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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后，人们为各种需求和欲望不断制造着垃圾。一边是无穷无尽的欲望和不断增长的垃圾，一边是城市土地、空间等资源的剧减，垃圾围城这只巨兽正入侵着各个城市。
新加坡，一个700多平方公里的花园城市，500多万的人口，每天产生垃圾约21000吨，人均日产垃圾7.6斤，但是，这里垃圾不围城。
去过新加坡的人，几乎无不称赞新加坡的整洁和干净。从机场到商场，地面干净得发光。公共洗手间有足够的卫生纸，无需清新剂也闻不到异味。街道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可回收、不可回收，瓶子、纸张，清晰无误。路上花草繁多，树木繁茂，落叶、纸屑及时扫除。每一个社区里，每一栋组屋下，垃圾车按时来分类、回收、运走。
我很好奇，新加坡是怎么驯化这只不断抢占、侵蚀城市的巨兽的？花园城市与工业化、现代化为何能如此并行不悖？访学的三个月，我边观察边展开系列采访，试图一探究竟。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夫人一本《寂静的春天》列举了大量环境污染事实，环保意识和运动兴起。那时的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人口稠密，人们生活艰苦，卫生条件恶劣。
1965年，新加坡无奈独立。建国之初，战战兢兢，危机四伏。环境更是不堪入目，垃圾遍野、道路又脏又臭，棚户区林立、蚊虫肆虐。三分之二的人住在贫民窟里，人均收入不到512美元。人们温饱都成问题，谁有心思去管环境，去思考垃圾？
小国寡民，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新加坡以何生存、发展？在《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历史》一书中，李光耀讲述了他的规划，“独立后，新加坡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第三世界中鹤立鸡群的方法，那就是打造一个干净、绿色的新加坡。”
环境保护问题从来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尤其是面对经济发展的急迫性和利益的诱惑时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带动新加坡全面建设，工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各种工业垃圾陡增。
1972年，美国的梅多斯发布了《增长的极限》报告，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5项基本因素的增长，全球增长将于21世纪的某个节点达到极限。报告一出，争议鹊起，一时间人们感觉未来命运阴云密布。
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正式成立了环境部。政府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环境目标。
“我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坦言。可以说，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有深深的危机感，而危机感又决定了李光耀对新加坡长久发展的规划，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先发展再治理的模式。
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及欲望的不断增长，垃圾如影随形，垃圾巨兽亦步亦趋。回收利用、焚烧和填埋是城市打怪的主要手段。
1996年，新加坡出台新的垃圾收集法，在每座新建组屋中和有条件进行改造的组屋设置中央垃圾收集槽，收集生活垃圾，垃圾丢入垃圾箱后将自动被压缩入垃圾收集桶内，密封运走。
2001年，新加坡的组屋、有地住宅、商店等垃圾的收集、运输产业全部实行私有化，SembWaste、VeoliaES、Colex和800super四家公司中标后全面接管垃圾处理。
2007年，《新加坡产品包装协定》全国推行，商店使用更小更少、可再循环材料作为包装，同时每个小区投入分类垃圾箱，由垃圾收集公司回收，今有生活垃圾回收公司400多家。
2014年，新建的组屋设置新型中央垃圾收集槽，回收槽伸入每家每户，上门回收、焚烧、填埋，每一步都在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严谨而有效地设计、执行。
目前新加坡的工业和商业垃圾中，99%的建筑及拆卸废料、97%的工业铁渣和有色金属、77%的木料、54%的废纸、48%的园艺业垃圾和11%的塑料都已实现回收利用，总体回收再利用率高达61%。
可喜的数据与其说来自每家每户的合作，不如说是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回收工作细致到每家每户及其厨房。
马里士他社区的Giffard大厦里，住了20多年的Willie自豪地展示组屋改造时新建的垃圾回收槽，就在厨房左侧，30厘米长25厘米宽的银色盖子，拉开盖子，厨余垃圾就可往里面倒，“简单方便，垃圾袋都省了。”从客厅到三个房间，除了洗手间，只有餐厅里放着一个垃圾桶，桶里并无垃圾。
