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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阐释人生价值时的一句名诗，每当我诵读这句诗时，就会想起一个人，她生就的傲骨美人儿坯，她所创造的生命价值比夏花还要绚烂；她死得很悲壮，但比秋天的落叶还要静美!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二章：书信·报刊·引路人
4 投书控诉兄嫂
赵一曼的文章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力的我》为题，1924年8月6日，在上海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第49期“言论”栏目刊登。几乎在同时，8月11日，天津《女星》(由邓颖超、李峙山主办)于5l期以《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加峙山的编者语登载：
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
这篇稿子——原名请看我的家庭——是七月三日晚收到的，本可早在妇女日报上发表。因投稿者声明要登在女星，而收稿时又正值女星稿已发印，迟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我已将我个人意见写信告诉伊了。读者如有好的办法，请即刻写信来，我当转达。
峙山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么?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七出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啊]!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惟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的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我的去路。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那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惟不给我订购，而且[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惟不出钱。就是亲友送给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是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我就胡思乱想的要读书。……我实无法可施了。不得已才求全世界的姊妹们，帮我设法!至于我现在呢，第一不要他出钱送我读书；第二不要他给我订报，单求他允许我出来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似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我第一次求他送我读书，他就说女校的风气不好，不能送我读书，至于银钱，还在其次。二次我就托我姊姊劝他，他就说近来几年银钱紧，必不能送读。三次我就向他要陪奁钱。要陪奁钱吗?他说除是他死，他如不死，叫我不要乱想。四次我姊姊们又回来劝他送我读书……
从未走出过宜宾山区，19岁的赵一曼“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进我铁篱城中来了……”也正是这些“新学诸君”所创办的刊物的启蒙，才使赵一曼觉悟：女人也是人，不是奴隶货物，女人也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这篇文章3000多字，一气呵成，所表述的思想不仅是赵一曼对个体自身命运的悲号，也是“人的发现”，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女性维权的思考，极具创造性和前瞻性。
赵一曼在《妇女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伴随着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中国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从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爆发了，他们冲出闺房，打破牢笼，清算封建礼教的万般罪恶，异常强烈地吁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有识者不看作是弱女的求助，而是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号角!号角声声，一呼而应。
“自本刊发表李一超女士自述的那篇文章后，接连收到同情援助的函件三十余封。除声明不愿发表的以外，均摘要录下。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与互助精神的。”
这是峙山在《女界》第五十二期登录这些文章前边的编者语。
其中来自北京的张萍英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我相信处在李一超女士同等地位的女子并不止伊一人。所以我们对于伊的问题应用广义的态度来研究。……所谓广义的态度。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点放在大多数锁在家庭里不能享受教育机会的女子身上，来谋一个全盘的解决办法，要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下手的工夫在宣传大家庭的罪恶与容纳由牢狱中逃出的女子并给以一个生活的道路。
还有一位叫王文彬的朋友在信中说：
我读了你那篇自述后，不觉怒发冲冠，血气沸腾，想给你做个奋斗先锋者。虽然我们青年前途远而且大，但是站在这黑沉沉地狱似的家庭里，不奋斗，焉有光明，不破坏，焉能建设?一超!我祝你做一个毅力坚决的奋斗青年女子!
