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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阵地之外，莫言还通过种种奇幻复杂的意象构建了他独特的城市世界。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让莫言擅长对各种意象的揣摩和运用，借助自然意象和以人为中心与人有关的文化意象提出的城市中人性欲望的泛滥和人性道德的滑坡，“人的异化”和“种的退化”的问题表现了对于城乡发展中病态现象的思考，并借此寻求解决的道路。
【关键词】莫言;城市书写;自然意象;文化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7-0038-02
论及莫言，风格最明显，成就最大的就是他的乡土小说创作，“高密东北乡”作为他的文学阵地一直存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农村与历史是他写作的主题，但也存在着一些与乡土小说所不同的城市书写。自1987年中篇小说《红蝗》出现城市意象之后，后续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关于城市的内容，比如短篇《辫子》《倒立》《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沈园》，中篇《红蝗》《师傅越来越幽默》《藏宝图》《幽默与趣味》，长篇《丰乳肥臀》《酒国》《蛙》等等。莫言全篇写城市的小说数量并不多，而在一些主要描写乡土农村历史的小说中夹杂着部分城市的内容，要用“城市小说”这个概念来总结莫言小說中的关于城市的部分还是不够准确，因此在此运用的是“城市书写”。“城市书写”是将城市作为背景，从正面或侧面来描述城市的物质景观和精神生活的文本内容[1]，用来概括莫言关于城市的小说部分更为贴切。莫言运用各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意象构建起了一个与高密东北乡完全不同的城市世界。城市是 “充满了象征性的细节，是一个传奇式的场所”[2]。
莫言的小说创作大量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象征是他的特色，这种风格和特色在城市书写中一以贯之。根据不同的标准，意象有不同的分类，在此采取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的意象分类方法，结合具体作品把莫言城市书写中的意象择取分为自然意象和文化意象两大类。
自然意象是在莫言的城市书写中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在莫言的童年记忆里，家人的不重视、学校老师的处分、辍学后长时间的孤独劳动让他的性格是纤细敏感的，他曾自述他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最擅长写农村大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万物的莫言到了自己所并不擅长的城市空间依然是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自然。
自然意象中最值得分析的首先是动物意象。文明的发展是对人类原始野性和生命力的规训，水泥森林与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得城市成了困住人类的牢笼，也使得人被异化成动物，动物逐渐拥有人类的“灵智”反过来凌辱人类。狗是农村城市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也是莫言笔下最常出现的动物意象。《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被耿莲莲辞退后流落街头，白日里的流浪狗到了晚上成为威胁他生命的物种，只能立马选择作揖求饶。城市角落里的流浪狗拥有了人的灵智，为了复仇挑孩子下手，此时的狗不仅像人也继承了人身上最低劣的品性。流浪狗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里的人养的狗，也是城市里的人抛弃了狗，象征着忠诚温顺的狗在城市里变成了凶横丑陋的样子，动物都被城市异化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是如此。
在《幽默与风趣》中大学中文教授王三做人时生活得压抑，过马路都要小心翼翼，但是变成猴子后却非常顺利地度过了马路“如鱼得水”。人类由猿猴类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进化而来，城市文明没有让人类继续进化，反而禁锢着他们的发展，王三与卡夫卡笔下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相似，都是被挤压到变形的人。“蛙”象征着“娃”，牛蛙养殖中心实质上是黑暗的地下代孕中心，金钱利益的驱使让人类生命的繁衍也成了赚钱的工具，人类被金钱异化。除了这些动物之外，还有长安大道上出现的驴和马，《养猫专业户》中拥有捕鼠神力的山猫，《红蝗》中被关在笼子里的画眉，象征着同样被压抑的都市人，紫红色的马驹则象征的是自由和生命。
莫言的城市书写中出现的动物大都不再是传统既有的意象表达，而是带有莫言所赋予的独特象征意味。在莫言笔下，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小，甚至可以互变，这些与莫言在《红高粱》中所宣扬乡土大地上的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与强横是完全相反的。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以人的异化和生命力的衰退为代价，《丰乳肥臀》《红高粱》这些作品中生活在高密东北乡土地上的上官鲁氏、余占鳌、西门闹等等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深地扎根在土地上，但是在莫言城市书写中的这些人却逐渐退化，丧失掉人性和野性，展示出非人的欲望，被城市的牢笼逐渐异化为动物。
其次是植物意象。在城市书写部分，莫言对于植物的表达不如乡村部分的来得仔细认真。乡野的植物是茂盛的，农作物、灌木、树林、野花野草随处可见，但是城市里的植物都是经过仔细栽培认真规划的，是城市的背景而不引人注意，其意义和特色与农村带有复杂深刻意味的植物相比要单薄得多。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出现了三次花，两次重复写到“红墙外的玉兰”，和最后美人在路旁花盆里看上的不知姓名的小蓝花。[3]美人就跟蓝花一样无名无姓，蓝花象征暗示了这个美人其实就是众人在备受压抑的生活中出现的一次狂欢和幻觉。《红蝗》中年轻的女学生和苍老的教授在嫩黄美丽的迎春花下偷情，“我”无缘无故被一个黑色纱裙的女人在血红的鸡冠花前打了两巴掌。事情的荒谬与悖论就发生在这些花的旁边，植物作为城市扭曲变形的人和欲望的见证者穿插在作品的各处。
