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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笛觉得最近这段日子，自己有点分身乏术。
演讲、对谈，一场接一场。因为他的作品《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下文简称《袍哥》）获得了多家机构颁发的年度非虚构类作品桂冠。写出了一部“爆款”书，这是王笛始料未及的。
学术生涯中，王笛获过不少奖项。2005年，他凭借《街头文化》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这本《袍哥》，之前也给他带来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US）和中国会党史学会最佳学术成果奖等众多荣誉。特别是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莫言、梁晓声等文学大家同台领奖，其意义不同，他对《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我真是没想到。因为它不是历史学界评的，而是文学界给我的。”
求学、任教，王笛离开故乡成都多年，早已是他乡异客，乡音却像个深藏的影子，时不时还能跳出来，发问时一句拖长的“噻——”、川话里特有的“街娃儿”……仿佛在平淡的叙述中加了点花椒、辣子，那些厚重的历史和思考，带着温度与味道，扑面而来。
王笛从小就是一个坐得住的人，喜欢绘画和读书。他的母亲从事美术工作。受母亲影响，王笛从小立志当画家。读书则是受父亲影响，“还记得最早读的一本书是父亲给我的——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父亲单位有一座小小的图书馆，十年动乱的时候，书打成捆堆在一间大屋里。王笛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就翻窗进去偷书看。
2019年5月，王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1941年，美国记者拍摄的成都郊区龙泉驿的茶馆。 
美国记者1941年拍摄的成都龙泉驿乡场首领，据说是一个袍哥大爷。王笛2017年拍摄的成都大慈寺。
小时候读书没有目的，无非打发时光，但文人的素养，就是在那时起一点点沁入的。1974年，王笛高中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王笛的哥哥早就去了云南建设兵团，王笛也离开成都，去了四川眉山。没多久，父亲单位解决了一个名额，把他叫回来，安排在成都铁路局基建分区的砖瓦厂工作。
在砖瓦厂的大型环形轮窑里，王笛磨炼了整整一年。窑火不灭，温度很高，人出来的时候，汗和灰都混在一起，像个黑人，只能看见眼睛在转。沉闷的生活中，王笛一有空就練习画画，凭这个特长进入工会，画宣传画、刷大标语。
1977年，高考恢复。当时的王笛在铁路局工会端着“铁饭碗”。他准备了高考，但是父母劝他再等两年就可以带薪学习了，所以就没有报名。高考那天去上海出差，一看别人兴致勃勃进考场，他立刻后悔了，有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第二年，他怕在父母的劝说下又改变主意，瞒着家人偷偷复习，参加完高考后才告诉他们。
学历史纯属误打误撞。他怕自己美术水平不够高，考不上美院，就想报中文系，以后搞美术评论之类的。结果一考完，历史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几乎满分。那时先出成绩再报志愿，为求稳妥，王笛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川大历史系以基础扎实出名。老一辈学者有徐中舒、缪钺等，其中一位是隗瀛涛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史博士点的开创者，对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非常有研究。王笛读大三时，隗老师讲中国近代史，口才好，有激情，让王笛一下子迷上了中国近代史。他请隗老师指导自己的毕业论文，后来又读了隗老师的研究生，从此迈入历史研究的门槛。
王笛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叫《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如今谈起它，哪怕在公众场合，他也毫不讳言：“非常枯燥啊，你要是睡不着觉的话，去看看它，绝对管用。”
写书时，王笛已留校任教。当时国内正流行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学术杂志上，学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王笛没发表任何意见，而是以实际行动说话。
早在做硕士论文时，他曾研究辛亥革命前10年中国经济的变化，很宏观的一个题目，他却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地方的问题，开始思考改良和革命到底是怎样在地方层次上进行的。当学界讨论什么是社会史时，他看了不少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政治学方面的书籍，扎扎实实地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动笔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里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图表，后来多次再版，被学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典之作。
书写完之后，王笛却有“江郎才尽”的感觉。他对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好奇，也有困惑，苦恼了许久，最终决定出国留学，继续求索。
1991年，王笛初到美国。刚开始简直是日日煎熬。出国前，他仅上过一个学期的英语培训，读起英文来都不利索，更别提听、说和写了。东西方之间的学术思维转换，更是如同在跨越鸿沟。
转变过程非常长，不断听课、阅读，每周几本书，参加研究生的讨论课。整整5年，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在国内史学圈里就像消失了一样。
厚积，然后薄发。王笛的导师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威廉，以研究中国城市史知名。他参加过越南战争，还曾在纽约当过建筑工人，是西方新一代汉学家里的传奇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罗威廉就对中国内陆城市有浓厚的兴趣。他最终选择了汉口，代表作是《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虽然成都老地图上满城的城墙已经被拆了，但是蜈蚣虫形的街道布局还没有改变。 
街头的表演。（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
王笛则把目光放到了故乡成都。“我在成都长大，之前对家乡并没有多少感觉。到了美国以后，因为有了距离，有了比较，才发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距自己的历史太近，经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对成都老茶馆的描述，相当多都是外地人或外国人所记录的，当地人留下的反而很少。”