组屋楼下设置着纸张、塑料、玻璃可回收垃圾箱，社区也会给每家每户发垃圾回收塑料袋，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人上门回收。偶尔，也会有组织在社区里展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然而，楼下衣物、纸皮的垃圾箱经常空空如也，Willie说原因很简单，“现在每层楼的楼梯口甚至每家每户都有垃圾槽，全部垃圾倒下去，太方便了。” 我离开的时候Willie追出来补充了一句，“其实，政府做得够多了，分类、回收都有很详细的指引，只是我们新加坡人太喜欢方便了，一倒什么都了事了。”
太喜欢方便，太懒了，这导致了生活垃圾的回收中，从2004年的18%回收率到2016年，12年间也只提升到了21%。
“我们知道很难让市民自觉持续地回收，只能不断地设置各种条件和设施，让回收更方便。”不止一个环境局官员如此抱怨。无法坐视“垃圾围城”的危险日益临近，多方考察研究后，新加坡借鑒了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以焚烧为主。
“其实，垃圾焚烧是目前较好的垃圾处理方式，一来它能尽最大可能地减小垃圾的体积，减轻填埋负担，二来它能产生热，热能可回收或转换为电能。”曾负责胜诺哥、大士南焚化厂，在废物与资源管理领域工作了19年的环境局总工程师李友明说。 楼下，VeoliaES的垃圾车正好装载完毕，拉着垃圾前往焚烧厂。为此，住家需每月向它们支付垃圾收运费。组屋、有地住宅、商店、企业收运费的标准各有不同，但都与水费、电费一起缴纳。
李友明介绍，新加坡现有4家焚化厂。第一家垃圾焚化厂乌鲁班丹在1979年设立，运作期间，垃圾运输车密封性不好，有臭味散出，曾有投诉，此后引进德国技术，设备也不断得到完善。
最大的焚烧厂大士南焚化厂给我分享了他们的焚烧过程和废水、废气、废料处理方式。焚烧厂设有中央控制室，通过数字控制系统监控焚烧各个环节。运来的生活垃圾先是被倒入30多米深的卸料槽，大型抓斗将垃圾送进熔炉中焚烧，生活垃圾含水量大，焚烧温度需控制在850-1000℃；焚烧中产生的水蒸气则会通过蒸汽涡轮发电机进行发电。
“大士南焚化厂每天可以发电1600兆瓦，其中20%自用，80%可以输入电网。四个焚化发电站出来的电力，能提供了全国2%-3%的电力。剩下的废水会经过初步处理后送污水处理厂。”
至于人们最担忧的废气也有三个步骤处理：先是高压静电除尘器过滤掉约90%的粉尘，再是注射熟石灰粉来处理氯化氢和二氧化硫，最后使用催化剂分解二噁英。
“新加坡所有垃圾焚烧厂都配备了二次污染控制系统，废气排放量法律许可的极限值为1%，二噁英含量少于01.微克/立方米，粉尘少于5微克/立方米。我们24小时检测废弃排放量和二噁英含量，检测报告全部对公众开放。”李友明解释，焚烧厂都远离居民楼，而且焚烧厂从来无烟无味，民众和舆论都能理解和接受。
经过焚烧处理，垃圾的体积将缩小90%。不可焚烧的垃圾以海运方式转移到距离新加坡本岛以南约8公里的实马高岛。
从新加坡本岛出发，乘船只需要20分鐘，我就来到了实马高岛。实马高岛由旧实马高岛和锡京岛衔接组成，也是世界首个主要采用无机废料，即来自新加坡四个垃圾焚化场的灰烬，连接建成的小岛，日填埋量约2000吨。
远远看去，小岛被植被包围，李友明介绍，那是特意种的几百亩红树林，“红树林对海水水质极为敏感，如果海水受到污染，就会有大片红树林死亡。我们特意种上了来检测安全。”
垃圾转运站在锡金岛上，这是一座厂房式的浅蓝色建筑，五六层楼高，四五十米宽，运送垃圾的船可以直接驶入转运站内。焚烧后的垃圾灰和垃圾碎末混合一起倒入转运站的填埋坑，压路机进行压实并盖上30厘米厚的泥土，打成坚硬的块状，运到垃圾填埋区。
填埋区被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小区，填埋前先封闭水道，防止垃圾外溢，然后将海水抽干，再开始埋置。填埋后上面铺上泥土，种上棕榈树或者其他植物。我们路过旧的填埋区，那已经成了公园，新的也野草繁茂。宣传资料称，这里有70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其中还包括珍稀物种大嘴鹭、马来西亚环颈鸻。
“水域四周的堤坝都添加防透膜和黏土，确保垃圾填埋物不会渗透进海中，”李友明解释，工作人员会每月取样监测岛周边海域的水质，“濒临灭绝的中国白海豚经常出现在附近的海域里。”
“起初也有环保组织担心它会污染海水影响生态系统，但你看那么久过去了，监测数据没有问题，岛上的生态环境也没有遭到破坏。这里还有鱼塘，养的鱼直供澳大利亚，好贵，我都吃不起。”
填埋场没有成堆的垃圾，没有异味，没有苍蝇围绕，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小农场、鱼塘、红树林，群鸟阵阵，凉风习习，可漫步、垂钓、野餐、观鸟，好一个舒适的旅游景区，若不是远处厂房式建筑和运作中的垃圾车、压实机，几乎没有任何垃圾填埋场的痕迹。
综合活用垃圾填埋场不是新鲜事，日本就把垃圾场改建成如今的关西国际机场。但把垃圾填埋场变成生态环境旅游景区，也只有新加坡了。
新加坡最大的约束是土地，填埋需要大量的土地做支撑，必然不是新加坡能承担的。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才是王道。
在新加坡，很容易发现，无处不在的除了蓝天、绿树、各样回收垃圾箱，还有各种罚款告示。
