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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平（1910～1995），山东省桓台人，1925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宁都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到白区工作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副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建国后调到外交部，先后任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苏联等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等职。
首次赴任罗马尼亚，周恩来要求王幼平务必赶在罗解放节之前递交国书。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代会，王幼平与阿共领袖霍查等人的合影被制成了明信片
1950年6月8日，毛泽东任命王幼平为中国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临行前，周恩来跟王幼平谈话时强调：8月23日是罗马尼亚解放节。务必赶在罗解放节之前递交国书。
7月20日，王幼平偕夫人率领政务参赞刘靖宇等工作人员共20人离京赴任。他们坐火车途经蒙古、苏联，于8月8日中午到达罗马尼亚与苏联交界的边境城市雅西。
这时，罗马尼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带着专门迎宾的礼节列车在雅西等候。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相距600公里，足见罗马尼亚对中国使节是何等尊重。
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德、意法西斯的仆从国。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反动统治。罗马尼亚转入反法西斯阵营。1947年12月30日成立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5日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罗两个二战后获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友好。
罗马尼亚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淳朴。罗马尼亚领导人对中苏两国使节格外亲热、重视。作为新国家的新使节，王幼平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全新的工作。为了全力以赴推动中罗贸易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他跑遍了罗马尼亚所有重要地区和城市。在任4年，王幼平参观过罗马尼亚的石油冶炼，煤矿开采，还到田野里与农民们一起收向日葵，刨甜菜。他向国内及时地报告了罗马尼亚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促成了多起高层访问，签订了一个贸易和经济、科技合作协议。中罗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逐年增多。
王幼平很重视使团工作，与社会主义各国驻罗使团来往非常密切，交了好几个朋友。东德大使经常给王幼平传授外交经验，他离任时赠送王幼平一把小宝剑作为纪念。朝鲜大使原是我八路军干部，解放后回国任平壤市委书记。他也是第一次当大使。共同的革命经历，相同的职务，一样的工作使两位大使倍感亲切。苏联大使麦尔尼柯夫与王幼平的交往最多，他经常是事先不通知，就来使馆聊天。苏联大使还常邀请王幼平去苏联专家工作的工厂、企业参观，到多瑙河上钓鱼、打野鸭，所获猎物两家平分。他是乌克兰人，当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王幼平离任回国时，他送给王幼平一面乌克兰国旗作纪念，还通知国内沿途各大城市外办到车站照料。
1952年3月31日至4月6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拉那举行，中共中央派王幼平作为中共代表出席。
3月31日，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主席团特请中国共产党代表王幼平上主席台。4月7日，阿共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接见外国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阿方特意把中国、苏联、朝鲜、保加利亚4国代表从众人中请出来，安排在第一排。霍查一把把王幼平拉过来把他排在正中，自己站在王幼平的右侧。前排的排列顺序是：王幼平居中，右为霍查，左为朝鲜代表，苏、保两国代表分站两边。这张照片刊登在阿各报的头版。阿邮电部还把这张照片印制成明信片在全国发行。
王幼平在罗马尼亚工作的4年，正是罗巩固新政权，经济起步，建设刚刚开展的新时期。罗举行了全民选举和货币改革，国民议会通过了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发表了关于全国电气化计划的报告。王幼平作为友好国家的使节列席了这些重要会议，应邀参加了罗国内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国务活动。
1954年11月，王幼平结束了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奉调回国。
肩负着新中国人民政府的使命，王幼平再赴挪威。坐着中世纪欧式马车递交国书。美国大使挎着中国大使夫人的胳膊进入宴会大厅
1954年夏，还在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任上，王幼平就被中央安排了出使下一任国家的计划。当时，我国正与北欧的挪威王国举行建交谈判，准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挪威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挪威看到了新中国的崛起，于是毅然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欧、亚、非又有10个国家相继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挪威成为这股承认新中国潮流中的弄潮者。周恩来特别佩服挪威人的勇气，觉得我们要派好的大使去那里。于是，他想到了王幼平。并利用毛泽东接见几位回国休假的大使这一机会作了汇报。在毛泽东和王幼平握手说话时，周恩来插话说：“我在日内瓦已与挪威外交大臣谈过两国建交问题。挪威谈判代表季茂登已经到达北京。打算叫王幼平出任驻挪威大使。”毛泽东点头同意：“好啊，好啊。”
于是，王幼平又领受了新的使命。
1955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王幼平正式向挪威国王哈康七世递交国书。
这天上午9时，王宫的两辆马车在御林军马队的护卫下，浩浩荡荡穿街过市到中国大使馆租住的旅馆，来接中国大使。按照王宫的规矩，使节递交国书不准带随员。由于王幼平不懂外文，礼宾官破例允许王幼平偕一位懂外文的外交官一同前往。于是，王幼平乘坐第一辆马车，随从人员乘坐第二辆马车。两车均为宝石镶嵌，披红挂绿，赶车的人身穿黑色燕尾服，高高的礼帽上插着大鸡翎；卫士们头戴红缨钢盔，身穿金线绣边戎装，腰扎宽腰带，手持红缨长矛。如此一个仪仗队走在小轿车充斥的现代街市上十分耀眼；马车上挂满铜铃，跑起来“叮当”作响，特别引人注目。马车上的中国使节，亲身领略了西方世界的古文明，享受了作为国家元首代表和一国使节的荣耀。
国王的接见大厅在王宫二楼。从大门口到二楼，沿路都有古装卫士手持长矛侍立。王幼平进入大厅，国王已等候在那里。二人相对站立，王幼平行鞠躬礼，双手呈递国书。国王双手接过，与王幼平握手，表示欢迎。然后请记者照相，仪式即告结束。
若干年后，王幼平回忆起这段坐皇家马车递交国书的情节时，颇有感触地说：“当年扛枪当兵、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从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吉普车、奔驰车，每更换一回，虽有感触，但不很强烈，唯独坐马车递国书感受特别强烈。这种感受只有马车里的使节才能体会。同时，我觉得东西方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虽有较大差异，然而在外交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反复琢磨周总理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决心在这个王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解放思想，寻找共同点，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酷爱学习的王幼平，通过书本知识和挪威友人的介绍，了解了这个所驻的国家。但是，王幼平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不但掌握间接经验，而且善于掌握直接经验。他觉得，要想做好外交工作，就得到各地走走看看。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了解所驻在的国家。
王幼平早就听说，靠近北极的挪威，夏天有太阳不落的奇观。
于是，在1956年夏天，王幼平就率部分馆员开车从奥斯陆出发，去1000多公里以外的北部城市福斯克看“太阳不落”。
