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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余光中先生演讲，台大英文系出身的余先生对食洋不化的翻译大为不满：A soldier must love his country，直译为“一个士兵必须爱他的祖国”。其中，“一个”可删掉，泛指，不合中文习惯，“他的”简直是废话，士兵不爱“他的”祖国，难道爱“别人的”祖国？如不影响表情达意，“的”字可尽量删。这样一来，这句英文就可翻成“士兵必须爱国”，不仅抹平了皱纹，也减掉了赘肉。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中的汤镇台深谙文字妙用，他奉上五十两银子与书办，“不为别的，只为买你一个字”，原来府里知会汤镇台征苗，汤要书办将“带领兵马”写作“多带兵马”。用心经营文字，动一字而全盘皆活、以少驭多的例子在古代可谓俯拾即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三百多年来嘉惠无数后学，被誉为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所选二百二十二篇文章均符合为文的标准：雅洁。中国艺术历来讲究留白与空灵，“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地无声胜有声”为文字最高境界，能到这个地步的人不多，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算懂得文章三昧，怕的是没有敬畏之心，忘不掉炫博夸奇，于笔底材料不忍割爱，尽情胪列，不厌其烦。
说话与著述，符合夫子的“辞达而已”大抵便已登堂入室了。明人袁宗道说：“口舌，代心产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老一辈经济学家张培刚在意刘博平对他“文如切玉之刀”的评价，张五常也自称：“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写得清楚明白。”言为心声，文字只是将无形的声音符号记录下来，说到底，还是要便于交流与沟通，不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上世纪之初，文言与白话激烈论争，无论是黄侃以“妻丧速归”调侃胡适的白话，还是胡适以“干不了，谢谢”回应文言“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问题都指向文字的经济，如何以少胜多，以简驭繁。当下不少人为文言文抱不平，以为文言文以雅俗论，较白话文为雅；以简繁论，较白话文为简；以深浅论，较白话文为深。从历史命运与知识传播来看，实在不必陷入文化守成主义的误区里。鲁迅家后园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若只从文字精简的角度着眼，换成“后院墙外有两棵枣树”，哪能体会到作者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菜根谭》言：“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恰好。”恰好就好，文言与白话，不必你死我活，也不必取此舍彼、相互排斥。今天的作者，对二者应当兼收并蓄、扬长去短。
话说回来，大家对白话有所偏见，也非为无因。对白话的偏见，不是对《水浒》与《红楼》的偏见，而是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新白话的颇有微辞。一位英国语言学家曾说，“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今天，英语已成为全世界的“普通话”，它把其他语种都挤压成方言，诗性而丰富的汉语在这一强势语言面前变成了弱势群体，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交往是必然的，汉语不能自外于英语系统，欧化语体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法，借着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另一方面，亦如鲁迅的直译，“宁信而不顺”，也侵蚀了汉语本具的美感与特质。汉语的欧化如生活的欧化，也是潮流所趋，势所难免。语言文字与时并进，新词汇、新句法反映新事物、新情景，只要自成合理的新意，当可丰富语文的内涵。
但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因此，语言背后折射出的心态倒应引起警惕，西化潮流之下，如何葆有民族文化传统、认证民族文化价值极为关键。因为定力不够者会走上文化虚无主义的道路之上，否定本民族固有的文章学传统。有学者以西方诗的标准衡量中国古典诗歌，认为古诗不够优秀，原因只在于它们太短。这恰恰是对古典诗歌含蓄与精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欧化语体、欧化文风的笼罩之下，一如我们所见，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文章越写越长，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问题，非得长篇大论方可，读着令人云里雾里。本来，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何必堆砌烦冗？文章冗长之外，句子的冗长则为常见弊端。