写家乡历史，研究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他曾找到3幅老照片，是一个叫大卫·格拉汉姆的美国人于1916年到1926年间在四川做田野调查时搜集的民俗画。王笛用尽各种途径找到其后人，取得图片授权。再一了解，原来这位格拉汉姆，就是大名鼎鼎的葛维汉，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当馆长。华西大学是川大的前身，葛维汉竟然是一位前辈校友。“如此迂回曲折的‘结识’，历史的碎片让人感到很温馨。”
2003年，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文化》）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欧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国《中国政治学刊》评论说：在未来若干年内，本书都将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
“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我还是站在精英的角度，从《街头文化》开始，我把自己置身于普通民众的地位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生活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王笛在 《街头文化》中尽全力回答了这些问题。
“研究普通民众、研究日常生活，最大困难是怎样找到他们的声音。民众自己缺乏记录，他们所想、所说、所做的，都不是自己的表达，而是精英代他们表达的。在读这些资料时，怎样去读，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过去，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有很多误读。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城市共同体。“他们认为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城市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暂居点，并非真正的家园。但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市作为一个个案，真正研究这些市民文化，会发现他们对城市的种种认同，其实都可以找到。”
回望旧作，王笛曾总结：“为什么《街头文化》影响这么大？可能就是因为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引起他们深层思考的内涵。那些现象都是过去人们曾经看到和经历过的，但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背后还有那么多秘密。表面的生活方式到底反映了什么？它们既是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又别开生面。”
《街头文化》后，王笛继续在新文化史的道路上探索，进一步发掘新资料，研究新问题，写出了《茶馆》。他笑称自己是“研究茶馆的权威”，因为潜心多年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是国内外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
这些资料是王笛的意外之喜。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1997年到2000年间，在家乡泡档案馆时找到这些旧纸堆的震撼与激动。他把它们都复印出来，打包在行李里，带去美国研究。怕行李丢失，王笛连托运都不敢办理，就自己背着。
传统的历史研究者，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茶馆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在王笛看来，茶馆恰恰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那么地微不足道。正是在这些貌似最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精彩程度较之那些书写庙堂之上的宏大历史并无逊色。
写《袍哥》，则是延续《街头文化》 《茶馆》而来。“袍哥”是四川的帮会组织，与青帮、洪门号称旧中国三大帮派。四川有句俚语：“袍哥人家从不拉西摆带。”大意就是说，川渝人性情耿直，说一不二。可见袍哥在川地的影响力。与王笛之前的著作不同，《袍哥》更加微观、个人，完全是一部“显微镜下的历史”，整个故事情节之曲折跌宕、人物性格之复杂深沉，又让这本书好看程度不输于小说。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开篇就是一场残酷的“杀死亲生女”。男主人公雷明远是袍哥的“副舵把子”，提着枪，杀气腾腾地绑着自己的女儿和她所谓的“情夫”，逼他们走向河边。在河滩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雷明远枪杀了这对年轻男女。
是暴虐冷血的父亲，还是有情有义的“大哥”？枪案6年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前来做社会调查。她的探寻、接触，又被数十年后的王笛所追述、研究，在描摹雷明远个人经历的过程中，一个复杂而隐秘的袍哥江湖也从历史里复原。
有媒体评价，一本《袍哥》，打开了中国的微观史学。
过去的历史研究，在王笛看来，“太粗犷了”，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碎片化研究”。“历史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我们是可以通过历史资料来建构过去，但那些留下来的资料，也许还不到1%。何况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我们过去认为，清末改良者提倡向西方学习，接受新思想，那么对妇女解放应该是支持态度。可我在茶馆的研究中发现恰好相反，地方改良派在妇女解放上反而很保守，对妇女进茶馆、戏园批评是非常厉害的。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某个人乃至某个群体，都要用很开放的态度、很多面的角度去分析，不能簡化着贴标签。我们国内的微观历史研究依然不够碎，研究不够细致。”
王笛最近的作品是《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下文简称《消失的古城》）。一如既往有细节、有故事，在传教士的照片中，在中外各种文史资料里，他细细刻画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变革——警察的出现如何改正了成都人乱撒尿的习惯，战乱年代成都人如何雇更夫、各家准备棍棒自卫。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隔绝了帝王将相的史诗故事，没有任何的宏大叙事，就这样追忆、叙说着日常生活，讲述普通民众如何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
王笛承认自己“生逢其时”，“如果早10年，《袍哥》《消失的古城》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个时代被新的传播方式裹挟着，大众对学术的需求改变了。“过去学者不大考虑读者，沉浸在自我表达里，圈子越做越小”。
而王笛则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弥合学术与大众，也跨越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王笛