从首都奥斯陆到北极圈里的博多有高速公路，沿途既有高档旅馆，也有集体住宿的客栈，还有野外宿营地：路旁的树林中、山坡上开出一块块空地，空地上放置有劈柴、绳索、水桶等物资和用具。这类宿营地专供本国和附近国家开车游客，他们可以不住旅馆而自搭帐篷或睡在自己的车里，既节约又别有情趣。在宿营地的一棵树上会有挂着标有“收款处”字样的小桶，收费方式是“主随客便”。但无人看管，交与不交，交多交少，悉由游客自己决定。
挪威朋友告诉王幼平，有的游客因故断了盘缠，旅店、客栈照样接待，记个账，以后寄来就行了。有这样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完整的服务体系，还有周到热情的服务，加上令人神往的景观，游客络绎不绝。
1957年夏天，挪威政府组织驻奥斯陆外交使团去北极圈罗弗敦渔场看捕鱼，这是王幼平参加的第二次长途旅行活动。大家先从奥斯陆乘火车到卑尔根，再从卑尔根坐邮轮前往罗弗敦渔场。游客登船，船长带领船员列队欢迎，铜鼓队吹吹打打，仪式十分隆重。
到达罗弗敦渔场后，船方既组织观看现代拖网渔船捕鱼，又组织观看传统木帆船捕鱼。船方放下小艇，发给每人一根鱼竿，让大家乘小艇自由找地方垂钓。罗弗敦海湾风平浪静，游客们可以放心地坐船垂钓。仿佛进入海中仙境，心情很舒畅。无论游客钓上钓不上鱼，最后人人都“有鱼”。
这次集体长途旅行往返两个星期，给王幼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联想到祖国的渔业和旅游业，回馆后，一鼓作气，向中央写了两个专题报告。回国休假，周恩来找他谈话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挪威的造船、航海、捕鱼、电力和旅游等几大支柱产业发展情况，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具体建议，周恩来很感兴趣，还提了几个问题和他一起讨论。
作为大使，王幼平把周恩来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学习研读，吃透精神。他到挪威后，积极开展活动，“以国家和国家关系为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关系这个形式努力做工作”。因此，中挪关系友好平稳。
1955年8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挪威，国王哈康在王宫举行盛大国宴。王幼平偕夫人史洪潮应邀出席。这种场合礼宾要求极严，宫廷发请帖时均要求来宾确认是否出席，然后在请帖上编上号码。男女来宾均照请帖编号结对进入宴会厅。进入宴会厅时，使节及夫人们按照请帖编号“排对”：男宾要挎女宾的胳膊，而且要主动为女宾服务：拿刀叉、倒酒。
晚上8时，宴会开始，只见大厅里灯火辉煌，宾朋满座，王宫乐队奏起挪威古典迎宾曲，使节和夫人手持请帖，按请帖编号“结对”，然后按顺序入场。王幼平挎的是西班牙大使夫人，而史洪潮正好碰上美国大使。美国大使只好挎上中国大使夫人进入宴会厅。两位国王站在大厅中央与来宾一一握手。
正值英年的伊丽莎白二世身着白色绣花镶嵌宝石的绸缎衣服，外罩长长的白纱，看上去楚楚动人，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更显得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她是宴会大厅理所当然的中心。然而，自从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夫人一露面，中心就从女王这里转移了。
大家惊讶，中美是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把各自视为敌人。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更加仇视、敌视新中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给代表团下了一道不近情理的命令：“美国人不准和中国人握手。”
可是现在，美国大使却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奥斯陆与中国大使的夫人“握手”了，而且是“胳膊挎胳膊”了。杜勒斯那种蛮横无礼的态度受到历史的嘲弄。事实上，美国大使并未按照他们国务卿的荒唐“命令”去做，而是按照正常的国际惯例行事了。
挪威王宫礼宾官的这次技术性安排，为国宴平添了戏剧性效果，为外交使团增加了一个戏剧性的话题。
一时间，美国大使挎中国大使夫人步入宴会大厅一事，成为外交界的一大新闻。
这次宴会的第二个收获是：新中国的外交使节第一次会见英国女王。当时中英之间只有代办级外交关系。因此，可以说，王幼平是和英国女王握手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
周恩来命令正在休假补习外语的王幼平担任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周恩来向王幼平交代援柬事项。西哈努克亲王授予王幼平“友好合作大十字勋章”
1958年7月17日，柬埔寨王国最高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分别通过决议，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十分猖獗，然而柬埔寨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这种正气十分钦佩，表示“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派谁来担任中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呢？周恩来经过考虑，又选择了王幼平。
当时，休假的王幼平正在补习外语。他向周恩来汇报说：“我才刚刚上课一个半月呢。”周恩来果断地说：“从课堂上撤下来嘛！”
根据国际惯例，使节只有抵达驻在国，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或向外交部长递交国书副本之后，才能履行大使职务。由于中柬之间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决定王幼平在没有递交国书前，先履行职务，以便为将来去柬埔寨后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于是破例安排他参加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并当面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王幼平。王幼平不仅参加了双边会谈，还参加了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重要活动。在会见西哈努克之前，毛泽东与王幼平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简短谈话，嘱咐他到柬后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只有毛泽东敢说这样的话。王幼平感到，有了毛主席指示这把尚方宝剑，今后工作起来胆子可以大点了。
8月25日，西哈努克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周恩来偕王幼平一起送西哈努克去机场。
在路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为了向柬埔寨人民介绍中国情况，可否待我们的王大使到任后举办一个展览会？”西哈努克当即表示欢迎，还说：“到时我将为展览会剪彩。”
1958年9月25日，王幼平向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递交了国书，仪式十分隆重。
王幼平在柬埔寨工作期间，牢记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放开手脚，大胆地和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打交道，而且对国内发来的对外宣传的文字资料，凡不适合柬埔寨的内容，就大删大改。1958年12月，中国在金边举办中国建设展览会时，王幼平将解说词中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性词句统统删去，这在使馆和展团工作人员中引起震动。“文革”中，有人把这件事端了出来，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王幼平只好搬出那把尚方宝剑，才平安过关。
1960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访问了亚洲6国。按中柬双方商定的计划，5月5日周恩来访问柬埔寨。
4月3日，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突然去世。周恩来即将到访的柬埔寨赶上元首逝世，全国举哀治丧，周恩来如何访问？外交部的领导迟疑了。为稳妥起见，外交部一方面向周总理和陈毅外长报告，一方面指示王幼平紧急约见柬政府官员，了解周总理到时候访柬是否方便。
王幼平很快回电：柬方表示，如果周总理按原定日期来访，由于正值柬国丧期间，可能会影响接待规格。如果延期到国王火葬之后，周总理将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
然而，周恩来不为自己的接待考虑，而是把两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立即让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回电：请王大使立即约告柬方，代表团如期抵柬，专程吊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会谈。由于柬埔寨王国正值国丧期间，希望柬方接待一切从简，强调中柬友谊不在于接待规格。同时还指示外交部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白色服装，以示庄严隆重。