这些信中除了引起共鸣、共识、同感、同情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出主意，想办法，为一超设定出走求学的方案，列举了许多条；还有的表示要为一超提供部分费用，提供自学讲义等。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来信，读起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让人想到的是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潮，汹涌澎湃，一浪高似一浪。
同年10月25日，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中写到：
你的文章，在《妇女周报》之《女星》是你的原稿，在《妇女周报》上，是我略为删改的(文中大姊二姊字样又是主笔改了的)。
做事不艰难，是时运好，不是天分好；做事能战胜艰难是才情好，不是天分好。天分二字是专指学问进步快的人来说的。
……峙山、锡琛的信，一并付还，请查收。日记暂存我处，作文稿一本亦付还，你以前的信，我都逐一改正发还了。但今后的信，我都存着，今后好与你登报那篇互相印证。兹寄来《少年》一本、《觉悟》四本、《政治(平民血泪)》一本、《新建设》三本、《前锋》二本、《会刊》一本(共计十二 本)，你可择来看。你把十二本看完了，你的智识当更有进，那时我才把研究主义的书与你带来(因为他是说方法、说道理的，难得看得进)。这十二本书，你看完了，就叫老幺亲自送来掉[换]书……”
赵一曼收到了大姐夫郑佑之的来信，尤其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激动不已，流下了晶莹的泪花；更为之振奋，坚定了奋斗的目标和信心。郑佑之也不断地鼓励鞭策赵一曼安心在家读书。在3月17日信中写道：
“你前年开笔做文章，到今年还不上两个时年，已经做得出这样的文章，真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你有这宗天分，这宗勤快，不愁操不成器的，你好生安心看书罢”。
这期间，赵一曼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郑佑之捎来的十二本书刊。其中《少年》，是1922年8月1日在巴黎创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主办。《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1919年6月16日创刊。由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使该刊逐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新建设》，是1923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主编，一共出了八期，这里就有三期。《前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月刊，后改不定期，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出刊，1924年2月1日出第三期后停刊，这里就有两期。这这些书刊是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汇集。
在20世纪20年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南山区，赵一曼能这么大信息量地获得这些刊物，那也是个奇迹了。然而，时代就选择了她，她也能抓住这个机遇，把握自身命运，并挺身而出去改变同胞姊妹们的命运。
这位柔弱的川南妹子肩负起引领妇女解放的先锋之责。
5 “幺疯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学习和认真思考，赵一曼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她的眼界在不断扩大，把自己的命运和全体妇女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她决心挺身而出像秋瑾女士那样心忧天下，立志救国，做一个“女权运动”的革命家。
赵一曼早在几年前就把自己所读的书，所接受的进步思想向周围能够接触到的同伴、姐妹、佣人、婶娘，包括大嫂在内进行传播、诱导。当时也许只是为了争取这一千人支持自己要求读书的权力。我们可以从郑佑之给赵一曼的多封信中看到：“你现在还是联络你一般婶娘、姐妹、弟侄，使他们随时帮你说话。此外，你对于一般穷人和穷人的儿女，你也要尽力去帮助他们，使他们感激你，听你的话，慢慢的再看时机。”(1921年12月11日)“你宣传最好是从他们痛苦的地方人手，指出他们痛苦的原因，点醒他们不要埋头忍受就是了”。“你不要破除你嫂嫂的迷信。你须极力顺他，引他到想争男女平权的革命大路就是了。”
在后一封信中，郑佑之不光是教赵一曼宣传时的方式方法，而更明确让赵一曼引导妇女“争男女平权的革命大路”。我们所能见到的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几乎都是给赵一曼的回信，多数是回答和解释赵一曼来信提出的问题，鼓励她不断努力，引导她如何去做。我们可以从这些信中看到赵一曼在宣传、组织妇女的最初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挫折。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蜀南山区的偏僻环境中，赵一曼的思想意识是超前的，所以很难被社会所容，特别是被禁锢了几千年的妇女所接受。然而，赵一曼却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不懈努力。
赵一曼边读书，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教训，她不光写日记、写信，还写杂记、诗歌、歌词、对联等。自《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力的我》多处见报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赵一曼在这一段时间内更文思泉涌，才华横溢，我们可以从郑佑之的书信中印证这一点。
1925年初，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中写到：
《杂记》和《信》都得到了。我打算把你的日记和杂记编成小说，拿出去登报。你的《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很可以登报，缓两日即当略为删改，登在成都、重庆的报上。你去年做的文章(如《劳动联合宣言》等)得空时亦请誊来，我代你登报，自家去登也可……
你的歌儿，颇有诗意；至于年对，虽有意思，却不合体。但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也不必拘体裁了，拿来自己贴是很可以的，不过拿去登报，就怕登不出来(歌儿要登，也还要改一下)。
可惜的是赵一曼的这些杂记、日记和诗歌都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否则出版《赵一曼文集》没问题。《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写于1925年2月，1925年4月19日在上海《妇女周报》上发表。全文摘要如下：
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早已灌注于一般人的耳鼓。但至今犹未见诸实行。并且还有大多数的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深深感受无穷的悲哀，无穷的痛苦!(我也是其中之一)唉!我们女子，数千年来总是处于极卑劣的地位，近数年虽有女子参政同盟女权运动同盟之发现，可是终不免男尊女卑的歧视，且种种束缚仍然加于我们身上，竞不能推翻那千重压制，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我今把我良心上的几种要求，公布于全国兄弟姐妹之前，请求赞助!更愿全国的姐妹们，多多提出切身的议案于国民会议!