余光中先生说：“貌似‘精确’实为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两种烦冗见于官样八股与学术八股。赵翼论诗绝句有言：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大部头的论著，虽然巍然成一体系，看似壮观，拆开来却无片砖瓦可用，满篇陈词滥调，几百页一路读下来，常识而已。不如单取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写成一条两条，彼此都省工夫。王国维《人间词话》寥寥一万五千多字，多少真知灼见尽在其中。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不搞高头讲章，不掉书袋，也清新可喜，使多少学人受益。如今的大师们，洋洋十数卷或数十卷文集中，不知能留下几条文字供人征引？泰勒说：世上闷人真多，你问他好，他真的一五一十告诉你他好不好（A bore is a man who when you ask him how he is，tells you）。文字呈几何级数
量增长的时代，愈发令人怀念李密《陈情表》里简单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汉语独特的声韵与音乐效果彰显无遗，要是弄成欧化语体，真不知如何启齿。文字的剪裁与匠心，见的是苦心孤诣。“没有我你冷不冷”如果改为“如果没有我，那么你冷不冷”，则索然寡味矣。
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为文最忌冗长，只言片语，可以掷地有声；三五百字，亦能打动人心。《尚书》、《诗经》都不长，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仅一千零五十二字。儒家经典的《中庸》，今人加上标点，也只四千二百八十一字。惜墨如金，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学一学。“删繁就简三秋树”，深秋的树经过数度秋风，干净得只剩下枝枝杈杈。文章力求简短精炼、要言不烦，能简单表述的绝不拖泥带水。 将当下冗长文风怪罪于英文，也不全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二百多遍，“砍伐了整座森林”，只保留下原稿篇幅的十分之一，文笔之洗练举世折服。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神经”，这本七万多字的小书涉及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被誉为“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用我们的标准，好像不够一篇博士论文的字数。好看的英文，that，which，where用的也是小心翼翼，能省则省。法国人也有一句老话，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看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字的道理差不多。
英语世界交口赞誉的作品译成中文，不堪卒读者居多，真信了“翻译是对原著的一次谋杀”这句行话，文章不简洁。究其原因，约有两途：
一是两种语言间转换不自然。张五常说他二十九岁前的文章九曲十三弯，下笔花拳绣腿。每个作者大约都有这个阶段，不甘平淡、强学花哨，终沦为庸脂俗粉，绕来绕去把自己绕糊涂了。话说回来，没有这个阶段，就没有后来能将学问有条不紊陈述出来的张五常。他的《佃农理论》等名著，真是从语言迷宫里转出来了。当今众多学人读着翻译过的西方书籍长大，自以为与西方接轨，不知受了多少语言污染。倒不如钱锺书，他少时读西洋文学作品，都出自目不识ABC的林琴南的翻译，反而能保留中文的正宗。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文多以“某某作家及其作品”为题，陈援庵看到，必删“其”字。翻看当下文章，“基于”泛滥成灾，令人头大，很多可删，“基于应试教育下的英语改革”直说成“应试教育下的英语改革”无妨，很多可换一种表达方式，“摩托罗拉XT702手机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中的“基于”可换成“运用”。
论文为格式化的语言，尚有规律可循，文学语言贵尖新生动，译不好更是让人作呕。霍桑小说《红字》的Hester Pryne：with a figure of perfecte legance on a large scale，被译为“大规模的十分秀丽的体态”，这是什么体态，着实费人思量。梁实秋用母语写作极为本色：“‘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但翻译《呼啸山庄》，让人啼笑皆非：Pure，bracing ventilation，被他整成了“纯洁兴奋的空气。”梁先生也许该听听元人戴表元的“三番来者”理论：“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纯洁、兴奋对译Pure，bracing，常人都能想到，陈语用不得的，还是多琢磨一下精语吧。这一琢磨，包含着看清事理、整理思绪，此后才会有好章句出现。董桥谈翻译有喻：“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谈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纯洁兴奋的空气”真是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二是体制障碍，考核、晋升、评奖，速度至上、效率优先，键盘敲打文字代替了手工书写。