这一重要举措，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不仅使柬方惊叹佩服，而且使外交部的干部深受教益。
1961年1月底，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总理请王大使来一趟。”
王幼平立即赶往中南海。当他坐在总理办公桌对面时，周恩来先问了问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然后说：“由于美国的干涉，现在老挝内部斗争激烈，联合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处境困难，他现去金边找西哈努克。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国正在酝酿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我已收到西哈努克的来信。中国政府赞成他的倡议，要促成这次会议。富马处境困难，又是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关键，你马上返回金边，拜会富马首相，向他传话……”
周恩来向王幼平交代完外交使命后，接着，又详细询问了我援柬项目的进展情况。谈话时间很长，一直到中午，周恩来仍无结束之意，还留王幼平吃午饭。
王幼平衔命迅速返回金边，立即拜会了富马首相。此时，富马受到来自国外、国内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避居金边，整天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看见中国大使突然光临，又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及重要口信，建议他开展活动，为重开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还向他转交了中国政府对爱国中立力量的现金资助。富马首相心情十分激动，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他对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在他处境最困难之时，伸出友谊之手，雪中送炭，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不久，富马首相就离开金边回国。
这时，西哈努克亲王给有关方面写信，建议召开一个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周恩来迅速复信赞成。中国政府还分别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请他们对西哈努克亲王这一建议采取积极措施。这一时期，王幼平频繁地出入柬王室和王国政府，传递中柬两国政府相互交流的信息。
1961年5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尖锐斗争，终于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老挝成立了临时民族团结政府。这是老挝人民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柬埔寨和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
我国第一批援柬项目从1960年初起相继完成。1961年5月，胶合板厂落成时，西哈努克出席开工仪式并剪彩。仪式开始时，彩带拉紧，十几架摄影机、照相机一齐对准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拿起剪刀，在剪彩的一刹那，突然改变主意，把剪刀递给站在他身边的中国大使夫人史洪潮。他邀请史洪潮剪彩，而自己站在一旁扶彩带，在场的中柬两国人员都为西哈努克亲王这一友好举动而鼓舞，大家热烈鼓掌，气氛十分活跃。这年5月，中柬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这与美国围着中国签订的那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军事条约”相比，该是多么光辉，多么值得庆贺的外交成就。从万隆到金边，几年时间，两国关系绽开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举世瞩目的硕果。
在毛泽东、周恩来、西哈努克亲王等中柬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推动下，两国关系发展很快。因中柬关系密切，王幼平与其他国家的使节相比，去机场迎送西哈努克的次数最多；拜会、约见西哈努克的次数也最多。
西哈努克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十分满意，对王幼平的工作也十分满意。1962年2月，王幼平奉调回国，王后专门会见，赞扬王幼平为发展两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还特意送给王幼平一套大号银制咖啡具。西哈努克还在王宫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王幼平“友好合作大十字勋章”，以表彰王幼平在柬埔寨任职期间，为柬中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为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改行当地方领导的王幼平，又打点行装担任驻古巴大使。经历中古外交关系的复杂变化。成为“文革”中最早出去的三位大使之一
王幼平从柬埔寨离任回国后，没有改派他国，也没有到外交部上班，而是在1962年国庆节以后到河南省南阳地委当了第二书记。因为他已当了12年驻外大使，想换一换工作环境。然而，王幼平到南阳才半年多一点时间，位子还没焐热，命令又下来了。外交部奉周恩来之命，请王幼平到柬埔寨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1963年5月，王幼平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特殊使命之后，立即返回河南南阳继续当他的地委第二书记。国庆节后，外交部发去调令，中央决定派王幼平去古巴当大使。
于是，在一年时间内，王幼平两进两出外交部。针对这一情况，他感到组织上希望他长期在外交战线上干下去，自己也确实熟悉外交工作了。若干年后，王幼平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说：“那年我已经53岁了，外交部就是赶，也不走了。”他二话没说，接受了这一任命。
古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国家。我国的电台、报纸当时几乎每周都要提到古巴。之所以经常提到古巴，是因为古巴作为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后院，竟能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
王幼平对古巴和拉丁美洲也很陌生，于是，他从外交部美澳司借了许多材料，仔细研读。
1964年4月，王幼平赴任前夕，陈毅约他到中南海的办公室见面谈话。见到王幼平，陈毅笑呵呵地说：“我们又要请你这个老将出马喽。”
王幼平谦虚地回答：“我们是革命的棋子，党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陈毅哈哈大笑说：“幼平同志的党性观念就是强啊！这次呢，我是受总理的委托来和你见见面的。总理和我都祝你一路平安。”
陈毅说：“我们对古巴，对拉美都很陌生。到古巴后你要首先了解情况。我列个纲，应该要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中古关系，古苏关系，古美关系，古巴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和古巴内部关系。”
1964年5月12日，王幼平来到古巴。15日，他拜会了古巴外交部长罗亚；21日，向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递交了国书。
王幼平认为，陈毅让自己注意五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中古关系，大使和使馆的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古关系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
中古关系十分密切，来往频繁。王幼平上任后的头半年就接待了中国工会、劳模、卫生、文物、广播、戏剧、音乐、歌舞、篮球、游泳、体操，以及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六周年纪念活动代表团等十几个代表团。古巴也有几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我国援助古巴的项目有：纺织、化纤、养鱼、土壤、蔬菜、柠檬、麻类，以及文艺、体育教练和厨师等。我国留学古巴的学生达119人。
古巴人钦佩中国，古巴人渴望了解中国。每天到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索取《新华社电讯稿》的古巴人要排长队。1964年中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领导人及党、政、军等各方面负责人1300人出席。周恩来应卡斯特罗邀请，定于1964年12月底去古巴访问，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古巴。双方都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将把中古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中古关系晴空万里，鲜花一片，然而国际共运却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分歧已经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地步，两国关系也到了破裂的边缘。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古巴，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缘国家一向靠中苏两国的巨大援助，才得以在美洲孤岛一花独放。
