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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环节的重要性权重，以江苏省苏北地区获得的304份调研问卷及案例为基础，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流转、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参与程度；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52—03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分散农户，为他们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生产性、非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条件、现状及发展对策等。何军等认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关锐捷等认为，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的格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不深人、民间主体承担风险大等；郁大海等认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主要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组织载体、提高金融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完善独特的组织优势，应强化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建立现代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要改革政府服务机构体制，提高农村资金供给能力。实证分析主要围绕社会化服务需求方面，孔祥智等基于2007年山东、山西、陕西3省6县32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其横截面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农户内部禀赋如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化肥、良种购买的需求仅与区域经济状况相关。
目前，农户类型出现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现代农业不再满足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技术从农民中分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为主体的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指标，合理量化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将研究领域进一步向微观层次拓展，以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1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建立
1.1框架分析
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分散、非组织化，单个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是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客观上要求其内部各环节、各领域、各经营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农业服务通过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形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业服务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的群体优势，实现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农民土地不仅具有财富功能，而且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导致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目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高，逐渐形成兼业性特征，从而促使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往往会选择其他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完善的技术知识，服务上的规模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相较于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农民往往会选择服务外包，而非传统农业的自产自销。
1.2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确定
为有效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环节重要性的权重，并以此作为农户参与程度的依据。根据种植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内容，结合其他成果及专家意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图1），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个一级指标Bj和7个二级指标Ci；向专家和农民进行调查，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重要性进行两两之间打分比较，并将数据汇总，建立比较矩阵，运用软件对各环节重要性权重进行分析计算，详见表1，結果表明，3个一级指标中，重要性顺序分别为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与产前服务；7个二级指标中，播种育苗服务排列首位，其次为收割服务，其余排列也与专家预测的结果相一致。
2调研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2.1调查情况概述
2013年6—8月，对江苏省苏北5市（县）8乡镇12个村庄的386户农户进行调研，回收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81份，被调查的农户中有304户从事农业生产。本研究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家庭平均人口3.877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平均为2.191人；从事农业人员平均年龄52.28岁，受教育年限为7.249年；平均每户拥有土地2.259块，耕地面积0.316 hm2，平均家庭总收入55 766元。
需求度是指某一环节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完成生产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由表2可见，江苏省调研地区农户购买良种、化肥服务的需求率较高，农户不仅仅局限于村小店购买等渠道，这可能与农技站、粮种公司的积极宣传推广有关；播种育苗及收割服务的需求率也普遍偏高，样本农户主要选择租用农机、雇佣收割队等方式，这反映当前机械化水平较高，导致农户普遍选择租用农机代替劳动力；获取价格及销售服务环节样本农户的需求率较低，调研地区农户余粮的销售渠道较少，多数选择贩子上门收购，少数农户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收购这一渠道，對于这一问题，村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组建销售合作组织，或者与龙头企业签订销售合约，以拓宽农户的销售渠道。
2.2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现状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2.3农户就业情况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村镇缺少青壮年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老龄化、女性化的现象，再加上近年来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从业人员数也越来越少。因此，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民兼业现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首先，将样本农户分为劳动力流转农户、非劳动力流转农户2种类型；其次，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夫妻共同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举家迁移，家庭中除外出打工人员仍有劳动力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个人迁移型，对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进行细分，同时将非劳动力流转型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由表3可见，纯农业户共50户，占总样本数的16.45%，其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最小，这部分农户的年龄相较于其他样本偏大，由于他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往往拥有更多的时间务农；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达125户，占总样本数的41.12%，其中举家迁移仅剩老人在家务农的农户数有43户，夫妻中有1人外出打工的农户数达82户，劳动力转移情况较为普遍，这部分劳动力流动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较高，可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家中务农存在老龄化及女性化的现象，无法完成繁重的农活，从而选择机械化服务来代替自身的劳动力；非劳动力流转的兼业户达129户，占总样本数的42.43%，近半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行业，其社会化服务平均参与程度也不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农民还居住在各自村中，当遇到农忙时节，他们会选择下班或请假来务农，因而参与程度较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要低一些。
2.4土地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平均为0.316 hm2，其中最小值为0.013 hm2，最大值为2.667 hm2，种植规模大、中、小均有。因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由表4可见，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主要为小、中性规模，大规模种植农户相对较少；小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低，主要集中在>20%～60%之间，这部分农户可能由于耕地面积小而选择通过自身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大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高，主要集中在20%以下及>60%～80%之间，前者农户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后者农户由于存在服务上的规模效益，会选择租用农机、收割机来替代自身劳动；中等规模农户的参与程度均值在3组样本中最高，主要集中在>40%～80%之间。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说明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式中：serv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得分情况；age为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年龄；fem为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以女性为主导，fem=1表示以女性为主导，fem=0表示以男性为主导或男女数量相等；edu为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flow为农户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flow=0表示此农户没有劳动力流动，flow=1表示具有劳动力流动的人口；land为人均耕地面积；linc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org为村庄拥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程度。根据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情况，按0～9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强。
3.2统计分析与解释说明
统计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利用stata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由表5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是影響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农户”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如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此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程度越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之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户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其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小；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该地区农户参与程度越高；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3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劳动力流动型农户及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农户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1）应发展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服务水平。村镇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农户参与的基础，政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支持，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2）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并根据经济的发达程度、农业产业化及社会分工水平，因地制宜构建有特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3）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受外部因素及农户自身因素共同影响，政府因结合当地农户自身特点及该地农业特征有效地制定政策。