(一)废除一切束缚我们女子的东西，尤其是压死青年女子的旧礼教。
(二)社交公开：女子有通信的自由，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种种绝对的自由。并规定保护受痛苦逃婚女子的专条；即抱独身的女子，父母——尤其是兄嫂，亦不得强迫出阁。
(三)男女求学的机会须平等：不惟自小学以至大学，均须撤底开放，并须严定父母——尤其是兄嫂阻止青年女子求学之法则。
(四)男女身份平等。女子须有继承袭产权，不单是分产。须有执政权，不单是参政，凡应公开的更不得借口“年幼”，不使我辈青年女子参加或预闻。
(五)普及女子教育，特别要注重青年女子。并废除良妻贤母之教育，严禁宗教徒对于青年女子之诱惑与迫害。
(六)有志求学而力不足的青年女子，国家或地方，均当供给以入学的费用。
(七)禁止蓄童养媳，禁止纳妾，蓄婢。立法严惩拐卖幼女弱女，及虐待妻妾婢媳，以振刷恶俗。
(八)禁止奖励虚伪之贞节主义，如旌表节孝等，尤其是过门守节。提倡再婚妇与处女一体受社会上之待遇。
(九)不惟女工与男工作同样的工当得同样的报酬，即青年女子和做了成人一样的工作。也当得一样的工资。
(十)女工月经期间，厂主当加以优待，不得强迫作工，更不得扣减工钱。
(十一)女子妊孕期内，不得作工；并须由国家供给以充足的生活费。
(十二)废除娼妓制度，禁止穿耳，缠足的恶习惯。取缔妖淫装饰品。
(十三)为使我们的要求有力而实现起见，国民会议须尽量参加妇女团体，尤其是青年女子的代表。
全国感受压迫的姐妹们，我 这几种要求过分了么?办不到么?如其不然，就请大家努力，准备实行解放，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大家团结起来，促成我们的国民会议!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于宜宾观音镇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政府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号召，积极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并做出了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等决议，指出要动员妇女易于接受的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郑佑之按照党的指示，从外地寄给赵一曼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文件材料，要她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异常关心国家大事，以妇女解放运动为己任的赵一曼，阅读了这些文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斗争情况以《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为题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有力的论据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发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呼声，并提出了实行妇女解放的具体办法和措施。这13条要求所表达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才逐步实行的。因此，可以说赵一曼是一个超前的天才的革命家，所谓天才者，必是另类，所思所想非常人所能及。自然，在常人眼里她不是疯子也是癫子。在伯阳觜一些人眼里赵一曼就是“幺疯子”。然而，赵一曼并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她认准的事就一定做下去，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一往无前，决不回头。
6 组织妇女解放同盟
1925年2月29日，郑佑之在一封信中对赵一曼做了具体的指导。“你们结团体一事，可以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人了会以后，再来慢慢训练，专选那青年的(穷苦的可以不拘定要年轻)同志人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你们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妇女解放同盟会。并拟定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简章。”
按照郑佑之的指导，赵一曼积极进行发动妇女的丁作，为了壮大斗争力量，赵一曼于1925年5月介绍二姐李坤杰和四姐李坤能加入青年团，并一起开展妇女工作。
李坤杰在《回忆我的妹妹赵一曼》一文中说：“1925年农历4月28日开成立大会。妹妹预先跑到我家来，连夜背着人写了通知书。不料这时白花场正过反动军队，这次会没有开成。”
由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妇女解放同盟只好推迟了成立时间。赵一曼对此非常气愤，她于5月20日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怎样扩大革命运动》的文章，发表在6月9日重庆出版的《合力周报》上，文中说：
“最近孙中山先生之死，我们本该开一个追悼大会，借此机会，向民众宣传三民!尤其是民权主义；使血性青年，齐集于革命旗帜之下，然而处宗法社会极反动的男性专横下的我们，竞无勇气为此‘破天荒’之举徘徊，徘徊，而军事发生，连我们的妇女解放同盟，也不敢在军队如林的白花场开成立大会了，还说什么宣传?追悼?”