茅草在《红蝗》中是族人的食物，食草家族必须吃草嚼草，九老爷从口袋里随手就能掏出两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茅草根，四老爷因为四老妈拒绝嚼茅草而觉得她嘴里有腥味，茅草在食草家族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咀嚼了可以美白牙齿清新口气的草，更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城市里的人饮食复杂多是荤腥，而食草家族保留的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是对原有文明的坚守和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抵抗。 自然意象是来自于自然，是写作者从自然之中提炼升华出来的，而文化意象的范畴就更加广阔，风俗意象、神话意象其实都带有文化意象的影子。文化是人出现之后才出现的，物象都打上了人的烙印，在此文化意象简单概括为以人为中心与人有关的意象。
莫言在北京的生活在他的自述中是离群孤寂的：“我很少出门，出门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围的邮局、集市活动，或寄书，或买菜，目的明确，直奔目标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回家，沿途躲避着凶猛的车辆和各样的行人。”[4]对于著名的香山红叶，莫言都没去看过，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和积累远远比不上高密东北乡的一切。因此长安大道和圆明园是这种北京著名的地标在莫言的作品中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出现，故事的发生与这个符号背后的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小说中并没有细致的描绘圆明园的景色和细节，而是聚焦在男女主人公微妙的氛围上。这些著名地标在莫言的笔下象征的意味大于实际的文化意味，减少了描绘细节的困难。在其他的城市文化意象的描绘上莫言也是尽力避免对城市全景的把握和表现，而多运用感官化的叙事将故事聚焦在一个个比較小的场景里。
宾馆饭店常用于城市人的应酬聚会，也是形形色色的人原形毕露的舞台。孙大盛升职之后举办的同学会只是他个人展露官威欺压同学的“鸿门宴”，“我”粗俗好面子，“小茅房”连自己的妻子都可拿来当作自己媚上的工具，谢兰英可怜卑微在同学会上被迫倒立行走。特别是侦探丁钩儿到矿上刚见到矿长和党委书记就被推上了宴席，官场权力的腐败和为官者的精明无能，城市人的丑陋自私和各种纠结的欲望在饭桌上被一一缩影在一起展露出来。
城市的公交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位于人工湖和山包之间的公交车成为都市男女偷情的集中地，远离城市的中心，城市男女撕开伪装变成动物沉浸在原始的性欲里，公交车位于城市边缘，这里象征的都市男女的道德也是处于滑坡的边缘。善良勤劳的工人迫于生活成了他们的守门人，靠为他们的纵欲狂欢提供服务来获得经济来源。
莫言城市书写的小说中的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从来自农村，不论是看似融入了城市拥有体面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是一直争着在城市求生的底层劳动者，他们积极地融入城市，但又始终被排挤在真正的城市之外。比如《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丁十口”，还包括《藏宝图》里面小心计较，给老家人假地址的“我”;《蛙》中追抢钱的小孩反而被人群追赶狼狈不堪宛如死狗的“我”，这些“我”是莫言虚构出来又投射了本身经历和情绪的影子。
莫言童年时并不美好的回忆让他对自己的故乡充满厌恶，付出了数年努力才终于如愿以偿留在了城市，然而，等到真的进入了城市之后，他发现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他与城市始终格格不入。这导致他在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时更加鲜活真实深刻，而对于城市的书写却始终带有一种幻想式的片面和雷同。通过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莫言对于城市的印象是畸形冷漠的，连带着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全都是荒谬的，在城市书写的作品中，莫言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城市的迷茫和抵触。
纵观莫言的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有些类似。沈从文的乡土世界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城市世界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5]城乡两极对立下可见沈从文企图提出用乡土世界里更原始纯粹的人性美去救治人心。这个目的在莫言这里是一样的，城市化导致城市世界中人逐渐异化退种，但是乡土世界里还存留有人最原始的生命张力。莫言城市书写中的这些意象表现出来的是城市的荒谬和变形，也是莫言对于城乡发展中病态现象的思考，从人性的角度去寻求解决的方法。莫言试图将健康勃发的生命活力注入衰颓的时代文化中，疗救现代人生命力的萎缩，实现重铸民族精神的理想。[6]
参考文献：
[1]葛永海.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2]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8.
[3]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48.
[4]莫言.会唱歌的墙·北京秋天下午的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95.