1956年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99年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
演讲、对谈，一场接一场。因为他的作品《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下文简称《袍哥》）获得了多家机构颁发的年度非虚构类作品桂冠。写出了一部“爆款”书，这是王笛始料未及的。
学术生涯中，王笛获过不少奖项。2005年，他凭借《街头文化》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这本《袍哥》，之前也给他带来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US）和中国会党史学会最佳学术成果奖等众多荣誉。特别是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莫言、梁晓声等文学大家同台领奖，其意义不同，他对《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我真是没想到。因为它不是历史学界评的，而是文学界给我的。”
求学、任教，王笛离开故乡成都多年，早已是他乡异客，乡音却像个深藏的影子，时不时还能跳出来，发问时一句拖长的“噻——”、川话里特有的“街娃儿”……仿佛在平淡的叙述中加了点花椒、辣子，那些厚重的历史和思考，带着温度与味道，扑面而来。
“你要是睡不着觉的话，去看看它，绝对管用”
王笛从小就是一个坐得住的人，喜欢绘画和读书。他的母亲从事美术工作。受母亲影响，王笛从小立志当画家。读书则是受父亲影响，“还记得最早读的一本书是父亲给我的——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父亲单位有一座小小的图书馆，十年动乱的时候，书打成捆堆在一间大屋里。王笛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就翻窗进去偷书看。
小时候读书没有目的，无非打发时光，但文人的素养，就是在那时起一点点沁入的。1974年，王笛高中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王笛的哥哥早就去了云南建设兵团，王笛也离开成都，去了四川眉山。没多久，父亲单位解决了一个名额，把他叫回来，安排在成都铁路局基建分区的砖瓦厂工作。
在砖瓦厂的大型环形轮窑里，王笛磨炼了整整一年。窑火不灭，温度很高，人出来的时候，汗和灰都混在一起，像个黑人，只能看见眼睛在转。沉闷的生活中，王笛一有空就練习画画，凭这个特长进入工会，画宣传画、刷大标语。
1977年，高考恢复。当时的王笛在铁路局工会端着“铁饭碗”。他准备了高考，但是父母劝他再等两年就可以带薪学习了，所以就没有报名。高考那天去上海出差，一看别人兴致勃勃进考场，他立刻后悔了，有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第二年，他怕在父母的劝说下又改变主意，瞒着家人偷偷复习，参加完高考后才告诉他们。
学历史纯属误打误撞。他怕自己美术水平不够高，考不上美院，就想报中文系，以后搞美术评论之类的。结果一考完，历史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几乎满分。那时先出成绩再报志愿，为求稳妥，王笛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川大历史系以基础扎实出名。老一辈学者有徐中舒、缪钺等，其中一位是隗瀛涛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史博士点的开创者，对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非常有研究。王笛读大三时，隗老师讲中国近代史，口才好，有激情，让王笛一下子迷上了中国近代史。他请隗老师指导自己的毕业论文，后来又读了隗老师的研究生，从此迈入历史研究的门槛。
王笛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叫《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如今谈起它，哪怕在公众场合，他也毫不讳言：“非常枯燥啊，你要是睡不着觉的话，去看看它，绝对管用。”
写书时，王笛已留校任教。当时国内正流行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学术杂志上，学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王笛没发表任何意见，而是以实际行动说话。
早在做硕士论文时，他曾研究辛亥革命前10年中国经济的变化，很宏观的一个题目，他却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地方的问题，开始思考改良和革命到底是怎样在地方层次上进行的。当学界讨论什么是社会史时，他看了不少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政治学方面的书籍，扎扎实实地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动笔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里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图表，后来多次再版，被学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典之作。
书写完之后，王笛却有“江郎才尽”的感觉。他对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好奇，也有困惑，苦恼了许久，最终决定出国留学，继续求索。
“有了距离，才发现了过去所看不到的东西”
1991年，王笛初到美国。刚开始简直是日日煎熬。出国前，他仅上过一个学期的英语培训，读起英文来都不利索，更别提听、说和写了。东西方之间的学术思维转换，更是如同在跨越鸿沟。
转变过程非常长，不断听课、阅读，每周几本书，参加研究生的讨论课。整整5年，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在国内史学圈里就像消失了一样。
厚积，然后薄发。王笛的导师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威廉，以研究中国城市史知名。他参加过越南战争，还曾在纽约当过建筑工人，是西方新一代汉学家里的传奇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罗威廉就对中国内陆城市有浓厚的兴趣。他最终选择了汉口，代表作是《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王笛则把目光放到了故乡成都。“我在成都长大，之前对家乡并没有多少感觉。到了美国以后，因为有了距离，有了比较，才发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距自己的历史太近，经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对成都老茶馆的描述，相当多都是外地人或外国人所记录的，当地人留下的反而很少。”
写家乡历史，研究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他曾找到3幅老照片，是一个叫大卫·格拉汉姆的美国人于1916年到1926年间在四川做田野调查时搜集的民俗画。王笛用尽各种途径找到其后人，取得图片授权。再一了解，原来这位格拉汉姆，就是大名鼎鼎的葛维汉，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当馆长。华西大学是川大的前身，葛维汉竟然是一位前辈校友。“如此迂回曲折的‘结识’，历史的碎片让人感到很温馨。”