妇女解放同盟会虽暂时没有宣布成立，大会没有召开，但组织妇女的活动仍在进行，赵一曼和二姐李坤杰一起，联系了30多名妇女，有几位是吃长斋抱独身主义的，还有长期守寡苦大仇深的，经常是借朝山、拜佛、赶庙会之机开展活动。
这时，上级党团组织更加关心基层组织的建立。赵一曼根据郑佑之关于“你同二姐若能再邀一两个同志入团，你们就可以成立支部了。你们找同志。可以专在妇女中间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将来女同志多了的时候，可以特别替你们成立个妇女部”的指示，同二姐李坤杰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几名团员。并于同年10月26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担任团支部书记。中共宜宾特支给团中央的信，关于赵一曼加入青年团及白花场团支部的成立，现存中央档案馆的《通字第一号——仪平复曾延兄的信》中有清楚的记载(“仪平”是中共宜宾特支的代号，“曾延”是中央的谐音，为团中央的代号)。此信节选如下：
曾延兄：
一月二十一日信收到，所问白花场李坤泰各节，兹特一一答复如下：“此数人由何人介绍、经何种手续、在何地加入?”查李坤泰、李绍唐系于十二年经何必辉、郑佑之介绍，在成都地方加入者，调查表亦已填讫。肖简青、李坤杰、李坤伦[能]系十四年五月郑佑之、李坤泰向成都地方介绍者，当由刘亚雄等发给团刊四份、议决案二册，委托佑之回普岗寺组织分校，同学有郑佑之、李坤泰、李少[绍]唐、谢耿藩、肖简青、李坤杰、李坤伦[能]等。成立后即向成都报告……
这封信是1926年2月19日中共宜宾特支给团中央来信询问李坤泰(赵一曼)等入团及团支部成立情况的答复信。信中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赵一曼是1923年由何必辉、郑佑之介绍入团，1925年4月赵一曼又介绍肖简青、李坤杰、李坤能入团。而白花场团支部是1925年10月26日成立的。
在开展团的工作的同时，赵一曼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28日，妇女解放同盟的评议委员会筹备会在曾家湾李坤杰家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简章，推举出评议委员会，李坤能为主任委员，甘白清任副主任委员，李坤杰、曾贵儒、陈世仙、陈泽玉任委员，李坤泰任文书，负责内外联络和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是负责全面工作。这次会议还商讨决定要在白花场的禹王宫召开妇女解放同盟的正式成立大会。
同年12月13日，事先联络好的姐妹从伯阳觜、石宝寺、曾家湾等四面八方来到川南古镇白花场。禹王宫会场上，除来开会的30多人外，还有许多围观的妇女姐妹们。这在白花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独立组织召开成立团体的大会。当时，李坤杰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布“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会上，赵一曼第一次在众多姐妹面前讲话，她激动得把事先准备好的讲演词全忘了，但却把发白心里的下言万语吐了出来，她喊出了妇女们共同的心声：姐妹们!
我们妇女自古代以来还是有许多有能为的人的，古代有梁红玉，现代有秋瑾，都是因为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才要求得到解放……她们已为姐妹们做出了榜样、
什么‘三从四德’呀，分明是给我们戴的封建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应该互相尊重，互助互爱，为什么女的就要从男的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他们还把我们当人看待吗?”
赵一曼越说越激动，举起拳头高喊：“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
大会推选出李坤杰为正会长，曾贵儒为副会长，桂代芝、李坤能、甘白清、杨惠如、邓淑清、胡玉贞、罗广位等为委员，赵一曼为文书，负责全面工作。
会上宣读、张贴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宣言、简章。
当时还有许多妇女报名要参加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她们都非常兴奋，长时间地鼓掌，会后纷纷围着赵一曼说：“李幺姐，你真行，你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了!”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以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帮助她们解除痛苦。谁家婆媳不和，“妇女会”出面调解，谁家儿女受后娘虐待，“妇女会”也出面评理。
白花场的一名贫苦妇女会员肖桂花，五岁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她的未婚夫长大成了不良少年，好逸恶劳，还吸上鸦片。肖桂花不满意这宗亲事，心里很苦闷，想退婚，无奈父母又不同意。她就请“妇女会”帮助解决。赵一曼非常理解肖桂花地痛苦，支持她的行动。于是她派年长有威望的妇女会干部去劝说肖桂花的父母，最后终于退了婚。
白花场还有一个姑娘叫陈启明，她经常受后娘的虐待，按赵一曼出的主意，帮助陈启明逃离了家门，奔向叙府城。在这个苦孩子的面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生活之路。
妇女解放同盟会真正为妇女解决了实际问题，受到妇女群众的拥护。同盟会很快就发展到180余人。
