲜朝初期，逐渐出现了“唐乐”的乡乐化趋势，到了朝鲜朝后期，朝鲜半岛音乐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征，其一就是用于呈才伴奏音乐的被称之为“乡唐交奏”的这一较为特殊演奏形态。所谓“乡唐交奏”就是以唐乐器与乡乐器的混合编制，进行唐乐与乡乐的交替演奏。圣宗(1469-1494)年间，以前只用于唐乐演奏的方响、唐笛、桐箫等加入到了演奏乡乐的序列中，使“唐乐器”与乡乐器间显著区别日趋减少，同时“唐乐”的特征也随之淡泊。“乡唐交奏”始于朝鲜朝前期，至朝鲜朝后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音乐艺术的交流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通过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了朝鲜半岛古典礼乐文化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
[1]文成叶，朝鲜音乐史1、2[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8。
[2]文成叶，朝鲜乐器发达史[J]，朝鲜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5。
[3]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J]，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4]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J]，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1999。
[5]鲁栋银，韩国音乐通论[J]，韩国学术情报(株)。
[6]芳松，韩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一志社，1983。
[7]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246页，中华书局，1977。
[8]宋芳松，韩国音乐通史，92页，一潮阁，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