对于古巴来说，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都很重要，因为要面对美国的大棒和铁拳，如果没有中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和援助是根本顶不住的。现在，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古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站队？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感到实在太为难了。
不过，在1964年秋季发生的两件大事，成为一个改善中苏关系的良好机会。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僚们都十分兴奋，感觉到一线曙光。
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10月16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原子弹爆炸，这两件在共产党大国发生的大事接连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全世界进步力量包括中国都希望苏联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改变错误政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反映最积极、最强烈的是拉丁美洲的古巴。卡斯特罗认为中苏改善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
10月18日是星期天，这天晚上7时，卡斯特罗不请自来，光临中国驻古巴大使馆。
当时，王幼平看完文件，正要去食堂吃晚饭。闻知卡斯特罗突然光临使馆，全馆都毫无准备，搞得十分紧张。
王幼平赶到会客室时，卡斯特罗和古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已经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了。他笑吟吟地对王幼平说：“今天是星期天，想吃顿中国饭。”王幼平一边吩咐工作人员马上准备晚宴，一边陪卡斯特罗他们喝茶。
卡斯特罗公务繁忙，来中国使馆绝不仅为吃饭。王幼平知道，其目的是想调解中苏关系，来使馆摸底，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酒过三巡，卡斯特罗对王幼平说：“祝贺你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卡斯特罗的话匣子一开，便滔滔不绝，“古巴人民把兄弟的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成就看作自己的成就，中国有了原子弹是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鼓舞和支持。”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卡斯特罗强调：“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作了调整，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友好相处……”
卡斯特罗讲话时，别人很难插话，王幼平好容易找了个机会，重申了中方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和主张。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仍然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国防部长出言不逊，攻击毛泽东，触怒了周恩来，中苏高层会谈不欢而散。
11月下旬，卡斯特罗召集拉丁美洲地区共产党领导人到哈瓦那开会，讨论国际共运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11月30日，古共总书记罗加向王幼平提出拉美九党代表团要求访问中国和苏联。12月5日至22日，古共中央领导成员罗德里格斯率领九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调解中苏两党分歧，结果空手而归。
1965年1月，卡斯特罗再派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和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访华摸底。格、阿返回哈瓦那之后，古巴领导层的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卡斯特罗作出了选择。
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卡斯特罗就4次在公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国。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本来颇有看法，而且卡斯特罗还出言不逊，作为大使，王幼平坐不住了。他这样评价古巴：“大难不死惊弓鸟；痛定思痛，心有余悸；积极寻找救生圈。”
王幼平觉得有许多情况要向中央反映，他思考再三，觉得要说的话很多，用电报说不清楚，所以决定专程回国汇报请示。
1965年8月8日，王幼平偕翻译俞成仁回到北京。8月10日上午9时，姬鹏飞、乔冠华副部长听取了王幼平的汇报。汇报结束后，乔冠华请王幼平写一份不超过700字的情况汇报，他要转报中央。8月24日、25日，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古关系问题作了批示。
王幼平立刻到外交部阅看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与美澳司的领导及主管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贯彻、执行问题。乔冠华副部长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向王幼平谈了对古工作的具体意见。
完成任务后，王幼平买好了机票，定于9月17日返回古巴，以便主持例行的国庆招待会。谁知，9月15日傍晚，王幼平回到家中，家人告诉他，乔副部长请他去一趟。于是，王幼平急忙赶到乔冠华的办公室，乔冠华递给他一份驻古使馆发回的特急电报，大意是：
9月14日，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总理卡斯特罗两位领导人一起同时召见我临时代办黄文友。卡斯特罗拿起办公桌上摆着的几份刊物，如《北京周报》、《新华社电讯稿》等，边摇晃着，边指责中国在古巴“散布不和的种子”，甚至说中国的做法“连美帝国主义都不如”。一下子搞得黄文友回不过神来。而且多、卡二人的脸色很不好看，气氛很紧张。
王幼平看了电报后十分气愤，因为古巴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大到将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还说“不如”。这显然是一场摊牌外交。
记得一年前他上任时，古巴群众到新华分社排队索要《新华社电讯稿》。古巴领导人格瓦拉曾向他建议，在古巴出版《人民日报》。仅仅一年，古巴态度180度大转弯，王幼平沉默了。
乔冠华也没有了平时那种潇洒的微笑，他表情很严肃地对王幼平说：“我看，国庆前你不要回去了，招待会改由黄文友来主持吧。”
王幼平表示赞成。因为这是个姿态，是对多尔蒂科斯和卡斯特罗攻击中国的一个反应。
10月4日，王幼平与外交部美澳司领导一起分析、研究古巴问题。
10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约王幼平大使谈话。这是王幼平上任一年半以来，陈毅第二次找他谈话，足见中国外交部对古巴问题的重视程度。
王幼平向陈毅作了工作汇报。王幼平汇报完毕，陈毅表示清楚了事情的一些原委，又重申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古巴问题的批示，并谈了他自己对这些批示的理解。最后，他向王幼平交代了返馆后，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有指示，王幼平心里更充实，更有底了。由于保密的需要，文件和材料不便随身携带，为了不忘记三位领导人的指示，王幼平概括成一首七言律诗记在小本本上：“豺狼当道安问狐，死马当作活马医，不逾界限不理睬，发生问题慎重处。”
王幼平返回驻古巴使馆后，认真落实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中规中矩地处理使馆的一切事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驻外大使也要回国参加运动。1967年1月18日，王幼平自古巴长途转道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回京，同车的还有驻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使、参赞。他们到北京后，向外交部报到时，就被造反派勒令靠边站了。