为了能使妇女争得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妇女解放同盟会还破天荒在白花场开办一所义务女校，由李坤杰的丈夫肖简青担任义务教员。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都可以上女校读书识字。此外，她们在积极开展妇女同盟会活动的同时，还成立更引人注目的农民会。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二章：书信·报刊·引路人
4 投书控诉兄嫂
赵一曼的文章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力的我》为题，1924年8月6日，在上海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第49期“言论”栏目刊登。几乎在同时，8月11日，天津《女星》(由邓颖超、李峙山主办)于5l期以《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加峙山的编者语登载：
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
这篇稿子——原名请看我的家庭——是七月三日晚收到的，本可早在妇女日报上发表。因投稿者声明要登在女星，而收稿时又正值女星稿已发印，迟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我已将我个人意见写信告诉伊了。读者如有好的办法，请即刻写信来，我当转达。
峙山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么?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七出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啊]!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惟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的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我的去路。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那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惟不给我订购，而且[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惟不出钱。就是亲友送给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是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我就胡思乱想的要读书。……我实无法可施了。不得已才求全世界的姊妹们，帮我设法!至于我现在呢，第一不要他出钱送我读书；第二不要他给我订报，单求他允许我出来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似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我第一次求他送我读书，他就说女校的风气不好，不能送我读书，至于银钱，还在其次。二次我就托我姊姊劝他，他就说近来几年银钱紧，必不能送读。三次我就向他要陪奁钱。要陪奁钱吗?他说除是他死，他如不死，叫我不要乱想。四次我姊姊们又回来劝他送我读书……
从未走出过宜宾山区，19岁的赵一曼“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进我铁篱城中来了……”也正是这些“新学诸君”所创办的刊物的启蒙，才使赵一曼觉悟：女人也是人，不是奴隶货物，女人也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这篇文章3000多字，一气呵成，所表述的思想不仅是赵一曼对个体自身命运的悲号，也是“人的发现”，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女性维权的思考，极具创造性和前瞻性。
赵一曼在《妇女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伴随着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中国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从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爆发了，他们冲出闺房，打破牢笼，清算封建礼教的万般罪恶，异常强烈地吁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有识者不看作是弱女的求助，而是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号角!号角声声，一呼而应。
“自本刊发表李一超女士自述的那篇文章后，接连收到同情援助的函件三十余封。除声明不愿发表的以外，均摘要录下。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与互助精神的。”
这是峙山在《女界》第五十二期登录这些文章前边的编者语。
其中来自北京的张萍英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我相信处在李一超女士同等地位的女子并不止伊一人。所以我们对于伊的问题应用广义的态度来研究。……所谓广义的态度。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点放在大多数锁在家庭里不能享受教育机会的女子身上，来谋一个全盘的解决办法，要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下手的工夫在宣传大家庭的罪恶与容纳由牢狱中逃出的女子并给以一个生活的道路。
还有一位叫王文彬的朋友在信中说：
我读了你那篇自述后，不觉怒发冲冠，血气沸腾，想给你做个奋斗先锋者。虽然我们青年前途远而且大，但是站在这黑沉沉地狱似的家庭里，不奋斗，焉有光明，不破坏，焉能建设?一超!我祝你做一个毅力坚决的奋斗青年女子!