长文成为衡量的尺度之一，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字扩军备战，各类专业人士都在生产体制宏大的专业论文，其实相当部分的人拙于行文，缺乏文体学的相关训练。西人以为博士论文，十之八九无足观赏，不外把一堆尸骨从一个坟墓搬到另一个坟墓里去。此言大体不差。在数量与速度的时代，字斟句酌、删繁就简等优良传统被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不免让人怀念沈昌文先生当年仰仗一些老教授“慢工出细活”来保证翻译质量的掌故。老先生们用“打太极拳的速度”每天只译五百到一千字，戏称“卫生翻译”，因为过了两千字就会“伤了元气”。严谨的译者往往要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的劳作中才能企及“信达雅”的标准。陈嘉映之译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邓晓芒之译康德，邓正来之译哈耶克等，都历经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的长途跋涉。
文章写得明白如活、不枝不蔓，是谓简洁。简洁之外，亦不可忽视了典雅与文雅，身处泛娱乐时代，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不断恶搞与戏拟，不仅媒体会以各种噱头吸引眼球，连严谨的教学与仪式感极强的集会都可能陷入低俗，变成一种娱乐的狂欢。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狂飙网络语言：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通篇演讲两千余字，时长十六分钟，既短小精悍，也不是假、大、空的套话，让人耳目一新，因此，李校长被掌声打断三十次，并引发七千七百余名学子起立高呼“根叔、根叔”。大众传媒一片叫好声，李校长的亲民、接地气让全国人民为之一振。陈平原却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作为一校之长，理应高瞻远瞩，体现博学深思的院士风范，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不应像演艺明星那样为博得年轻人的欢心，一味扮嫩。只要看看奥巴马对美国学生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上学》，就明白这种批评并非苛刻。陈平原说的是文体意识，放在民国时期，理工教授能懂，今天可能只有中文系的教授能懂这些了。通俗点说，《知音》上的情感文字放在《人民日报》不合适。
董桥有散文《文章不长皱纹》，开篇说：“文章要老而没有皱纹：精神皱纹不可皱过脸上皱纹也。”文理不通的翻译体固然是一脸皱纹，不分场合的装嫩，取悦于听众的媚俗，大约也是一种精神皱纹。董桥还有两文，一篇叫《锻句炼字是礼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码字的人也许应该看看。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中的汤镇台深谙文字妙用，他奉上五十两银子与书办，“不为别的，只为买你一个字”，原来府里知会汤镇台征苗，汤要书办将“带领兵马”写作“多带兵马”。用心经营文字，动一字而全盘皆活、以少驭多的例子在古代可谓俯拾即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三百多年来嘉惠无数后学，被誉为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所选二百二十二篇文章均符合为文的标准：雅洁。中国艺术历来讲究留白与空灵，“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地无声胜有声”为文字最高境界，能到这个地步的人不多，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算懂得文章三昧，怕的是没有敬畏之心，忘不掉炫博夸奇，于笔底材料不忍割爱，尽情胪列，不厌其烦。
说话与著述，符合夫子的“辞达而已”大抵便已登堂入室了。明人袁宗道说：“口舌，代心产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老一辈经济学家张培刚在意刘博平对他“文如切玉之刀”的评价，张五常也自称：“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写得清楚明白。”言为心声，文字只是将无形的声音符号记录下来，说到底，还是要便于交流与沟通，不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上世纪之初，文言与白话激烈论争，无论是黄侃以“妻丧速归”调侃胡适的白话，还是胡适以“干不了，谢谢”回应文言“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问题都指向文字的经济，如何以少胜多，以简驭繁。当下不少人为文言文抱不平，以为文言文以雅俗论，较白话文为雅；以简繁论，较白话文为简；以深浅论，较白话文为深。从历史命运与知识传播来看，实在不必陷入文化守成主义的误区里。鲁迅家后园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若只从文字精简的角度着眼，换成“后院墙外有两棵枣树”，哪能体会到作者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菜根谭》言：“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恰好。”恰好就好，文言与白话，不必你死我活，也不必取此舍彼、相互排斥。今天的作者，对二者应当兼收并蓄、扬长去短。