关键词：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参与程度；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52—03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分散农户，为他们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生产性、非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条件、现状及发展对策等。何军等认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关锐捷等认为，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的格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不深人、民间主体承担风险大等；郁大海等认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主要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组织载体、提高金融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完善独特的组织优势，应强化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建立现代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要改革政府服务机构体制，提高农村资金供给能力。实证分析主要围绕社会化服务需求方面，孔祥智等基于2007年山东、山西、陕西3省6县32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其横截面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农户内部禀赋如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化肥、良种购买的需求仅与区域经济状况相关。
目前，农户类型出现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现代农业不再满足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技术从农民中分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为主体的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指标，合理量化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将研究领域进一步向微观层次拓展，以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1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建立
1.1框架分析
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分散、非组织化，单个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是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客观上要求其内部各环节、各领域、各经营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农业服务通过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形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业服务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的群体优势，实现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农民土地不仅具有财富功能，而且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导致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目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高，逐渐形成兼业性特征，从而促使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往往会选择其他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完善的技术知识，服务上的规模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相较于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农民往往会选择服务外包，而非传统农业的自产自销。
1.2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确定
为有效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环节重要性的权重，并以此作为农户参与程度的依据。根据种植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内容，结合其他成果及专家意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图1），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个一级指标Bj和7个二级指标Ci；向专家和农民进行调查，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重要性进行两两之间打分比较，并将数据汇总，建立比较矩阵，运用软件对各环节重要性权重进行分析计算，详见表1，結果表明，3个一级指标中，重要性顺序分别为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与产前服务；7个二级指标中，播种育苗服务排列首位，其次为收割服务，其余排列也与专家预测的结果相一致。
2调研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2.1调查情况概述
2013年6—8月，对江苏省苏北5市（县）8乡镇12个村庄的386户农户进行调研，回收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81份，被调查的农户中有304户从事农业生产。本研究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家庭平均人口3.877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平均为2.191人；从事农业人员平均年龄52.28岁，受教育年限为7.249年；平均每户拥有土地2.259块，耕地面积0.316 hm2，平均家庭总收入55 766元。
需求度是指某一环节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完成生产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由表2可见，江苏省调研地区农户购买良种、化肥服务的需求率较高，农户不仅仅局限于村小店购买等渠道，这可能与农技站、粮种公司的积极宣传推广有关；播种育苗及收割服务的需求率也普遍偏高，样本农户主要选择租用农机、雇佣收割队等方式，这反映当前机械化水平较高，导致农户普遍选择租用农机代替劳动力；获取价格及销售服务环节样本农户的需求率较低，调研地区农户余粮的销售渠道较少，多数选择贩子上门收购，少数农户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收购这一渠道，對于这一问题，村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组建销售合作组织，或者与龙头企业签订销售合约，以拓宽农户的销售渠道。
2.2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现状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2.3农户就业情况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村镇缺少青壮年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老龄化、女性化的现象，再加上近年来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从业人员数也越来越少。因此，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民兼业现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首先，将样本农户分为劳动力流转农户、非劳动力流转农户2种类型；其次，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夫妻共同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举家迁移，家庭中除外出打工人员仍有劳动力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个人迁移型，对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进行细分，同时将非劳动力流转型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由表3可见，纯农业户共50户，占总样本数的16.45%，其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最小，这部分农户的年龄相较于其他样本偏大，由于他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往往拥有更多的时间务农；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达125户，占总样本数的41.12%，其中举家迁移仅剩老人在家务农的农户数有43户，夫妻中有1人外出打工的农户数达82户，劳动力转移情况较为普遍，这部分劳动力流动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较高，可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家中务农存在老龄化及女性化的现象，无法完成繁重的农活，从而选择机械化服务来代替自身的劳动力；非劳动力流转的兼业户达129户，占总样本数的42.43%，近半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行业，其社会化服务平均参与程度也不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农民还居住在各自村中，当遇到农忙时节，他们会选择下班或请假来务农，因而参与程度较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要低一些。
2.4土地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平均为0.316 hm2，其中最小值为0.013 hm2，最大值为2.667 hm2，种植规模大、中、小均有。因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由表4可见，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主要为小、中性规模，大规模种植农户相对较少；小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低，主要集中在>20%～60%之间，这部分农户可能由于耕地面积小而选择通过自身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大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高，主要集中在20%以下及>60%～80%之间，前者农户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后者农户由于存在服务上的规模效益，会选择租用农机、收割机来替代自身劳动；中等规模农户的参与程度均值在3组样本中最高，主要集中在>40%～80%之间。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说明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式中：serv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得分情况；age为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年龄；fem为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以女性为主导，fem=1表示以女性为主导，fem=0表示以男性为主导或男女数量相等；edu为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flow为农户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flow=0表示此农户没有劳动力流动，flow=1表示具有劳动力流动的人口；land为人均耕地面积；linc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org为村庄拥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程度。根据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情况，按0～9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强。
3.2统计分析与解释说明
统计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利用stata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由表5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是影響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农户”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如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此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程度越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之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户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其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小；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该地区农户参与程度越高；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3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劳动力流动型农户及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农户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1）应发展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服务水平。村镇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农户参与的基础，政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支持，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2）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并根据经济的发达程度、农业产业化及社会分工水平，因地制宜构建有特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3）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受外部因素及农户自身因素共同影响，政府因结合当地农户自身特点及该地农业特征有效地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