这些信中除了引起共鸣、共识、同感、同情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出主意，想办法，为一超设定出走求学的方案，列举了许多条；还有的表示要为一超提供部分费用，提供自学讲义等。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来信，读起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让人想到的是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潮，汹涌澎湃，一浪高似一浪。
同年10月25日，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中写到：
你的文章，在《妇女周报》之《女星》是你的原稿，在《妇女周报》上，是我略为删改的(文中大姊二姊字样又是主笔改了的)。
做事不艰难，是时运好，不是天分好；做事能战胜艰难是才情好，不是天分好。天分二字是专指学问进步快的人来说的。
……峙山、锡琛的信，一并付还，请查收。日记暂存我处，作文稿一本亦付还，你以前的信，我都逐一改正发还了。但今后的信，我都存着，今后好与你登报那篇互相印证。兹寄来《少年》一本、《觉悟》四本、《政治(平民血泪)》一本、《新建设》三本、《前锋》二本、《会刊》一本(共计十二 本)，你可择来看。你把十二本看完了，你的智识当更有进，那时我才把研究主义的书与你带来(因为他是说方法、说道理的，难得看得进)。这十二本书，你看完了，就叫老幺亲自送来掉[换]书……”
赵一曼收到了大姐夫郑佑之的来信，尤其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激动不已，流下了晶莹的泪花；更为之振奋，坚定了奋斗的目标和信心。郑佑之也不断地鼓励鞭策赵一曼安心在家读书。在3月17日信中写道：
“你前年开笔做文章，到今年还不上两个时年，已经做得出这样的文章，真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你有这宗天分，这宗勤快，不愁操不成器的，你好生安心看书罢”。
这期间，赵一曼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郑佑之捎来的十二本书刊。其中《少年》，是1922年8月1日在巴黎创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主办。《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1919年6月16日创刊。由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使该刊逐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新建设》，是1923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主编，一共出了八期，这里就有三期。《前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月刊，后改不定期，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出刊，1924年2月1日出第三期后停刊，这里就有两期。这这些书刊是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汇集。
在20世纪20年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南山区，赵一曼能这么大信息量地获得这些刊物，那也是个奇迹了。然而，时代就选择了她，她也能抓住这个机遇，把握自身命运，并挺身而出去改变同胞姊妹们的命运。
这位柔弱的川南妹子肩负起引领妇女解放的先锋之责。
5 “幺疯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学习和认真思考，赵一曼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她的眼界在不断扩大，把自己的命运和全体妇女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她决心挺身而出像秋瑾女士那样心忧天下，立志救国，做一个“女权运动”的革命家。
赵一曼早在几年前就把自己所读的书，所接受的进步思想向周围能够接触到的同伴、姐妹、佣人、婶娘，包括大嫂在内进行传播、诱导。当时也许只是为了争取这一千人支持自己要求读书的权力。我们可以从郑佑之给赵一曼的多封信中看到：“你现在还是联络你一般婶娘、姐妹、弟侄，使他们随时帮你说话。此外，你对于一般穷人和穷人的儿女，你也要尽力去帮助他们，使他们感激你，听你的话，慢慢的再看时机。”(1921年12月11日)“你宣传最好是从他们痛苦的地方人手，指出他们痛苦的原因，点醒他们不要埋头忍受就是了”。“你不要破除你嫂嫂的迷信。你须极力顺他，引他到想争男女平权的革命大路就是了。”
在后一封信中，郑佑之不光是教赵一曼宣传时的方式方法，而更明确让赵一曼引导妇女“争男女平权的革命大路”。我们所能见到的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几乎都是给赵一曼的回信，多数是回答和解释赵一曼来信提出的问题，鼓励她不断努力，引导她如何去做。我们可以从这些信中看到赵一曼在宣传、组织妇女的最初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挫折。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蜀南山区的偏僻环境中，赵一曼的思想意识是超前的，所以很难被社会所容，特别是被禁锢了几千年的妇女所接受。然而，赵一曼却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不懈努力。
赵一曼边读书，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教训，她不光写日记、写信，还写杂记、诗歌、歌词、对联等。自《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力的我》多处见报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赵一曼在这一段时间内更文思泉涌，才华横溢，我们可以从郑佑之的书信中印证这一点。
1925年初，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中写到：
《杂记》和《信》都得到了。我打算把你的日记和杂记编成小说，拿出去登报。你的《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很可以登报，缓两日即当略为删改，登在成都、重庆的报上。你去年做的文章(如《劳动联合宣言》等)得空时亦请誊来，我代你登报，自家去登也可……
你的歌儿，颇有诗意；至于年对，虽有意思，却不合体。但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也不必拘体裁了，拿来自己贴是很可以的，不过拿去登报，就怕登不出来(歌儿要登，也还要改一下)。
可惜的是赵一曼的这些杂记、日记和诗歌都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否则出版《赵一曼文集》没问题。《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写于1925年2月，1925年4月19日在上海《妇女周报》上发表。全文摘要如下：
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早已灌注于一般人的耳鼓。但至今犹未见诸实行。并且还有大多数的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深深感受无穷的悲哀，无穷的痛苦!(我也是其中之一)唉!我们女子，数千年来总是处于极卑劣的地位，近数年虽有女子参政同盟女权运动同盟之发现，可是终不免男尊女卑的歧视，且种种束缚仍然加于我们身上，竞不能推翻那千重压制，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我今把我良心上的几种要求，公布于全国兄弟姐妹之前，请求赞助!更愿全国的姐妹们，多多提出切身的议案于国民会议!