公路上乱扔烟蒂，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攀花折木、破坏草坪、驾驶冒黑烟的车辆都要罚款；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仍可以看到“乱扔垃圾最高罚款1万新元”的告示。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新加坡的骄傲之一，这也是新加坡驯服垃圾巨兽一大法宝，这些法律法规对新加坡垃圾的收集及处理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并对违反者出台了罚款、鞭刑、坐牢等严厉惩罚。建筑垃圾需要专门处理，否则罚款；商场需每年制定垃圾减量计划，并提交政府，否则罚款，未完成的也要罚款。
惩罚不仅对企业，也罚个人，有些执法之严厉到了“不近人情”地步。追溯起来，建国之初，新加坡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都不尽如人意。环境法推出之初，市民并不当回事，照样乱扔乱丢。
剑桥大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性格极严谨，他深知法律的约束和警惕作用，他本人构思并强力推行，从严执法：首次乱丢垃圾者，罚款1000新元；第二次被控乱丢垃圾者，罚款2000新元；而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最高罚款5000新元。2014年2月17日，新加坡国会通过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罚款将从5000新元增加至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4.81万元）。
同时推出的还有“垃圾虫劳改法令”，乱丢垃圾的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此外，新加坡把禁止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等都写入法律，制定了罚款标准。
严厉的惩罚使民众不敢冒险顶风作案，约束立竿见影。
有人调侃，新加坡的花园城市是罚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不文明行为，以依法治理，金钱惩罚及进行道德谴责，或许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得以快速提高，公序良俗良好的一大法宝。
确实，严厉的惩罚下，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跨越过程中，新加坡并不曾以牺牲本国或周边环境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发展，快速打造了花园城市，这难能可贵。
新加坡，一个700多平方公里的花园城市，500多万的人口，每天产生垃圾约21000吨，人均日产垃圾7.6斤，但是，这里垃圾不围城。
去过新加坡的人，几乎无不称赞新加坡的整洁和干净。从机场到商场，地面干净得发光。公共洗手间有足够的卫生纸，无需清新剂也闻不到异味。街道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可回收、不可回收，瓶子、纸张，清晰无误。路上花草繁多，树木繁茂，落叶、纸屑及时扫除。每一个社区里，每一栋组屋下，垃圾车按时来分类、回收、运走。
我很好奇，新加坡是怎么驯化这只不断抢占、侵蚀城市的巨兽的？花园城市与工业化、现代化为何能如此并行不悖？访学的三个月，我边观察边展开系列采访，试图一探究竟。
挑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夫人一本《寂静的春天》列举了大量环境污染事实，环保意识和运动兴起。那时的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人口稠密，人们生活艰苦，卫生条件恶劣。
1965年，新加坡无奈独立。建国之初，战战兢兢，危机四伏。环境更是不堪入目，垃圾遍野、道路又脏又臭，棚户区林立、蚊虫肆虐。三分之二的人住在贫民窟里，人均收入不到512美元。人们温饱都成问题，谁有心思去管环境，去思考垃圾？
小国寡民，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新加坡以何生存、发展？在《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历史》一书中，李光耀讲述了他的规划，“独立后，新加坡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第三世界中鹤立鸡群的方法，那就是打造一个干净、绿色的新加坡。”
环境保护问题从来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尤其是面对经济发展的急迫性和利益的诱惑时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带动新加坡全面建设，工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各种工业垃圾陡增。
1972年，美国的梅多斯发布了《增长的极限》报告，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5项基本因素的增长，全球增长将于21世纪的某个节点达到极限。报告一出，争议鹊起，一时间人们感觉未来命运阴云密布。