话说回来，大家对白话有所偏见，也非为无因。对白话的偏见，不是对《水浒》与《红楼》的偏见，而是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新白话的颇有微辞。一位英国语言学家曾说，“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今天，英语已成为全世界的“普通话”，它把其他语种都挤压成方言，诗性而丰富的汉语在这一强势语言面前变成了弱势群体，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交往是必然的，汉语不能自外于英语系统，欧化语体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法，借着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另一方面，亦如鲁迅的直译，“宁信而不顺”，也侵蚀了汉语本具的美感与特质。汉语的欧化如生活的欧化，也是潮流所趋，势所难免。语言文字与时并进，新词汇、新句法反映新事物、新情景，只要自成合理的新意，当可丰富语文的内涵。
但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因此，语言背后折射出的心态倒应引起警惕，西化潮流之下，如何葆有民族文化传统、认证民族文化价值极为关键。因为定力不够者会走上文化虚无主义的道路之上，否定本民族固有的文章学传统。有学者以西方诗的标准衡量中国古典诗歌，认为古诗不够优秀，原因只在于它们太短。这恰恰是对古典诗歌含蓄与精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欧化语体、欧化文风的笼罩之下，一如我们所见，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文章越写越长，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问题，非得长篇大论方可，读着令人云里雾里。本来，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何必堆砌烦冗？文章冗长之外，句子的冗长则为常见弊端。余光中先生说：“貌似‘精确’实为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两种烦冗见于官样八股与学术八股。赵翼论诗绝句有言：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大部头的论著，虽然巍然成一体系，看似壮观，拆开来却无片砖瓦可用，满篇陈词滥调，几百页一路读下来，常识而已。不如单取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写成一条两条，彼此都省工夫。王国维《人间词话》寥寥一万五千多字，多少真知灼见尽在其中。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不搞高头讲章，不掉书袋，也清新可喜，使多少学人受益。如今的大师们，洋洋十数卷或数十卷文集中，不知能留下几条文字供人征引？泰勒说：世上闷人真多，你问他好，他真的一五一十告诉你他好不好（A bore is a man who when you ask him how he is，tells you）。文字呈几何级数
量增长的时代，愈发令人怀念李密《陈情表》里简单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汉语独特的声韵与音乐效果彰显无遗，要是弄成欧化语体，真不知如何启齿。文字的剪裁与匠心，见的是苦心孤诣。“没有我你冷不冷”如果改为“如果没有我，那么你冷不冷”，则索然寡味矣。
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为文最忌冗长，只言片语，可以掷地有声；三五百字，亦能打动人心。《尚书》、《诗经》都不长，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仅一千零五十二字。儒家经典的《中庸》，今人加上标点，也只四千二百八十一字。惜墨如金，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学一学。“删繁就简三秋树”，深秋的树经过数度秋风，干净得只剩下枝枝杈杈。文章力求简短精炼、要言不烦，能简单表述的绝不拖泥带水。 将当下冗长文风怪罪于英文，也不全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二百多遍，“砍伐了整座森林”，只保留下原稿篇幅的十分之一，文笔之洗练举世折服。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神经”，这本七万多字的小书涉及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被誉为“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用我们的标准，好像不够一篇博士论文的字数。好看的英文，that，which，where用的也是小心翼翼，能省则省。法国人也有一句老话，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看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字的道理差不多。