1967年底，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外交部“大联筹”勤务组说：“外交部这么多大使都不能解放吗？请你们讨论研究。”有了周恩来的关心和指示，造反派也不敢怠慢了，于是赶快研究“解放”大使的方案。但是，第一批“解放”的大使只有三四个，王幼平是其中一个。
1969年6月初，王幼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他是“文革”中最早出去的三位大使之一。
于是，王幼平又开始了漫长的七任大使生涯中的第五任征程。
首次赴任罗马尼亚，周恩来要求王幼平务必赶在罗解放节之前递交国书。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代会，王幼平与阿共领袖霍查等人的合影被制成了明信片
1950年6月8日，毛泽东任命王幼平为中国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临行前，周恩来跟王幼平谈话时强调：8月23日是罗马尼亚解放节。务必赶在罗解放节之前递交国书。
7月20日，王幼平偕夫人率领政务参赞刘靖宇等工作人员共20人离京赴任。他们坐火车途经蒙古、苏联，于8月8日中午到达罗马尼亚与苏联交界的边境城市雅西。
这时，罗马尼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带着专门迎宾的礼节列车在雅西等候。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相距600公里，足见罗马尼亚对中国使节是何等尊重。
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德、意法西斯的仆从国。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反动统治。罗马尼亚转入反法西斯阵营。1947年12月30日成立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5日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罗两个二战后获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友好。
罗马尼亚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淳朴。罗马尼亚领导人对中苏两国使节格外亲热、重视。作为新国家的新使节，王幼平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全新的工作。为了全力以赴推动中罗贸易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他跑遍了罗马尼亚所有重要地区和城市。在任4年，王幼平参观过罗马尼亚的石油冶炼，煤矿开采，还到田野里与农民们一起收向日葵，刨甜菜。他向国内及时地报告了罗马尼亚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促成了多起高层访问，签订了一个贸易和经济、科技合作协议。中罗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逐年增多。
王幼平很重视使团工作，与社会主义各国驻罗使团来往非常密切，交了好几个朋友。东德大使经常给王幼平传授外交经验，他离任时赠送王幼平一把小宝剑作为纪念。朝鲜大使原是我八路军干部，解放后回国任平壤市委书记。他也是第一次当大使。共同的革命经历，相同的职务，一样的工作使两位大使倍感亲切。苏联大使麦尔尼柯夫与王幼平的交往最多，他经常是事先不通知，就来使馆聊天。苏联大使还常邀请王幼平去苏联专家工作的工厂、企业参观，到多瑙河上钓鱼、打野鸭，所获猎物两家平分。他是乌克兰人，当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王幼平离任回国时，他送给王幼平一面乌克兰国旗作纪念，还通知国内沿途各大城市外办到车站照料。
1952年3月31日至4月6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拉那举行，中共中央派王幼平作为中共代表出席。
3月31日，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主席团特请中国共产党代表王幼平上主席台。4月7日，阿共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接见外国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阿方特意把中国、苏联、朝鲜、保加利亚4国代表从众人中请出来，安排在第一排。霍查一把把王幼平拉过来把他排在正中，自己站在王幼平的右侧。前排的排列顺序是：王幼平居中，右为霍查，左为朝鲜代表，苏、保两国代表分站两边。这张照片刊登在阿各报的头版。阿邮电部还把这张照片印制成明信片在全国发行。
王幼平在罗马尼亚工作的4年，正是罗巩固新政权，经济起步，建设刚刚开展的新时期。罗举行了全民选举和货币改革，国民议会通过了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发表了关于全国电气化计划的报告。王幼平作为友好国家的使节列席了这些重要会议，应邀参加了罗国内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国务活动。
1954年11月，王幼平结束了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奉调回国。
肩负着新中国人民政府的使命，王幼平再赴挪威。坐着中世纪欧式马车递交国书。美国大使挎着中国大使夫人的胳膊进入宴会大厅
1954年夏，还在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任上，王幼平就被中央安排了出使下一任国家的计划。当时，我国正与北欧的挪威王国举行建交谈判，准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挪威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挪威看到了新中国的崛起，于是毅然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欧、亚、非又有10个国家相继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挪威成为这股承认新中国潮流中的弄潮者。周恩来特别佩服挪威人的勇气，觉得我们要派好的大使去那里。于是，他想到了王幼平。并利用毛泽东接见几位回国休假的大使这一机会作了汇报。在毛泽东和王幼平握手说话时，周恩来插话说：“我在日内瓦已与挪威外交大臣谈过两国建交问题。挪威谈判代表季茂登已经到达北京。打算叫王幼平出任驻挪威大使。”毛泽东点头同意：“好啊，好啊。”
于是，王幼平又领受了新的使命。
1955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王幼平正式向挪威国王哈康七世递交国书。
这天上午9时，王宫的两辆马车在御林军马队的护卫下，浩浩荡荡穿街过市到中国大使馆租住的旅馆，来接中国大使。按照王宫的规矩，使节递交国书不准带随员。由于王幼平不懂外文，礼宾官破例允许王幼平偕一位懂外文的外交官一同前往。于是，王幼平乘坐第一辆马车，随从人员乘坐第二辆马车。两车均为宝石镶嵌，披红挂绿，赶车的人身穿黑色燕尾服，高高的礼帽上插着大鸡翎；卫士们头戴红缨钢盔，身穿金线绣边戎装，腰扎宽腰带，手持红缨长矛。如此一个仪仗队走在小轿车充斥的现代街市上十分耀眼；马车上挂满铜铃，跑起来“叮当”作响，特别引人注目。马车上的中国使节，亲身领略了西方世界的古文明，享受了作为国家元首代表和一国使节的荣耀。
国王的接见大厅在王宫二楼。从大门口到二楼，沿路都有古装卫士手持长矛侍立。王幼平进入大厅，国王已等候在那里。二人相对站立，王幼平行鞠躬礼，双手呈递国书。国王双手接过，与王幼平握手，表示欢迎。然后请记者照相，仪式即告结束。
若干年后，王幼平回忆起这段坐皇家马车递交国书的情节时，颇有感触地说：“当年扛枪当兵、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从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吉普车、奔驰车，每更换一回，虽有感触，但不很强烈，唯独坐马车递国书感受特别强烈。这种感受只有马车里的使节才能体会。同时，我觉得东西方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虽有较大差异，然而在外交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反复琢磨周总理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决心在这个王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解放思想，寻找共同点，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酷爱学习的王幼平，通过书本知识和挪威友人的介绍，了解了这个所驻的国家。但是，王幼平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不但掌握间接经验，而且善于掌握直接经验。他觉得，要想做好外交工作，就得到各地走走看看。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了解所驻在的国家。
王幼平早就听说，靠近北极的挪威，夏天有太阳不落的奇观。
于是，在1956年夏天，王幼平就率部分馆员开车从奥斯陆出发，去1000多公里以外的北部城市福斯克看“太阳不落”。
从首都奥斯陆到北极圈里的博多有高速公路，沿途既有高档旅馆，也有集体住宿的客栈，还有野外宿营地：路旁的树林中、山坡上开出一块块空地，空地上放置有劈柴、绳索、水桶等物资和用具。这类宿营地专供本国和附近国家开车游客，他们可以不住旅馆而自搭帐篷或睡在自己的车里，既节约又别有情趣。在宿营地的一棵树上会有挂着标有“收款处”字样的小桶，收费方式是“主随客便”。但无人看管，交与不交，交多交少，悉由游客自己决定。
挪威朋友告诉王幼平，有的游客因故断了盘缠，旅店、客栈照样接待，记个账，以后寄来就行了。有这样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完整的服务体系，还有周到热情的服务，加上令人神往的景观，游客络绎不绝。