[5]曲树坤.沈从文文学中的两个世界[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5）：177-179.
[6]陈莹.文学精神家园的寻找与建构[D].贵州大学，2017.
【关键词】莫言;城市书写;自然意象;文化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7-0038-02
论及莫言，风格最明显，成就最大的就是他的乡土小说创作，“高密东北乡”作为他的文学阵地一直存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农村与历史是他写作的主题，但也存在着一些与乡土小说所不同的城市书写。自1987年中篇小说《红蝗》出现城市意象之后，后续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关于城市的内容，比如短篇《辫子》《倒立》《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沈园》，中篇《红蝗》《师傅越来越幽默》《藏宝图》《幽默与趣味》，长篇《丰乳肥臀》《酒国》《蛙》等等。莫言全篇写城市的小说数量并不多，而在一些主要描写乡土农村历史的小说中夹杂着部分城市的内容，要用“城市小说”这个概念来总结莫言小說中的关于城市的部分还是不够准确，因此在此运用的是“城市书写”。“城市书写”是将城市作为背景，从正面或侧面来描述城市的物质景观和精神生活的文本内容[1]，用来概括莫言关于城市的小说部分更为贴切。莫言运用各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意象构建起了一个与高密东北乡完全不同的城市世界。城市是 “充满了象征性的细节，是一个传奇式的场所”[2]。
莫言的小说创作大量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象征是他的特色，这种风格和特色在城市书写中一以贯之。根据不同的标准，意象有不同的分类，在此采取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的意象分类方法，结合具体作品把莫言城市书写中的意象择取分为自然意象和文化意象两大类。
自然意象是在莫言的城市书写中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在莫言的童年记忆里，家人的不重视、学校老师的处分、辍学后长时间的孤独劳动让他的性格是纤细敏感的，他曾自述他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最擅长写农村大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万物的莫言到了自己所并不擅长的城市空间依然是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自然。
自然意象中最值得分析的首先是动物意象。文明的发展是对人类原始野性和生命力的规训，水泥森林与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得城市成了困住人类的牢笼，也使得人被异化成动物，动物逐渐拥有人类的“灵智”反过来凌辱人类。狗是农村城市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也是莫言笔下最常出现的动物意象。《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被耿莲莲辞退后流落街头，白日里的流浪狗到了晚上成为威胁他生命的物种，只能立马选择作揖求饶。城市角落里的流浪狗拥有了人的灵智，为了复仇挑孩子下手，此时的狗不仅像人也继承了人身上最低劣的品性。流浪狗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里的人养的狗，也是城市里的人抛弃了狗，象征着忠诚温顺的狗在城市里变成了凶横丑陋的样子，动物都被城市异化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是如此。
在《幽默与风趣》中大学中文教授王三做人时生活得压抑，过马路都要小心翼翼，但是变成猴子后却非常顺利地度过了马路“如鱼得水”。人类由猿猴类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进化而来，城市文明没有让人类继续进化，反而禁锢着他们的发展，王三与卡夫卡笔下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相似，都是被挤压到变形的人。“蛙”象征着“娃”，牛蛙养殖中心实质上是黑暗的地下代孕中心，金钱利益的驱使让人类生命的繁衍也成了赚钱的工具，人类被金钱异化。除了这些动物之外，还有长安大道上出现的驴和马，《养猫专业户》中拥有捕鼠神力的山猫，《红蝗》中被关在笼子里的画眉，象征着同样被压抑的都市人，紫红色的马驹则象征的是自由和生命。
莫言的城市书写中出现的动物大都不再是传统既有的意象表达，而是带有莫言所赋予的独特象征意味。在莫言笔下，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小，甚至可以互变，这些与莫言在《红高粱》中所宣扬乡土大地上的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与强横是完全相反的。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以人的异化和生命力的衰退为代价，《丰乳肥臀》《红高粱》这些作品中生活在高密东北乡土地上的上官鲁氏、余占鳌、西门闹等等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深地扎根在土地上，但是在莫言城市书写中的这些人却逐渐退化，丧失掉人性和野性，展示出非人的欲望，被城市的牢笼逐渐异化为动物。
其次是植物意象。在城市书写部分，莫言对于植物的表达不如乡村部分的来得仔细认真。乡野的植物是茂盛的，农作物、灌木、树林、野花野草随处可见，但是城市里的植物都是经过仔细栽培认真规划的，是城市的背景而不引人注意，其意义和特色与农村带有复杂深刻意味的植物相比要单薄得多。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出现了三次花，两次重复写到“红墙外的玉兰”，和最后美人在路旁花盆里看上的不知姓名的小蓝花。[3]美人就跟蓝花一样无名无姓，蓝花象征暗示了这个美人其实就是众人在备受压抑的生活中出现的一次狂欢和幻觉。《红蝗》中年轻的女学生和苍老的教授在嫩黄美丽的迎春花下偷情，“我”无缘无故被一个黑色纱裙的女人在血红的鸡冠花前打了两巴掌。事情的荒谬与悖论就发生在这些花的旁边，植物作为城市扭曲变形的人和欲望的见证者穿插在作品的各处。