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正式成立了环境部。政府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环境目标。
“我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坦言。可以说，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有深深的危机感，而危机感又决定了李光耀对新加坡长久发展的规划，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先发展再治理的模式。
回收
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及欲望的不断增长，垃圾如影随形，垃圾巨兽亦步亦趋。回收利用、焚烧和填埋是城市打怪的主要手段。
1996年，新加坡出台新的垃圾收集法，在每座新建组屋中和有条件进行改造的组屋设置中央垃圾收集槽，收集生活垃圾，垃圾丢入垃圾箱后将自动被压缩入垃圾收集桶内，密封运走。
2001年，新加坡的组屋、有地住宅、商店等垃圾的收集、运输产业全部实行私有化，SembWaste、VeoliaES、Colex和800super四家公司中标后全面接管垃圾处理。
2007年，《新加坡产品包装协定》全国推行，商店使用更小更少、可再循环材料作为包装，同时每个小区投入分类垃圾箱，由垃圾收集公司回收，今有生活垃圾回收公司400多家。
2014年，新建的组屋设置新型中央垃圾收集槽，回收槽伸入每家每户，上门回收、焚烧、填埋，每一步都在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严谨而有效地设计、执行。
目前新加坡的工业和商业垃圾中，99%的建筑及拆卸废料、97%的工业铁渣和有色金属、77%的木料、54%的废纸、48%的园艺业垃圾和11%的塑料都已实现回收利用，总体回收再利用率高达61%。
可喜的数据与其说来自每家每户的合作，不如说是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回收工作细致到每家每户及其厨房。
马里士他社区的Giffard大厦里，住了20多年的Willie自豪地展示组屋改造时新建的垃圾回收槽，就在厨房左侧，30厘米长25厘米宽的银色盖子，拉开盖子，厨余垃圾就可往里面倒，“简单方便，垃圾袋都省了。”从客厅到三个房间，除了洗手间，只有餐厅里放着一个垃圾桶，桶里并无垃圾。
组屋楼下设置着纸张、塑料、玻璃可回收垃圾箱，社区也会给每家每户发垃圾回收塑料袋，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人上门回收。偶尔，也会有组织在社区里展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然而，楼下衣物、纸皮的垃圾箱经常空空如也，Willie说原因很简单，“现在每层楼的楼梯口甚至每家每户都有垃圾槽，全部垃圾倒下去，太方便了。” 我离开的时候Willie追出来补充了一句，“其实，政府做得够多了，分类、回收都有很详细的指引，只是我们新加坡人太喜欢方便了，一倒什么都了事了。”
太喜欢方便，太懒了，这导致了生活垃圾的回收中，从2004年的18%回收率到2016年，12年间也只提升到了21%。
焚烧
“我们知道很难让市民自觉持续地回收，只能不断地设置各种条件和设施，让回收更方便。”不止一个环境局官员如此抱怨。无法坐视“垃圾围城”的危险日益临近，多方考察研究后，新加坡借鑒了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以焚烧为主。
“其实，垃圾焚烧是目前较好的垃圾处理方式，一来它能尽最大可能地减小垃圾的体积，减轻填埋负担，二来它能产生热，热能可回收或转换为电能。”曾负责胜诺哥、大士南焚化厂，在废物与资源管理领域工作了19年的环境局总工程师李友明说。 楼下，VeoliaES的垃圾车正好装载完毕，拉着垃圾前往焚烧厂。为此，住家需每月向它们支付垃圾收运费。组屋、有地住宅、商店、企业收运费的标准各有不同，但都与水费、电费一起缴纳。
李友明介绍，新加坡现有4家焚化厂。第一家垃圾焚化厂乌鲁班丹在1979年设立，运作期间，垃圾运输车密封性不好，有臭味散出，曾有投诉，此后引进德国技术，设备也不断得到完善。
最大的焚烧厂大士南焚化厂给我分享了他们的焚烧过程和废水、废气、废料处理方式。焚烧厂设有中央控制室，通过数字控制系统监控焚烧各个环节。运来的生活垃圾先是被倒入30多米深的卸料槽，大型抓斗将垃圾送进熔炉中焚烧，生活垃圾含水量大，焚烧温度需控制在850-1000℃；焚烧中产生的水蒸气则会通过蒸汽涡轮发电机进行发电。
“大士南焚化厂每天可以发电1600兆瓦，其中20%自用，80%可以输入电网。四个焚化发电站出来的电力，能提供了全国2%-3%的电力。剩下的废水会经过初步处理后送污水处理厂。”
至于人们最担忧的废气也有三个步骤处理：先是高压静电除尘器过滤掉约90%的粉尘，再是注射熟石灰粉来处理氯化氢和二氧化硫，最后使用催化剂分解二噁英。
“新加坡所有垃圾焚烧厂都配备了二次污染控制系统，废气排放量法律许可的极限值为1%，二噁英含量少于01.微克/立方米，粉尘少于5微克/立方米。我们24小时检测废弃排放量和二噁英含量，检测报告全部对公众开放。”李友明解释，焚烧厂都远离居民楼，而且焚烧厂从来无烟无味，民众和舆论都能理解和接受。
经过焚烧处理，垃圾的体积将缩小90%。不可焚烧的垃圾以海运方式转移到距离新加坡本岛以南约8公里的实马高岛。
