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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听报告是家常便饭。广播一通知，大家就到操场集合，席地而坐听报告。记得有一次全市的少先队活动，我们徒步走到五四大街北大红楼广场，只见黑压压坐满了几千人，也听不清讲了些什么，听到宣布散会，大家就稀里糊涂地退场了。
印象最深的是中苏友好协会组织的报告，讲课人除了苏联专家，还有我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专家学者。他们带来了生产建设第一线的最新消息，讲得我们这些少年心潮澎湃，一个个立志要早日参加祖国建设（为此，我班大约有一半同学放弃了直升师大附中高中学部，报考了中专学校）。有一次专家讲到克拉玛依油田人才奇缺，当场就有两个同学站起来表示要奔赴油田第一线。后来王文宝、潘民德等报考了钢铁专业的中等学校，李金峰等报考了石油专业学校，他们分别在钢铁企业和石油企业工作了一辈子。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后来又对儿童教育很感兴趣。初三，正是考虑未来职业的时候，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是想早点参加祖国建设。我清楚地记得《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了一篇《共青团员去当小学教师》的社论。我二话没说，立刻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当时教导处有一位老教师好意地找我谈话：“你学习成绩很好，为什么不报考本校高中呢？太可惜啦！”我诚恳地对老师说：“现在国家太缺少小学教师了，我很想去做一名优秀教师……”
根据政策，学校决定保送我去北京师范学校，但是我仍然坚持复习功课，要考试升学，还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名优秀的教师，绝不做半瓶子醋的教师。”
这时候，离全市统一考试仅有一周时间了，我的决心毫不动摇，在报名表上的6个志愿栏里，全部填上北京师范学校，然后抓紧复习，参加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真要感谢母校给我打下的牢固的学习基础。
考上北京师范学校以后，我非常高兴，连续两年回到母校师大附中，向应届毕业生“作报告”，告诉大家祖国多么需要小学教师，自己为什么要当小学教师，还介绍北京师范学校是一个培养教师的摇篮。这样，在新的师弟师妹中，每年都有几位是自愿当小学教师的师大附中畢业生。
由于师大附中教育质量高，我们班同学毕业后出现几多：一是在清华、北大等名牌学校当教授、在重点企业做骨干的比较多;二是在化学行业工作的比较多（因为初中班主任钱芳和高中班主任尚兴久都教化学，影响了学生的选择）;三是报考中专的比较多，都想早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岗位。
我们初三（1）班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班集体，即使在暑假的七八月份，也有大量的活动。记得1953年7月31日在北海开班会，三位班主任都到会了。我们还召开支部委员会，看望生病的同学，找考上其他学校的同学谈心等。
同学们毕业后上了不同的学校，后来被分配到祖国各地。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距离远的有几千公里。
当时，联系最密切的是杨光河，他和我都是小个子，坐在第一排。我们俩又都是美术爱好者，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少年之家举办的美术大赛。记得我们参赛的作品都是来自生活：他画的是《电动机转了》（描绘物理课上自己装的电动机，通电之后转动起来，大家欢乐的状态），我画的是《接老师来上课》（描绘的是下雨了，课代表拿着雨伞，到办公室接老师来上课），画得都很好，估计都能得奖。但是我不小心把画掉在地上，还踩脏了，又没有时间重新画。在北海公园少年之家公布比赛结果那天，我陪杨光河去了。他获得了一等奖，我也很高兴。
从此，杨光河的信心倍增，初中毕业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后来上了美院，我们就中断了联系。30年后，同班的刘仲唐多次找杨光河合作一件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才知道他当年成了“右派”，心情一直不好。听说他被划为“右派”那些年，只许画病理解剖图。最近我看报纸介绍：80岁高龄的美术家杨光河举办讲座、画展。我想他应该早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吧。
我的好朋友何震——在东铁匠胡同小学的四年级同学，我俩一起考上二附小，又一起保送师大附中。他是烈士子弟，不幸也被列入“右派”，直到20年后才摘掉“右派”帽子，后来在一所石油院校负责电教馆工作，退休后住在秦皇岛。有一年我带妻子、孩子到秦皇岛游玩，还在他家住了几天，聊起那些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初中毕业，实际上很多人就开始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初三对很多人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该认真地、有计划地指导年轻人进行人生规划。因为，在初三那一年，在决定人生选择的时候，学生们只有十五六岁，没有人生经验，还不能独立地作出判断。