(一)废除一切束缚我们女子的东西，尤其是压死青年女子的旧礼教。
(二)社交公开：女子有通信的自由，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种种绝对的自由。并规定保护受痛苦逃婚女子的专条；即抱独身的女子，父母——尤其是兄嫂，亦不得强迫出阁。
(三)男女求学的机会须平等：不惟自小学以至大学，均须撤底开放，并须严定父母——尤其是兄嫂阻止青年女子求学之法则。
(四)男女身份平等。女子须有继承袭产权，不单是分产。须有执政权，不单是参政，凡应公开的更不得借口“年幼”，不使我辈青年女子参加或预闻。
(五)普及女子教育，特别要注重青年女子。并废除良妻贤母之教育，严禁宗教徒对于青年女子之诱惑与迫害。
(六)有志求学而力不足的青年女子，国家或地方，均当供给以入学的费用。
(七)禁止蓄童养媳，禁止纳妾，蓄婢。立法严惩拐卖幼女弱女，及虐待妻妾婢媳，以振刷恶俗。
(八)禁止奖励虚伪之贞节主义，如旌表节孝等，尤其是过门守节。提倡再婚妇与处女一体受社会上之待遇。
(九)不惟女工与男工作同样的工当得同样的报酬，即青年女子和做了成人一样的工作。也当得一样的工资。
(十)女工月经期间，厂主当加以优待，不得强迫作工，更不得扣减工钱。
(十一)女子妊孕期内，不得作工；并须由国家供给以充足的生活费。
(十二)废除娼妓制度，禁止穿耳，缠足的恶习惯。取缔妖淫装饰品。
(十三)为使我们的要求有力而实现起见，国民会议须尽量参加妇女团体，尤其是青年女子的代表。
全国感受压迫的姐妹们，我 这几种要求过分了么?办不到么?如其不然，就请大家努力，准备实行解放，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大家团结起来，促成我们的国民会议!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于宜宾观音镇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政府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号召，积极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并做出了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等决议，指出要动员妇女易于接受的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郑佑之按照党的指示，从外地寄给赵一曼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文件材料，要她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异常关心国家大事，以妇女解放运动为己任的赵一曼，阅读了这些文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斗争情况以《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为题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有力的论据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发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呼声，并提出了实行妇女解放的具体办法和措施。这13条要求所表达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才逐步实行的。因此，可以说赵一曼是一个超前的天才的革命家，所谓天才者，必是另类，所思所想非常人所能及。自然，在常人眼里她不是疯子也是癫子。在伯阳觜一些人眼里赵一曼就是“幺疯子”。然而，赵一曼并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她认准的事就一定做下去，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一往无前，决不回头。
6 组织妇女解放同盟
1925年2月29日，郑佑之在一封信中对赵一曼做了具体的指导。“你们结团体一事，可以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人了会以后，再来慢慢训练，专选那青年的(穷苦的可以不拘定要年轻)同志人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你们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妇女解放同盟会。并拟定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简章。”
按照郑佑之的指导，赵一曼积极进行发动妇女的丁作，为了壮大斗争力量，赵一曼于1925年5月介绍二姐李坤杰和四姐李坤能加入青年团，并一起开展妇女工作。
李坤杰在《回忆我的妹妹赵一曼》一文中说：“1925年农历4月28日开成立大会。妹妹预先跑到我家来，连夜背着人写了通知书。不料这时白花场正过反动军队，这次会没有开成。”
由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妇女解放同盟只好推迟了成立时间。赵一曼对此非常气愤，她于5月20日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怎样扩大革命运动》的文章，发表在6月9日重庆出版的《合力周报》上，文中说：
“最近孙中山先生之死，我们本该开一个追悼大会，借此机会，向民众宣传三民!尤其是民权主义；使血性青年，齐集于革命旗帜之下，然而处宗法社会极反动的男性专横下的我们，竞无勇气为此‘破天荒’之举徘徊，徘徊，而军事发生，连我们的妇女解放同盟，也不敢在军队如林的白花场开成立大会了，还说什么宣传?追悼?”