英语世界交口赞誉的作品译成中文，不堪卒读者居多，真信了“翻译是对原著的一次谋杀”这句行话，文章不简洁。究其原因，约有两途：
一是两种语言间转换不自然。张五常说他二十九岁前的文章九曲十三弯，下笔花拳绣腿。每个作者大约都有这个阶段，不甘平淡、强学花哨，终沦为庸脂俗粉，绕来绕去把自己绕糊涂了。话说回来，没有这个阶段，就没有后来能将学问有条不紊陈述出来的张五常。他的《佃农理论》等名著，真是从语言迷宫里转出来了。当今众多学人读着翻译过的西方书籍长大，自以为与西方接轨，不知受了多少语言污染。倒不如钱锺书，他少时读西洋文学作品，都出自目不识ABC的林琴南的翻译，反而能保留中文的正宗。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文多以“某某作家及其作品”为题，陈援庵看到，必删“其”字。翻看当下文章，“基于”泛滥成灾，令人头大，很多可删，“基于应试教育下的英语改革”直说成“应试教育下的英语改革”无妨，很多可换一种表达方式，“摩托罗拉XT702手机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中的“基于”可换成“运用”。
论文为格式化的语言，尚有规律可循，文学语言贵尖新生动，译不好更是让人作呕。霍桑小说《红字》的Hester Pryne：with a figure of perfecte legance on a large scale，被译为“大规模的十分秀丽的体态”，这是什么体态，着实费人思量。梁实秋用母语写作极为本色：“‘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但翻译《呼啸山庄》，让人啼笑皆非：Pure，bracing ventilation，被他整成了“纯洁兴奋的空气。”梁先生也许该听听元人戴表元的“三番来者”理论：“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纯洁、兴奋对译Pure，bracing，常人都能想到，陈语用不得的，还是多琢磨一下精语吧。这一琢磨，包含着看清事理、整理思绪，此后才会有好章句出现。董桥谈翻译有喻：“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谈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纯洁兴奋的空气”真是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二是体制障碍，考核、晋升、评奖，速度至上、效率优先，键盘敲打文字代替了手工书写。长文成为衡量的尺度之一，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字扩军备战，各类专业人士都在生产体制宏大的专业论文，其实相当部分的人拙于行文，缺乏文体学的相关训练。西人以为博士论文，十之八九无足观赏，不外把一堆尸骨从一个坟墓搬到另一个坟墓里去。此言大体不差。在数量与速度的时代，字斟句酌、删繁就简等优良传统被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不免让人怀念沈昌文先生当年仰仗一些老教授“慢工出细活”来保证翻译质量的掌故。老先生们用“打太极拳的速度”每天只译五百到一千字，戏称“卫生翻译”，因为过了两千字就会“伤了元气”。严谨的译者往往要在旷日持久、殚精竭虑的劳作中才能企及“信达雅”的标准。陈嘉映之译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邓晓芒之译康德，邓正来之译哈耶克等，都历经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的长途跋涉。
文章写得明白如活、不枝不蔓，是谓简洁。简洁之外，亦不可忽视了典雅与文雅，身处泛娱乐时代，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不断恶搞与戏拟，不仅媒体会以各种噱头吸引眼球，连严谨的教学与仪式感极强的集会都可能陷入低俗，变成一种娱乐的狂欢。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狂飙网络语言：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通篇演讲两千余字，时长十六分钟，既短小精悍，也不是假、大、空的套话，让人耳目一新，因此，李校长被掌声打断三十次，并引发七千七百余名学子起立高呼“根叔、根叔”。大众传媒一片叫好声，李校长的亲民、接地气让全国人民为之一振。陈平原却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作为一校之长，理应高瞻远瞩，体现博学深思的院士风范，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不应像演艺明星那样为博得年轻人的欢心，一味扮嫩。只要看看奥巴马对美国学生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上学》，就明白这种批评并非苛刻。陈平原说的是文体意识，放在民国时期，理工教授能懂，今天可能只有中文系的教授能懂这些了。通俗点说，《知音》上的情感文字放在《人民日报》不合适。
董桥有散文《文章不长皱纹》，开篇说：“文章要老而没有皱纹：精神皱纹不可皱过脸上皱纹也。”文理不通的翻译体固然是一脸皱纹，不分场合的装嫩，取悦于听众的媚俗，大约也是一种精神皱纹。董桥还有两文，一篇叫《锻句炼字是礼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码字的人也许应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