1957年夏天，挪威政府组织驻奥斯陆外交使团去北极圈罗弗敦渔场看捕鱼，这是王幼平参加的第二次长途旅行活动。大家先从奥斯陆乘火车到卑尔根，再从卑尔根坐邮轮前往罗弗敦渔场。游客登船，船长带领船员列队欢迎，铜鼓队吹吹打打，仪式十分隆重。
到达罗弗敦渔场后，船方既组织观看现代拖网渔船捕鱼，又组织观看传统木帆船捕鱼。船方放下小艇，发给每人一根鱼竿，让大家乘小艇自由找地方垂钓。罗弗敦海湾风平浪静，游客们可以放心地坐船垂钓。仿佛进入海中仙境，心情很舒畅。无论游客钓上钓不上鱼，最后人人都“有鱼”。
这次集体长途旅行往返两个星期，给王幼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联想到祖国的渔业和旅游业，回馆后，一鼓作气，向中央写了两个专题报告。回国休假，周恩来找他谈话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挪威的造船、航海、捕鱼、电力和旅游等几大支柱产业发展情况，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具体建议，周恩来很感兴趣，还提了几个问题和他一起讨论。
作为大使，王幼平把周恩来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学习研读，吃透精神。他到挪威后，积极开展活动，“以国家和国家关系为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关系这个形式努力做工作”。因此，中挪关系友好平稳。
1955年8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挪威，国王哈康在王宫举行盛大国宴。王幼平偕夫人史洪潮应邀出席。这种场合礼宾要求极严，宫廷发请帖时均要求来宾确认是否出席，然后在请帖上编上号码。男女来宾均照请帖编号结对进入宴会厅。进入宴会厅时，使节及夫人们按照请帖编号“排对”：男宾要挎女宾的胳膊，而且要主动为女宾服务：拿刀叉、倒酒。
晚上8时，宴会开始，只见大厅里灯火辉煌，宾朋满座，王宫乐队奏起挪威古典迎宾曲，使节和夫人手持请帖，按请帖编号“结对”，然后按顺序入场。王幼平挎的是西班牙大使夫人，而史洪潮正好碰上美国大使。美国大使只好挎上中国大使夫人进入宴会厅。两位国王站在大厅中央与来宾一一握手。
正值英年的伊丽莎白二世身着白色绣花镶嵌宝石的绸缎衣服，外罩长长的白纱，看上去楚楚动人，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更显得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她是宴会大厅理所当然的中心。然而，自从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夫人一露面，中心就从女王这里转移了。
大家惊讶，中美是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把各自视为敌人。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更加仇视、敌视新中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给代表团下了一道不近情理的命令：“美国人不准和中国人握手。”
可是现在，美国大使却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奥斯陆与中国大使的夫人“握手”了，而且是“胳膊挎胳膊”了。杜勒斯那种蛮横无礼的态度受到历史的嘲弄。事实上，美国大使并未按照他们国务卿的荒唐“命令”去做，而是按照正常的国际惯例行事了。
挪威王宫礼宾官的这次技术性安排，为国宴平添了戏剧性效果，为外交使团增加了一个戏剧性的话题。
一时间，美国大使挎中国大使夫人步入宴会大厅一事，成为外交界的一大新闻。
这次宴会的第二个收获是：新中国的外交使节第一次会见英国女王。当时中英之间只有代办级外交关系。因此，可以说，王幼平是和英国女王握手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
周恩来命令正在休假补习外语的王幼平担任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周恩来向王幼平交代援柬事项。西哈努克亲王授予王幼平“友好合作大十字勋章”
1958年7月17日，柬埔寨王国最高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分别通过决议，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十分猖獗，然而柬埔寨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这种正气十分钦佩，表示“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派谁来担任中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呢？周恩来经过考虑，又选择了王幼平。
当时，休假的王幼平正在补习外语。他向周恩来汇报说：“我才刚刚上课一个半月呢。”周恩来果断地说：“从课堂上撤下来嘛！”
根据国际惯例，使节只有抵达驻在国，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或向外交部长递交国书副本之后，才能履行大使职务。由于中柬之间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决定王幼平在没有递交国书前，先履行职务，以便为将来去柬埔寨后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于是破例安排他参加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并当面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王幼平。王幼平不仅参加了双边会谈，还参加了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重要活动。在会见西哈努克之前，毛泽东与王幼平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简短谈话，嘱咐他到柬后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只有毛泽东敢说这样的话。王幼平感到，有了毛主席指示这把尚方宝剑，今后工作起来胆子可以大点了。
8月25日，西哈努克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周恩来偕王幼平一起送西哈努克去机场。
在路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为了向柬埔寨人民介绍中国情况，可否待我们的王大使到任后举办一个展览会？”西哈努克当即表示欢迎，还说：“到时我将为展览会剪彩。”
1958年9月25日，王幼平向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递交了国书，仪式十分隆重。
王幼平在柬埔寨工作期间，牢记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放开手脚，大胆地和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打交道，而且对国内发来的对外宣传的文字资料，凡不适合柬埔寨的内容，就大删大改。1958年12月，中国在金边举办中国建设展览会时，王幼平将解说词中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性词句统统删去，这在使馆和展团工作人员中引起震动。“文革”中，有人把这件事端了出来，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王幼平只好搬出那把尚方宝剑，才平安过关。
1960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访问了亚洲6国。按中柬双方商定的计划，5月5日周恩来访问柬埔寨。
4月3日，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突然去世。周恩来即将到访的柬埔寨赶上元首逝世，全国举哀治丧，周恩来如何访问？外交部的领导迟疑了。为稳妥起见，外交部一方面向周总理和陈毅外长报告，一方面指示王幼平紧急约见柬政府官员，了解周总理到时候访柬是否方便。
王幼平很快回电：柬方表示，如果周总理按原定日期来访，由于正值柬国丧期间，可能会影响接待规格。如果延期到国王火葬之后，周总理将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
然而，周恩来不为自己的接待考虑，而是把两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立即让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回电：请王大使立即约告柬方，代表团如期抵柬，专程吊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会谈。由于柬埔寨王国正值国丧期间，希望柬方接待一切从简，强调中柬友谊不在于接待规格。同时还指示外交部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白色服装，以示庄严隆重。
这一重要举措，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不仅使柬方惊叹佩服，而且使外交部的干部深受教益。
1961年1月底，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总理请王大使来一趟。”