妇女解放同盟会虽暂时没有宣布成立，大会没有召开，但组织妇女的活动仍在进行，赵一曼和二姐李坤杰一起，联系了30多名妇女，有几位是吃长斋抱独身主义的，还有长期守寡苦大仇深的，经常是借朝山、拜佛、赶庙会之机开展活动。
这时，上级党团组织更加关心基层组织的建立。赵一曼根据郑佑之关于“你同二姐若能再邀一两个同志入团，你们就可以成立支部了。你们找同志。可以专在妇女中间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将来女同志多了的时候，可以特别替你们成立个妇女部”的指示，同二姐李坤杰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几名团员。并于同年10月26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担任团支部书记。中共宜宾特支给团中央的信，关于赵一曼加入青年团及白花场团支部的成立，现存中央档案馆的《通字第一号——仪平复曾延兄的信》中有清楚的记载(“仪平”是中共宜宾特支的代号，“曾延”是中央的谐音，为团中央的代号)。此信节选如下：
曾延兄：
一月二十一日信收到，所问白花场李坤泰各节，兹特一一答复如下：“此数人由何人介绍、经何种手续、在何地加入?”查李坤泰、李绍唐系于十二年经何必辉、郑佑之介绍，在成都地方加入者，调查表亦已填讫。肖简青、李坤杰、李坤伦[能]系十四年五月郑佑之、李坤泰向成都地方介绍者，当由刘亚雄等发给团刊四份、议决案二册，委托佑之回普岗寺组织分校，同学有郑佑之、李坤泰、李少[绍]唐、谢耿藩、肖简青、李坤杰、李坤伦[能]等。成立后即向成都报告……
这封信是1926年2月19日中共宜宾特支给团中央来信询问李坤泰(赵一曼)等入团及团支部成立情况的答复信。信中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赵一曼是1923年由何必辉、郑佑之介绍入团，1925年4月赵一曼又介绍肖简青、李坤杰、李坤能入团。而白花场团支部是1925年10月26日成立的。
在开展团的工作的同时，赵一曼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28日，妇女解放同盟的评议委员会筹备会在曾家湾李坤杰家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简章，推举出评议委员会，李坤能为主任委员，甘白清任副主任委员，李坤杰、曾贵儒、陈世仙、陈泽玉任委员，李坤泰任文书，负责内外联络和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是负责全面工作。这次会议还商讨决定要在白花场的禹王宫召开妇女解放同盟的正式成立大会。
同年12月13日，事先联络好的姐妹从伯阳觜、石宝寺、曾家湾等四面八方来到川南古镇白花场。禹王宫会场上，除来开会的30多人外，还有许多围观的妇女姐妹们。这在白花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独立组织召开成立团体的大会。当时，李坤杰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布“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会上，赵一曼第一次在众多姐妹面前讲话，她激动得把事先准备好的讲演词全忘了，但却把发白心里的下言万语吐了出来，她喊出了妇女们共同的心声：姐妹们!
我们妇女自古代以来还是有许多有能为的人的，古代有梁红玉，现代有秋瑾，都是因为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才要求得到解放……她们已为姐妹们做出了榜样、
什么‘三从四德’呀，分明是给我们戴的封建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应该互相尊重，互助互爱，为什么女的就要从男的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他们还把我们当人看待吗?”
赵一曼越说越激动，举起拳头高喊：“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
大会推选出李坤杰为正会长，曾贵儒为副会长，桂代芝、李坤能、甘白清、杨惠如、邓淑清、胡玉贞、罗广位等为委员，赵一曼为文书，负责全面工作。
会上宣读、张贴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宣言、简章。
当时还有许多妇女报名要参加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她们都非常兴奋，长时间地鼓掌，会后纷纷围着赵一曼说：“李幺姐，你真行，你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了!”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以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帮助她们解除痛苦。谁家婆媳不和，“妇女会”出面调解，谁家儿女受后娘虐待，“妇女会”也出面评理。
白花场的一名贫苦妇女会员肖桂花，五岁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她的未婚夫长大成了不良少年，好逸恶劳，还吸上鸦片。肖桂花不满意这宗亲事，心里很苦闷，想退婚，无奈父母又不同意。她就请“妇女会”帮助解决。赵一曼非常理解肖桂花地痛苦，支持她的行动。于是她派年长有威望的妇女会干部去劝说肖桂花的父母，最后终于退了婚。
白花场还有一个姑娘叫陈启明，她经常受后娘的虐待，按赵一曼出的主意，帮助陈启明逃离了家门，奔向叙府城。在这个苦孩子的面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生活之路。
妇女解放同盟会真正为妇女解决了实际问题，受到妇女群众的拥护。同盟会很快就发展到180余人。
为了能使妇女争得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妇女解放同盟会还破天荒在白花场开办一所义务女校，由李坤杰的丈夫肖简青担任义务教员。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都可以上女校读书识字。此外，她们在积极开展妇女同盟会活动的同时，还成立更引人注目的农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