茅草在《红蝗》中是族人的食物，食草家族必须吃草嚼草，九老爷从口袋里随手就能掏出两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茅草根，四老爷因为四老妈拒绝嚼茅草而觉得她嘴里有腥味，茅草在食草家族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咀嚼了可以美白牙齿清新口气的草，更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城市里的人饮食复杂多是荤腥，而食草家族保留的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是对原有文明的坚守和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抵抗。 自然意象是来自于自然，是写作者从自然之中提炼升华出来的，而文化意象的范畴就更加广阔，风俗意象、神话意象其实都带有文化意象的影子。文化是人出现之后才出现的，物象都打上了人的烙印，在此文化意象简单概括为以人为中心与人有关的意象。
莫言在北京的生活在他的自述中是离群孤寂的：“我很少出门，出门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围的邮局、集市活动，或寄书，或买菜，目的明确，直奔目标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回家，沿途躲避着凶猛的车辆和各样的行人。”[4]对于著名的香山红叶，莫言都没去看过，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和积累远远比不上高密东北乡的一切。因此长安大道和圆明园是这种北京著名的地标在莫言的作品中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出现，故事的发生与这个符号背后的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小说中并没有细致的描绘圆明园的景色和细节，而是聚焦在男女主人公微妙的氛围上。这些著名地标在莫言的笔下象征的意味大于实际的文化意味，减少了描绘细节的困难。在其他的城市文化意象的描绘上莫言也是尽力避免对城市全景的把握和表现，而多运用感官化的叙事将故事聚焦在一个个比較小的场景里。
宾馆饭店常用于城市人的应酬聚会，也是形形色色的人原形毕露的舞台。孙大盛升职之后举办的同学会只是他个人展露官威欺压同学的“鸿门宴”，“我”粗俗好面子，“小茅房”连自己的妻子都可拿来当作自己媚上的工具，谢兰英可怜卑微在同学会上被迫倒立行走。特别是侦探丁钩儿到矿上刚见到矿长和党委书记就被推上了宴席，官场权力的腐败和为官者的精明无能，城市人的丑陋自私和各种纠结的欲望在饭桌上被一一缩影在一起展露出来。
城市的公交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位于人工湖和山包之间的公交车成为都市男女偷情的集中地，远离城市的中心，城市男女撕开伪装变成动物沉浸在原始的性欲里，公交车位于城市边缘，这里象征的都市男女的道德也是处于滑坡的边缘。善良勤劳的工人迫于生活成了他们的守门人，靠为他们的纵欲狂欢提供服务来获得经济来源。
莫言城市书写的小说中的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从来自农村，不论是看似融入了城市拥有体面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是一直争着在城市求生的底层劳动者，他们积极地融入城市，但又始终被排挤在真正的城市之外。比如《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丁十口”，还包括《藏宝图》里面小心计较，给老家人假地址的“我”;《蛙》中追抢钱的小孩反而被人群追赶狼狈不堪宛如死狗的“我”，这些“我”是莫言虚构出来又投射了本身经历和情绪的影子。
莫言童年时并不美好的回忆让他对自己的故乡充满厌恶，付出了数年努力才终于如愿以偿留在了城市，然而，等到真的进入了城市之后，他发现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他与城市始终格格不入。这导致他在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时更加鲜活真实深刻，而对于城市的书写却始终带有一种幻想式的片面和雷同。通过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莫言对于城市的印象是畸形冷漠的，连带着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全都是荒谬的，在城市书写的作品中，莫言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城市的迷茫和抵触。
纵观莫言的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有些类似。沈从文的乡土世界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城市世界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5]城乡两极对立下可见沈从文企图提出用乡土世界里更原始纯粹的人性美去救治人心。这个目的在莫言这里是一样的，城市化导致城市世界中人逐渐异化退种，但是乡土世界里还存留有人最原始的生命张力。莫言城市书写中的这些意象表现出来的是城市的荒谬和变形，也是莫言对于城乡发展中病态现象的思考，从人性的角度去寻求解决的方法。莫言试图将健康勃发的生命活力注入衰颓的时代文化中，疗救现代人生命力的萎缩，实现重铸民族精神的理想。[6]
参考文献：
[1]葛永海.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2]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8.
[3]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幽默与趣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48.
[4]莫言.会唱歌的墙·北京秋天下午的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95.
[5]曲树坤.沈从文文学中的两个世界[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5）：177-179.
[6]陈莹.文学精神家园的寻找与建构[D].贵州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