王幼平立即赶往中南海。当他坐在总理办公桌对面时，周恩来先问了问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然后说：“由于美国的干涉，现在老挝内部斗争激烈，联合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处境困难，他现去金边找西哈努克。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国正在酝酿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我已收到西哈努克的来信。中国政府赞成他的倡议，要促成这次会议。富马处境困难，又是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关键，你马上返回金边，拜会富马首相，向他传话……”
周恩来向王幼平交代完外交使命后，接着，又详细询问了我援柬项目的进展情况。谈话时间很长，一直到中午，周恩来仍无结束之意，还留王幼平吃午饭。
王幼平衔命迅速返回金边，立即拜会了富马首相。此时，富马受到来自国外、国内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避居金边，整天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看见中国大使突然光临，又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及重要口信，建议他开展活动，为重开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还向他转交了中国政府对爱国中立力量的现金资助。富马首相心情十分激动，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他对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在他处境最困难之时，伸出友谊之手，雪中送炭，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不久，富马首相就离开金边回国。
这时，西哈努克亲王给有关方面写信，建议召开一个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周恩来迅速复信赞成。中国政府还分别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请他们对西哈努克亲王这一建议采取积极措施。这一时期，王幼平频繁地出入柬王室和王国政府，传递中柬两国政府相互交流的信息。
1961年5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尖锐斗争，终于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老挝成立了临时民族团结政府。这是老挝人民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柬埔寨和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
我国第一批援柬项目从1960年初起相继完成。1961年5月，胶合板厂落成时，西哈努克出席开工仪式并剪彩。仪式开始时，彩带拉紧，十几架摄影机、照相机一齐对准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拿起剪刀，在剪彩的一刹那，突然改变主意，把剪刀递给站在他身边的中国大使夫人史洪潮。他邀请史洪潮剪彩，而自己站在一旁扶彩带，在场的中柬两国人员都为西哈努克亲王这一友好举动而鼓舞，大家热烈鼓掌，气氛十分活跃。这年5月，中柬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这与美国围着中国签订的那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军事条约”相比，该是多么光辉，多么值得庆贺的外交成就。从万隆到金边，几年时间，两国关系绽开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举世瞩目的硕果。
在毛泽东、周恩来、西哈努克亲王等中柬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推动下，两国关系发展很快。因中柬关系密切，王幼平与其他国家的使节相比，去机场迎送西哈努克的次数最多；拜会、约见西哈努克的次数也最多。
西哈努克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十分满意，对王幼平的工作也十分满意。1962年2月，王幼平奉调回国，王后专门会见，赞扬王幼平为发展两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还特意送给王幼平一套大号银制咖啡具。西哈努克还在王宫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王幼平“友好合作大十字勋章”，以表彰王幼平在柬埔寨任职期间，为柬中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为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改行当地方领导的王幼平，又打点行装担任驻古巴大使。经历中古外交关系的复杂变化。成为“文革”中最早出去的三位大使之一
王幼平从柬埔寨离任回国后，没有改派他国，也没有到外交部上班，而是在1962年国庆节以后到河南省南阳地委当了第二书记。因为他已当了12年驻外大使，想换一换工作环境。然而，王幼平到南阳才半年多一点时间，位子还没焐热，命令又下来了。外交部奉周恩来之命，请王幼平到柬埔寨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1963年5月，王幼平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特殊使命之后，立即返回河南南阳继续当他的地委第二书记。国庆节后，外交部发去调令，中央决定派王幼平去古巴当大使。
于是，在一年时间内，王幼平两进两出外交部。针对这一情况，他感到组织上希望他长期在外交战线上干下去，自己也确实熟悉外交工作了。若干年后，王幼平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说：“那年我已经53岁了，外交部就是赶，也不走了。”他二话没说，接受了这一任命。
古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国家。我国的电台、报纸当时几乎每周都要提到古巴。之所以经常提到古巴，是因为古巴作为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后院，竟能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
王幼平对古巴和拉丁美洲也很陌生，于是，他从外交部美澳司借了许多材料，仔细研读。
1964年4月，王幼平赴任前夕，陈毅约他到中南海的办公室见面谈话。见到王幼平，陈毅笑呵呵地说：“我们又要请你这个老将出马喽。”
王幼平谦虚地回答：“我们是革命的棋子，党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陈毅哈哈大笑说：“幼平同志的党性观念就是强啊！这次呢，我是受总理的委托来和你见见面的。总理和我都祝你一路平安。”
陈毅说：“我们对古巴，对拉美都很陌生。到古巴后你要首先了解情况。我列个纲，应该要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中古关系，古苏关系，古美关系，古巴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和古巴内部关系。”
1964年5月12日，王幼平来到古巴。15日，他拜会了古巴外交部长罗亚；21日，向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递交了国书。
王幼平认为，陈毅让自己注意五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中古关系，大使和使馆的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古关系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
中古关系十分密切，来往频繁。王幼平上任后的头半年就接待了中国工会、劳模、卫生、文物、广播、戏剧、音乐、歌舞、篮球、游泳、体操，以及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六周年纪念活动代表团等十几个代表团。古巴也有几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我国援助古巴的项目有：纺织、化纤、养鱼、土壤、蔬菜、柠檬、麻类，以及文艺、体育教练和厨师等。我国留学古巴的学生达119人。
古巴人钦佩中国，古巴人渴望了解中国。每天到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索取《新华社电讯稿》的古巴人要排长队。1964年中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领导人及党、政、军等各方面负责人1300人出席。周恩来应卡斯特罗邀请，定于1964年12月底去古巴访问，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古巴。双方都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将把中古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中古关系晴空万里，鲜花一片，然而国际共运却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分歧已经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地步，两国关系也到了破裂的边缘。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古巴，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缘国家一向靠中苏两国的巨大援助，才得以在美洲孤岛一花独放。