填埋
从新加坡本岛出发，乘船只需要20分鐘，我就来到了实马高岛。实马高岛由旧实马高岛和锡京岛衔接组成，也是世界首个主要采用无机废料，即来自新加坡四个垃圾焚化场的灰烬，连接建成的小岛，日填埋量约2000吨。
远远看去，小岛被植被包围，李友明介绍，那是特意种的几百亩红树林，“红树林对海水水质极为敏感，如果海水受到污染，就会有大片红树林死亡。我们特意种上了来检测安全。”
垃圾转运站在锡金岛上，这是一座厂房式的浅蓝色建筑，五六层楼高，四五十米宽，运送垃圾的船可以直接驶入转运站内。焚烧后的垃圾灰和垃圾碎末混合一起倒入转运站的填埋坑，压路机进行压实并盖上30厘米厚的泥土，打成坚硬的块状，运到垃圾填埋区。
填埋区被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小区，填埋前先封闭水道，防止垃圾外溢，然后将海水抽干，再开始埋置。填埋后上面铺上泥土，种上棕榈树或者其他植物。我们路过旧的填埋区，那已经成了公园，新的也野草繁茂。宣传资料称，这里有70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其中还包括珍稀物种大嘴鹭、马来西亚环颈鸻。
“水域四周的堤坝都添加防透膜和黏土，确保垃圾填埋物不会渗透进海中，”李友明解释，工作人员会每月取样监测岛周边海域的水质，“濒临灭绝的中国白海豚经常出现在附近的海域里。”
“起初也有环保组织担心它会污染海水影响生态系统，但你看那么久过去了，监测数据没有问题，岛上的生态环境也没有遭到破坏。这里还有鱼塘，养的鱼直供澳大利亚，好贵，我都吃不起。”
填埋场没有成堆的垃圾，没有异味，没有苍蝇围绕，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小农场、鱼塘、红树林，群鸟阵阵，凉风习习，可漫步、垂钓、野餐、观鸟，好一个舒适的旅游景区，若不是远处厂房式建筑和运作中的垃圾车、压实机，几乎没有任何垃圾填埋场的痕迹。
综合活用垃圾填埋场不是新鲜事，日本就把垃圾场改建成如今的关西国际机场。但把垃圾填埋场变成生态环境旅游景区，也只有新加坡了。
惩罚
新加坡最大的约束是土地，填埋需要大量的土地做支撑，必然不是新加坡能承担的。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才是王道。
在新加坡，很容易发现，无处不在的除了蓝天、绿树、各样回收垃圾箱，还有各种罚款告示。
公路上乱扔烟蒂，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攀花折木、破坏草坪、驾驶冒黑烟的车辆都要罚款；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仍可以看到“乱扔垃圾最高罚款1万新元”的告示。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新加坡的骄傲之一，这也是新加坡驯服垃圾巨兽一大法宝，这些法律法规对新加坡垃圾的收集及处理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并对违反者出台了罚款、鞭刑、坐牢等严厉惩罚。建筑垃圾需要专门处理，否则罚款；商场需每年制定垃圾减量计划，并提交政府，否则罚款，未完成的也要罚款。
惩罚不仅对企业，也罚个人，有些执法之严厉到了“不近人情”地步。追溯起来，建国之初，新加坡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都不尽如人意。环境法推出之初，市民并不当回事，照样乱扔乱丢。
剑桥大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性格极严谨，他深知法律的约束和警惕作用，他本人构思并强力推行，从严执法：首次乱丢垃圾者，罚款1000新元；第二次被控乱丢垃圾者，罚款2000新元；而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最高罚款5000新元。2014年2月17日，新加坡国会通过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罚款将从5000新元增加至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4.81万元）。
同时推出的还有“垃圾虫劳改法令”，乱丢垃圾的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此外，新加坡把禁止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等都写入法律，制定了罚款标准。
严厉的惩罚使民众不敢冒险顶风作案，约束立竿见影。
有人调侃，新加坡的花园城市是罚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不文明行为，以依法治理，金钱惩罚及进行道德谴责，或许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得以快速提高，公序良俗良好的一大法宝。
确实，严厉的惩罚下，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跨越过程中，新加坡并不曾以牺牲本国或周边环境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发展，快速打造了花园城市，这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