2003年，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文化》）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欧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国《中国政治学刊》评论说：在未来若干年内，本书都将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
“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我还是站在精英的角度，从《街头文化》开始，我把自己置身于普通民众的地位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生活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王笛在 《街头文化》中尽全力回答了这些问题。
“研究普通民众、研究日常生活，最大困难是怎样找到他们的声音。民众自己缺乏记录，他们所想、所说、所做的，都不是自己的表达，而是精英代他们表达的。在读这些资料时，怎样去读，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过去，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有很多误读。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城市共同体。“他们认为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城市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暂居点，并非真正的家园。但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市作为一个个案，真正研究这些市民文化，会发现他们对城市的种种认同，其实都可以找到。”
回望旧作，王笛曾总结：“为什么《街头文化》影响这么大？可能就是因为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引起他们深层思考的内涵。那些现象都是过去人们曾经看到和经历过的，但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背后还有那么多秘密。表面的生活方式到底反映了什么？它们既是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又别开生面。”
坚定不移地支持“碎片化研究”
《街头文化》后，王笛继续在新文化史的道路上探索，进一步发掘新资料，研究新问题，写出了《茶馆》。他笑称自己是“研究茶馆的权威”，因为潜心多年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是国内外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
这些资料是王笛的意外之喜。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1997年到2000年间，在家乡泡档案馆时找到这些旧纸堆的震撼与激动。他把它们都复印出来，打包在行李里，带去美国研究。怕行李丢失，王笛连托运都不敢办理，就自己背着。
传统的历史研究者，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茶馆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在王笛看来，茶馆恰恰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那么地微不足道。正是在这些貌似最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精彩程度较之那些书写庙堂之上的宏大历史并无逊色。
写《袍哥》，则是延续《街头文化》 《茶馆》而来。“袍哥”是四川的帮会组织，与青帮、洪门号称旧中国三大帮派。四川有句俚语：“袍哥人家从不拉西摆带。”大意就是说，川渝人性情耿直，说一不二。可见袍哥在川地的影响力。与王笛之前的著作不同，《袍哥》更加微观、个人，完全是一部“显微镜下的历史”，整个故事情节之曲折跌宕、人物性格之复杂深沉，又让这本书好看程度不输于小说。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开篇就是一场残酷的“杀死亲生女”。男主人公雷明远是袍哥的“副舵把子”，提着枪，杀气腾腾地绑着自己的女儿和她所谓的“情夫”，逼他们走向河边。在河滩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雷明远枪杀了这对年轻男女。
是暴虐冷血的父亲，还是有情有义的“大哥”？枪案6年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前来做社会调查。她的探寻、接触，又被数十年后的王笛所追述、研究，在描摹雷明远个人经历的过程中，一个复杂而隐秘的袍哥江湖也从历史里复原。
有媒体评价，一本《袍哥》，打开了中国的微观史学。
过去的历史研究，在王笛看来，“太粗犷了”，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碎片化研究”。“历史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我们是可以通过历史资料来建构过去，但那些留下来的资料，也许还不到1%。何况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我们过去认为，清末改良者提倡向西方学习，接受新思想，那么对妇女解放应该是支持态度。可我在茶馆的研究中发现恰好相反，地方改良派在妇女解放上反而很保守，对妇女进茶馆、戏园批评是非常厉害的。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某个人乃至某个群体，都要用很开放的态度、很多面的角度去分析，不能簡化着贴标签。我们国内的微观历史研究依然不够碎，研究不够细致。”
王笛最近的作品是《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下文简称《消失的古城》）。一如既往有细节、有故事，在传教士的照片中，在中外各种文史资料里，他细细刻画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变革——警察的出现如何改正了成都人乱撒尿的习惯，战乱年代成都人如何雇更夫、各家准备棍棒自卫。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隔绝了帝王将相的史诗故事，没有任何的宏大叙事，就这样追忆、叙说着日常生活，讲述普通民众如何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
王笛承认自己“生逢其时”，“如果早10年，《袍哥》《消失的古城》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个时代被新的传播方式裹挟着，大众对学术的需求改变了。“过去学者不大考虑读者，沉浸在自我表达里，圈子越做越小”。
而王笛则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弥合学术与大众，也跨越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王笛
1956年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99年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