对于古巴来说，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都很重要，因为要面对美国的大棒和铁拳，如果没有中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和援助是根本顶不住的。现在，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古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站队？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感到实在太为难了。
不过，在1964年秋季发生的两件大事，成为一个改善中苏关系的良好机会。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僚们都十分兴奋，感觉到一线曙光。
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10月16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原子弹爆炸，这两件在共产党大国发生的大事接连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全世界进步力量包括中国都希望苏联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改变错误政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反映最积极、最强烈的是拉丁美洲的古巴。卡斯特罗认为中苏改善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
10月18日是星期天，这天晚上7时，卡斯特罗不请自来，光临中国驻古巴大使馆。
当时，王幼平看完文件，正要去食堂吃晚饭。闻知卡斯特罗突然光临使馆，全馆都毫无准备，搞得十分紧张。
王幼平赶到会客室时，卡斯特罗和古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已经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了。他笑吟吟地对王幼平说：“今天是星期天，想吃顿中国饭。”王幼平一边吩咐工作人员马上准备晚宴，一边陪卡斯特罗他们喝茶。
卡斯特罗公务繁忙，来中国使馆绝不仅为吃饭。王幼平知道，其目的是想调解中苏关系，来使馆摸底，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酒过三巡，卡斯特罗对王幼平说：“祝贺你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卡斯特罗的话匣子一开，便滔滔不绝，“古巴人民把兄弟的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成就看作自己的成就，中国有了原子弹是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鼓舞和支持。”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卡斯特罗强调：“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作了调整，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友好相处……”
卡斯特罗讲话时，别人很难插话，王幼平好容易找了个机会，重申了中方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和主张。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仍然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国防部长出言不逊，攻击毛泽东，触怒了周恩来，中苏高层会谈不欢而散。
11月下旬，卡斯特罗召集拉丁美洲地区共产党领导人到哈瓦那开会，讨论国际共运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11月30日，古共总书记罗加向王幼平提出拉美九党代表团要求访问中国和苏联。12月5日至22日，古共中央领导成员罗德里格斯率领九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调解中苏两党分歧，结果空手而归。
1965年1月，卡斯特罗再派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和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访华摸底。格、阿返回哈瓦那之后，古巴领导层的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卡斯特罗作出了选择。
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卡斯特罗就4次在公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国。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本来颇有看法，而且卡斯特罗还出言不逊，作为大使，王幼平坐不住了。他这样评价古巴：“大难不死惊弓鸟；痛定思痛，心有余悸；积极寻找救生圈。”
王幼平觉得有许多情况要向中央反映，他思考再三，觉得要说的话很多，用电报说不清楚，所以决定专程回国汇报请示。
1965年8月8日，王幼平偕翻译俞成仁回到北京。8月10日上午9时，姬鹏飞、乔冠华副部长听取了王幼平的汇报。汇报结束后，乔冠华请王幼平写一份不超过700字的情况汇报，他要转报中央。8月24日、25日，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古关系问题作了批示。
王幼平立刻到外交部阅看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与美澳司的领导及主管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贯彻、执行问题。乔冠华副部长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向王幼平谈了对古工作的具体意见。
完成任务后，王幼平买好了机票，定于9月17日返回古巴，以便主持例行的国庆招待会。谁知，9月15日傍晚，王幼平回到家中，家人告诉他，乔副部长请他去一趟。于是，王幼平急忙赶到乔冠华的办公室，乔冠华递给他一份驻古使馆发回的特急电报，大意是：
9月14日，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总理卡斯特罗两位领导人一起同时召见我临时代办黄文友。卡斯特罗拿起办公桌上摆着的几份刊物，如《北京周报》、《新华社电讯稿》等，边摇晃着，边指责中国在古巴“散布不和的种子”，甚至说中国的做法“连美帝国主义都不如”。一下子搞得黄文友回不过神来。而且多、卡二人的脸色很不好看，气氛很紧张。
王幼平看了电报后十分气愤，因为古巴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大到将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还说“不如”。这显然是一场摊牌外交。
记得一年前他上任时，古巴群众到新华分社排队索要《新华社电讯稿》。古巴领导人格瓦拉曾向他建议，在古巴出版《人民日报》。仅仅一年，古巴态度180度大转弯，王幼平沉默了。
乔冠华也没有了平时那种潇洒的微笑，他表情很严肃地对王幼平说：“我看，国庆前你不要回去了，招待会改由黄文友来主持吧。”
王幼平表示赞成。因为这是个姿态，是对多尔蒂科斯和卡斯特罗攻击中国的一个反应。
10月4日，王幼平与外交部美澳司领导一起分析、研究古巴问题。
10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约王幼平大使谈话。这是王幼平上任一年半以来，陈毅第二次找他谈话，足见中国外交部对古巴问题的重视程度。
王幼平向陈毅作了工作汇报。王幼平汇报完毕，陈毅表示清楚了事情的一些原委，又重申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古巴问题的批示，并谈了他自己对这些批示的理解。最后，他向王幼平交代了返馆后，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有指示，王幼平心里更充实，更有底了。由于保密的需要，文件和材料不便随身携带，为了不忘记三位领导人的指示，王幼平概括成一首七言律诗记在小本本上：“豺狼当道安问狐，死马当作活马医，不逾界限不理睬，发生问题慎重处。”
王幼平返回驻古巴使馆后，认真落实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中规中矩地处理使馆的一切事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驻外大使也要回国参加运动。1967年1月18日，王幼平自古巴长途转道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回京，同车的还有驻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使、参赞。他们到北京后，向外交部报到时，就被造反派勒令靠边站了。
1967年底，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外交部“大联筹”勤务组说：“外交部这么多大使都不能解放吗？请你们讨论研究。”有了周恩来的关心和指示，造反派也不敢怠慢了，于是赶快研究“解放”大使的方案。但是，第一批“解放”的大使只有三四个，王幼平是其中一个。
1969年6月初，王幼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他是“文革”中最早出去的三位大使之一。
于是，王幼平又开始了漫长的七任大使生涯中的第五任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