毕竟，选择职业是一辈子的事情，选择发展方向应该尽可能与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力、爱好等相适应，对于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挫折、如何应对，也应该有一些思想准备。
（责 编 再 澜）
印象最深的是中苏友好协会组织的报告，讲课人除了苏联专家，还有我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专家学者。他们带来了生产建设第一线的最新消息，讲得我们这些少年心潮澎湃，一个个立志要早日参加祖国建设（为此，我班大约有一半同学放弃了直升师大附中高中学部，报考了中专学校）。有一次专家讲到克拉玛依油田人才奇缺，当场就有两个同学站起来表示要奔赴油田第一线。后来王文宝、潘民德等报考了钢铁专业的中等学校，李金峰等报考了石油专业学校，他们分别在钢铁企业和石油企业工作了一辈子。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后来又对儿童教育很感兴趣。初三，正是考虑未来职业的时候，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是想早点参加祖国建设。我清楚地记得《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了一篇《共青团员去当小学教师》的社论。我二话没说，立刻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当时教导处有一位老教师好意地找我谈话：“你学习成绩很好，为什么不报考本校高中呢？太可惜啦！”我诚恳地对老师说：“现在国家太缺少小学教师了，我很想去做一名优秀教师……”
根据政策，学校决定保送我去北京师范学校，但是我仍然坚持复习功课，要考试升学，还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名优秀的教师，绝不做半瓶子醋的教师。”
这时候，离全市统一考试仅有一周时间了，我的决心毫不动摇，在报名表上的6个志愿栏里，全部填上北京师范学校，然后抓紧复习，参加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真要感谢母校给我打下的牢固的学习基础。
考上北京师范学校以后，我非常高兴，连续两年回到母校师大附中，向应届毕业生“作报告”，告诉大家祖国多么需要小学教师，自己为什么要当小学教师，还介绍北京师范学校是一个培养教师的摇篮。这样，在新的师弟师妹中，每年都有几位是自愿当小学教师的师大附中畢业生。
由于师大附中教育质量高，我们班同学毕业后出现几多：一是在清华、北大等名牌学校当教授、在重点企业做骨干的比较多;二是在化学行业工作的比较多（因为初中班主任钱芳和高中班主任尚兴久都教化学，影响了学生的选择）;三是报考中专的比较多，都想早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岗位。
我们初三（1）班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班集体，即使在暑假的七八月份，也有大量的活动。记得1953年7月31日在北海开班会，三位班主任都到会了。我们还召开支部委员会，看望生病的同学，找考上其他学校的同学谈心等。
同学们毕业后上了不同的学校，后来被分配到祖国各地。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距离远的有几千公里。
当时，联系最密切的是杨光河，他和我都是小个子，坐在第一排。我们俩又都是美术爱好者，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少年之家举办的美术大赛。记得我们参赛的作品都是来自生活：他画的是《电动机转了》（描绘物理课上自己装的电动机，通电之后转动起来，大家欢乐的状态），我画的是《接老师来上课》（描绘的是下雨了，课代表拿着雨伞，到办公室接老师来上课），画得都很好，估计都能得奖。但是我不小心把画掉在地上，还踩脏了，又没有时间重新画。在北海公园少年之家公布比赛结果那天，我陪杨光河去了。他获得了一等奖，我也很高兴。
从此，杨光河的信心倍增，初中毕业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后来上了美院，我们就中断了联系。30年后，同班的刘仲唐多次找杨光河合作一件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才知道他当年成了“右派”，心情一直不好。听说他被划为“右派”那些年，只许画病理解剖图。最近我看报纸介绍：80岁高龄的美术家杨光河举办讲座、画展。我想他应该早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吧。
我的好朋友何震——在东铁匠胡同小学的四年级同学，我俩一起考上二附小，又一起保送师大附中。他是烈士子弟，不幸也被列入“右派”，直到20年后才摘掉“右派”帽子，后来在一所石油院校负责电教馆工作，退休后住在秦皇岛。有一年我带妻子、孩子到秦皇岛游玩，还在他家住了几天，聊起那些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初中毕业，实际上很多人就开始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初三对很多人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该认真地、有计划地指导年轻人进行人生规划。因为，在初三那一年，在决定人生选择的时候，学生们只有十五六岁，没有人生经验，还不能独立地作出判断。
毕竟，选择职业是一辈子的事情，选择发展方向应该尽可能与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力、爱好等相适应，对于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挫折、如何应对，也应该有一些思想准备。
（责 编 再 澜）